1521年，一個名叫朱厚熜的少年意外地被推上了大明王朝的權(quán)力巔峰。他并非皇室嫡長子，也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國之君。然而，命運的巨輪卻在他14歲那年戛然轉(zhuǎn)向。他從一個偏遠藩王，一躍成為大明王朝的第九位皇帝——嘉靖。嘉靖，這個名字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是《大明王朝1566》中那位神秘莫測、掌控朝局的幕后高手，是《明朝那些事兒》中展現(xiàn)非凡權(quán)謀智慧的統(tǒng)治者，更是《萬歷十五年》中影響明朝歷史走向的關鍵人物。然而，正是這位在影視與書中被反復演繹的帝王，在其充滿戲劇性的政治生涯中，卻遭遇了一場至今仍被歷史學家們反復剖析的風波——“大禮議”。

年輕的皇帝朱厚熜以藩王之身入繼大統(tǒng)，卻在登基之初便遭遇了來自朝廷舊臣的巨大阻力。這場被后人稱為“認爹風波”的事件，表面上看似是關于皇帝親生父母尊號的禮儀之爭，實則是一場關乎皇帝與文官集團權(quán)力、傳統(tǒng)與變革的激烈博弈。以楊廷和為首的內(nèi)閣重臣，為何會在一個看似簡單的禮儀問題上寸步不讓？他們堅守的究竟是傳統(tǒng)禮制的尊嚴，還是試圖借此維護舊有的權(quán)力格局？年輕的嘉靖皇帝根基未穩(wěn)，卻一步步在這場與舊臣集團的博弈中占據(jù)上風。他究竟是如何在禮制的外衣下化解危機，甚至將這場風波轉(zhuǎn)化為鞏固自身皇權(quán)的契機？

以下為浙江大學教授、《大禮議：嘉靖帝的禮制改革與皇權(quán)重塑》作者尤淑君同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張海英以及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后、助理研究員闕海的對談文字整理稿，他們圍繞“嘉靖皇帝的禮法困境與權(quán)力博弈”這一問題展開了討論。

對談現(xiàn)場

“父與父”之爭：嘉靖皇帝的繼位風波

闕海：今天我們要談談《大禮議》，這本書的主角是明代的嘉靖皇帝，很多人都看過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電視劇里主角其實只有一個人，就是嘉靖皇帝。這個時候的嘉靖已經(jīng)處在中老年的階段，以道君皇帝的形象出現(xiàn)在了電視劇中。但我們知道，一個人的青年時代對他一生的影響都非常大。我就有一個疑問想請問尤老師，大禮議就發(fā)生在嘉靖青年時代，這對他后來去修道有什么影響嗎？

尤淑君：謝謝您的問題。我也特別喜歡看《大明王朝1566》。很可惜的是，我已經(jīng)寫完這本書之后，大陸才出的這部電視劇。寫作碩士論文的當時，我很困惑，為什么嘉靖皇帝他在位的前半期，非常地勵精圖治，但在位的后半期卻就擺爛躺平，只顧著修道、撰寫青詞。我曾經(jīng)思考過這個問題，我想嘉靖皇帝尊崇父母的心愿已了，可能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可能是嘉靖皇帝自身健康不好，再加上他本人遭受的挫折其實挺多的，首先是父親早逝，母親又亡故，再是兒子們一個接一個地早夭，所以嘉靖皇帝擔憂自己會不會也走上正德皇帝的路，也要斷子絕孫。這樣的恐懼，使嘉靖皇帝后來沉迷于道教，想辦法吃仙丹長生，或者想辦法向道士索求一些強身健體的房中術(shù)之類，就是為了要生子，延續(xù)自己的皇位。當然，在這個修仙的過程中，明代宮廷會耗費非常多的費用。關于宮廷開銷的部分，要請教張海英老師。

張海英：其實這在我們講課中是非常嚴肅的一個課題，因為大禮議是嘉靖時期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待會大家可以聽到，尤老師會把這個事情給梳理得非常清楚。把深奧的歷史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講給大家聽是很不容易的，希望今天的讀書會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

尤淑君：簡單來說，大禮議涉及明代皇統(tǒng)接續(xù)及其相對應的禮教論爭。大禮議的背景，就是正德皇帝斷子絕孫，又沒有兄弟，無人繼承皇位，所以內(nèi)閣首輔楊廷和等人就要想辦法找皇位繼承人。他們依照明太祖朱元璋所寫的《皇明祖訓》，在“父死子繼”沒有辦法達成的情況下，應該要采用“兄終弟及”的這個原則，于是選定了在湖北安陸的興藩世子朱厚熜，由他來繼承皇位。

可是，問題就在于“兄終弟及”的“兄”是誰，“弟”又是誰。這就造成朱厚熜身份認定的曖昧，并延伸出大禮議一連串關于身份認定，關于宗法原則，關于君統(tǒng)與宗統(tǒng)區(qū)分的各種問題。這不完全只是一個禮學上的討論，因為它也會涉及嘉靖皇帝的繼位到底有沒有正當性，那如果嘉靖皇帝沒有正當性的時候，是不是其他的藩王也可以來挑戰(zhàn)皇帝的權(quán)威？那這樣不就禍起蕭墻了嗎？可能會導致內(nèi)亂，對嗎？這就是大禮議這個事件。當然，大禮議事件，包含了很多人的因素，譬如以楊廷和為首的內(nèi)閣大臣，他們就主張“濮議論”，所謂的“濮議”實際上是北宋的宋英宗過繼宋仁宗、即皇帝位之后，想要推崇自己的生父濮王，所以叫“濮議”。

那楊廷和選擇宋代濮議論的原因，就是希望嘉靖皇帝朱厚熜可以仿照宋英宗的例子，認明孝宗為皇考。但朱厚熜認為《武宗遺詔》所寫的是讓我來繼皇帝位，所以《武宗遺詔》既然已經(jīng)認定我是皇帝了，那我繼位的正當性就不是來自明孝宗，而是來自我的父親，也就是“兄終弟及”之下的“兄”是明孝宗朱祐樘，而“弟”是興獻王朱祐杬。這自然會出現(xiàn)身份認定的不同，就產(chǎn)生了很大的沖突。這樣的沖突第一階段是以嘉靖三年的“左順門事件”為終點，不只杖死了17名官員，也流放或貶謫了許多官員，損害了明代的政治文化，使大禮議出現(xiàn)了一個轉(zhuǎn)折點，導致后來圍繞著興獻帝的身份、他的宗法地位、應該怎么去祭祀他等問題，陸續(xù)有一連串的討論，直到嘉靖二十四年朱祐杬以睿宗身份、入祔太廟為止。此時，嘉靖皇帝終于實現(xiàn)了他的愿望，這也是我們所說的大禮議的簡單情況，謝謝。

《大禮議：嘉靖帝的禮制改革與皇權(quán)重塑》

張海英：其實嘉靖皇帝也許是真的想要尊他的父親，但更重要的是皇權(quán)不容被內(nèi)閣挑戰(zhàn)，因為內(nèi)閣先說我是嗣皇帝，再說是兄終弟及，又要讓我認孝宗做父親。那這個事情不就變成了你們說什么就是什么嗎？就變成你挑戰(zhàn)我了。

闕海：嘉靖皇帝發(fā)現(xiàn)詔書問題的機會其實是非常偶然的，那楊廷和的詔書就有一個比較微妙的地方，請您再深入地為我們談一下這個詔書的問題。

尤淑君：楊廷和寫《武宗遺詔》的時間其實非常倉促，為什么？因為其實正德皇帝去世之后留下了一個爛攤子，紫禁城里面不但有大量的武官、掌握實權(quán)的宦官，還有一大堆閑雜人等。楊廷和面臨這樣的情況，不但要快速地選擇出皇位繼承人，還得想辦法把這些武官跟權(quán)宦給全部清除掉，然后還要把正德皇帝所帶來的閑雜人等驅(qū)逐出宮，時間非常倉促，所以等到他們內(nèi)閣大學士商討，要以“兄終弟及”的原則來選定朱厚熜的時候，沒有講清楚朱厚熜到底是以這個明孝宗的嗣子身份，還是以興獻王的長子身份來繼承皇位。當然，在《武宗遺詔》傳送的過程之中，也沒有人進一步去解釋。所以等到朱厚熜帶著自己的興藩舊僚抵達北京之后，馬上就發(fā)生了禮儀沖突。因為楊廷和他們希望朱厚熜以皇太子的身份進入到北京城、紫禁城，但朱厚熜覺得按照《武宗遺詔》的話，我本身就已經(jīng)是皇帝了，那我就應該從北京城與紫禁城中門進去，為什么要從偏門進去呢？從哪扇門進城這種事情，我們現(xiàn)代人來看，從哪個門進去重要嗎？很重要，因為這代表著你的什么？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權(quán)力。那如果嘉靖皇帝一開始名不正言不順的話，就很難去壓制這一些內(nèi)閣大學士，對吧？

我們大學里講這一段的時候，更多是從政治的角度來解讀，可能楊廷和沒想到詔書里面會有疏漏。他沒想到會有這么多彎彎繞，他就想得很理所當然，就是把朱厚熜過繼到孝宗名下去，然后以孝宗兒子的身份，來繼承這個皇位就可以了。沒想到嘉靖帝很有想法，也有他自己的個性。從政治的角度來說，他表面上是為父親在太廟里面爭這個位置，實際上他想樹立君主的絕對權(quán)威。這就涉及當時內(nèi)閣首輔楊廷和，他當時權(quán)力很大，但仍沒有后來的嚴嵩權(quán)力大。看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的時候，劇里的嚴嵩就說過一句話：大明朝只有一個人能呼風喚雨，那就是皇上，只有一個人能遮風擋雨，那就是我。由此可見，經(jīng)過大禮議以后，內(nèi)閣首輔的權(quán)力發(fā)生了一些變化。

嘉靖帝

內(nèi)閣的“傀儡化”：嘉靖皇帝的權(quán)力游戲

闕海：大家其實也比較好奇，嘉靖帝通過大禮議這件事情做了很多政治上的工作。從楊廷和到嚴嵩，嘉靖皇帝對這些制度到底進行了怎樣的調(diào)整。我們先談內(nèi)閣的制度，怎么樣來集中這個權(quán)力？

明代的內(nèi)閣成員實際上撐死了就五品官，所以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是宰相。因為從明太祖廢相之后就嚴格規(guī)定，如果要是有人敢說要重新立丞相的話，那就不是我朱家子孫，那是奸臣，要當場擊殺。明代的內(nèi)閣本身處理很多政務，所有的信息都是從這個內(nèi)閣去走的，但是位階又很低。有點像我們這種現(xiàn)在的辦公室主任，位階不高，可權(quán)力很大，他得到很多的資訊，然后也知道皇帝的喜好是什么。

在嘉靖這么長的統(tǒng)治時間之中，他大概有12位內(nèi)閣首輔，那其中就是以楊廷和、張璁、夏言、嚴嵩4位權(quán)力是最大的，這4位也都是跟大禮議有關系的人。也就是說，嘉靖皇帝給予內(nèi)閣首輔非常大的權(quán)力，這種權(quán)力可以使內(nèi)閣首輔壓制百官，尤其是言官群體。這樣一來，內(nèi)閣首輔的定位，便從協(xié)調(diào)皇帝跟百官之間的辦公室主任，變成皇帝的打手。只要皇帝不滿意，他就跟這個內(nèi)閣首輔說我就要這么做，你想辦法去幫我協(xié)調(diào)，那如果協(xié)調(diào)不了，就派出錦衣衛(wèi)，相當簡單粗暴。

為了避免出現(xiàn)第二個楊廷和，嘉靖皇帝對于張璁、夏言、嚴嵩都分而治之。當他不滿意首輔的表現(xiàn)時，便會扶持內(nèi)閣的第二號人物（次輔），分去首輔的權(quán)力，使其互相競爭，達到互相制衡的效果。從大禮議長達24年的時間里，大家可以不斷地看到，這些禮制改革的過程看起來很煩瑣，但其實都是嘉靖皇帝來調(diào)整內(nèi)閣權(quán)力的名目。

張海英：關鍵在于內(nèi)閣制跟宰相這是截然不同的。明初朱元璋通過胡惟庸案把宰相廢除了，帶來的結(jié)果就是皇帝要直接面對六部，但因政務繁多，他也沒有辦法自己處理，所以慢慢到永樂帝的時候就建立內(nèi)閣。但內(nèi)閣首輔沒有宰相這種法定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它沒有法定的權(quán)力。最初內(nèi)閣首輔最高品階只有五品，后來又提升到三品。那么為什么后來好像內(nèi)閣權(quán)力很大，甚至跟以前的宰相一樣大，因為在內(nèi)閣兼職的這些人的品階比較高，內(nèi)閣首輔大都是各部尚書，是一品大員。我舉一個不太恰當?shù)睦樱热缯f我們學校要成立一個臨時小組，這個小組其實也就是科一級的，但是他領頭的兼職人員是處級以上的院長甚至副校長級的，那你說底下人會不會買他的賬？所以他工作起來就會很順。

但是矛盾的隱患也就在這個地方——他是沒有法定權(quán)力的。這個問題在嘉靖的時候還不是太明顯，但是到了萬歷年間，清算張居正改革時，給他的主要罪名之一是權(quán)相，他作為內(nèi)閣首輔，是沒有這些權(quán)力的，但是在改革的過程中他就直接命令六部，那六部憑什么聽他的？當大家沒有矛盾的時候，一切都是和諧的，而一旦有了利益沖突，特別當這種矛盾不可調(diào)和的時候，矛盾就出來了，這可能是當時非常主要的一個問題。

尤淑君：內(nèi)閣制度雖然沒有改變，但因為嘉靖皇帝大幅度地提升首輔的權(quán)力，就打破了各個內(nèi)閣大學士之間權(quán)力的平衡，以至于大家就想辦法，我要去兼一個吏部尚書、兼一個左都御史、兼一個禮部尚書，尤其是禮制改革的過程，會發(fā)現(xiàn)到禮部尚書的權(quán)力居然高于吏部尚書，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xiàn)象。也就是說，明朝積累了100多年的關于權(quán)力分配、人事安排的規(guī)則，基本上被打亂，這就是為什么從嘉靖朝之后的黨爭特別的厲害，就是因為本來的規(guī)則都不是規(guī)則了，我拿到權(quán)力就是規(guī)則。這就造成內(nèi)閣成員之間、六部之間互相爭斗。

張璁的“人情論”：禮制改革的“破局者”

闕海：還是把我們的時間線拉回到大禮議這個事情上來。我們會注意到楊廷和的詔書本身充滿漏洞，但當時楊廷和可能沒有注意，其他人沒打開看，但是一旦嘉靖皇帝入主紫禁城以后，一較真就出問題。第一個跳出來的人其實是明朝中下級的官僚張璁。他提了一個說法，叫“人情論”。

請我們解讀一下相對于濮議論來說，什么叫人情論？當時張璁是作為中下級官僚，是想通過這件事情來上位嗎？還是他自己本身堅持這樣的學術(shù)觀點？

尤淑君：好，首先這個張璁是浙江永嘉人，當時有個永嘉學派，是很重視現(xiàn)實的。那張璁提出人情論的觀點是，禮法雖是代表國家的綱紀，但是禮法應該要隨著時間流逝、政治現(xiàn)實、社會需求的不同而改變，不能一直固守禮法。

所以嘉靖皇帝遇到尊親的問題，張璁認為不能照搬宋代的濮議，應該要考慮到現(xiàn)實情況，支持嘉靖皇帝尊崇自己的生父，使得嘉靖皇帝覺得心里很溫暖，終于有人支持我，能看到我的需求。

張璁是不是標新立異，想要趁機上位呢？我覺得應該不是，張璁他應該也有自己的理想在里面。他當時只是一個觀政進士。就是說你到六部去做實習，去幫人家抄抄寫寫。如果把明朝想成一個公司，那張璁等于是一個實習生去對抗整個公司的CEO，也就是內(nèi)閣首輔楊廷和等人，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說張璁只是為了權(quán)力去下這樣的賭注，那風險太大了，更可能還是因為張璁自己的理想，所以寧可放棄考了好多年才考到的功名，也一定要提出人情論，說出自己的想法。這是我對張璁的了解，因為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在后來的一些禮制改革之中，他也堅持了自己的立場，反對嘉靖皇帝的提議，使嘉靖皇帝勃然大怒，張璁也不愿退讓。

張海英：在傳統(tǒng)的對張璁的評價里面，認為他的學術(shù)信仰是偏后的，而他作為少壯派上位的心理比較突出。他們支持嘉靖皇帝最主要的一個倫理支撐就是“孝”，百善孝為先。那我做了皇帝，還叫我自己的父親為叔叔，這叫什么孝？這一點在尤老師的書中有非常清晰的學術(shù)梳理。尤老師這本書非常珍貴的一點，就是它對于很多學界傳統(tǒng)的說法，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專業(yè)水準非常高。

闕海：潘多拉的這個魔盒一旦被打開，后面你就沒有辦法控制了。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xiàn)象，張璁首倡人情論以后，在時人都把他看作是小人，如果站在嘉靖皇帝的角度上，就是張璁這個人太想進步了，但是嘉靖皇帝在涉及另外一個問題，到底是給這個興獻皇立世室，還是建世廟這個問題上，張璁他就落后了。先請尤老師談一下，立世室和建世廟到底區(qū)別在哪里？

尤淑君：簡單來說，雖然它們只差一個字，但是它們的意義是完全不一樣的。世室在太廟里是百世不遷的位置，不管過幾代它都不會移動，它都不會被撤掉。世廟是皇帝自己個人給私親建立的家廟，沒有放入到太廟系統(tǒng)里面，是獨立在外的。等到嘉靖皇帝去世之后，祭祀興獻王的世廟這個家廟也要被撤廢。那區(qū)別當然很大。從來沒有做過一天皇帝的興獻王，根本沒有資格進入太廟，所以張璁知道嘉靖皇帝很希望能為興獻王建世室，但張璁堅決反對，并提出了替代方案，用建世廟的方式，成全嘉靖皇帝的孝心。張璁他最早從他非常想進步到現(xiàn)在不想進步，甚至還成了在嘉靖皇帝眼里的反動分子。就牽涉到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在這些波云詭譎變幻莫測的政治活動當中，一個人的立場其實很難永遠正確下去。要看誰來規(guī)定什么是正確，如果一直迎合皇帝，皇帝喜歡的才是正確，那你就會變成是史家所說的小人、權(quán)相。如果說你是儒家士大夫的角度去看什么是正確，那可能要做到像海瑞這樣的人才可以被稱為正確，對吧？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海瑞，“水至清則無魚”講的就是海瑞。當海瑞被罷官的時候，他的同事是放鞭炮慶祝的，這樣當官肯定會遇到很多困難。我覺得沒有人是絕對的黑或絕對的白，大家都是灰色的。就像是大家覺得嚴嵩是大貪官，但嚴嵩在正德朝的時候，他被稱為神童、書法大家甚至是能代表儒家士大夫氣節(jié)的高潔之人，那等到他在嘉靖朝再復出的時候，反而就變成奸臣貪官的形象了。可能是嚴嵩的窮日子過得太久了，這跟嚴嵩后期專權(quán)腐敗有很大的關系。由此可見，人真的是會變的。

張海英：嚴嵩一定是有才的，這一點不應該否認。否則他不可能第二次出山任首輔，可以從嘉靖27年一直做到嘉靖41年。嘉靖二十四年之前，整個內(nèi)閣首輔的更迭頻率非常高，基本上是一兩年換一人。到嘉靖24年更迭了21個人，這中間像夏言幾次進出，忽起忽落。一直到嘉靖27年，嚴嵩上位，內(nèi)閣首輔穩(wěn)定下來。所以我們一直講奴才，你不要光看“奴”，還要看到后面那個“才”字，如果沒有一點點才的話，光靠奴性，只能是一個低品位的打手，狗腿子。

嚴嵩是明代的案例，清代講得最多的是和珅。和珅也很有才的，精通多門語言，知識儲備量也非常大，而且他的心理學那是爐火純青的，對帝王心理的精準把握非他人所能及。所以我們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優(yōu)點跟缺點我們都要看到，不能一刀切。民間有這樣一句話，“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據(jù)說后來就被用來形容嚴嵩。“章”做形容詞是昭彰顯著的意思。

闕海：當群臣都開始反對嘉靖，開始造勢給他輿論壓力的時候，嘉靖皇帝采用了一個非常狠的暴力手段——導致了左順門事件。其實從明代一直就有毆打大臣、侮辱讀書人的習慣。想請兩位老師為我們介紹一下左順門事件，以及梳理一下這個明代的毆打大臣的情況。

尤淑君：左順門事件發(fā)生在嘉靖三年，這個時候其實楊廷和已經(jīng)被迫致仕，就是退休了。越來越多人倒向人情論，倒向嘉靖皇帝那一派。那也有一些人堅持楊廷和的立場，那其中最為支持這一主張的就是楊廷和的兒子楊慎。

楊慎是一個才子，而且他人緣非常好，所以他就召集了很多人一起去左順門那里去抗議。那這個抗議的場面非常的荒謬，100多人聚集在那邊哭天喊地、大吼大叫，嘉靖皇帝就覺得發(fā)生什么事怎么會這么嘈雜，然后才知道他們在抗議這個嘉靖皇帝想要尊崇生父這個事情。

嘉靖皇帝就派了宦官去勸說，你們的意見我知道了，那請你們先回去，我們之后再談。那大臣們就是堅持不肯回去在那里哭。在此之前也有好幾次大臣們都在左順門這邊集結(jié)，然后大家一起哭喊抗議，然后使得當時的皇帝就只好迫于這么大的哭喊聲，放棄了自己原本的想法。

所以當時楊慎這些人所想的，就是要按照“伏闕”這樣的方式來讓嘉靖皇帝收回成命，那嘉靖皇帝就會覺得你們這么多人是在威脅我嗎？我都勸你們兩三次了，你們居然都還不聽我的話，是瞧不起我嗎？所以就直接派了錦衣衛(wèi)去恐嚇他們，說你們再不走，我們就真的要實施杖刑，那杖刑一旦打的話那就不得了，就是非死即傷。在嘉靖朝以前，明朝雖廷杖官員，但基本上都是只有受傷而沒有人被打死。但從左順門事件之后，只要皇帝下令杖刑，可能就會有大臣死掉，就像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一開頭就把欽天監(jiān)給打死了，對吧？那為什么會這樣？就是從左順門事件后，讓嘉靖皇帝覺得與官員好好商量是沒有用的，還不如直接上暴力的手段，對吧？關于廷杖的惡法，它也不是明朝所獨創(chuàng)，它很大部分是從元代延續(xù)而來的，整個明朝都在實施杖刑。

張海英：廷杖跟明初朱元璋的嚴刑重法的治國理念有很大關系。以前廷杖基本上還有一點的面子，明代是當庭打，而且剝了衣服打。你想對大部分文人來說臉面是最重要的。廷杖這個事情不是說把你給打傷了，打殘了，關鍵是整個人的面子、里子徹底沒了，人的尊嚴沒有了。這個確實是朱元璋當時對文人對知識分子殘忍無情的一面。

尤淑君：你也會發(fā)現(xiàn)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在明代的筆記小說里面就說到很多言官去勸諫皇帝，被皇帝廷杖毆打，因為古代并沒有手術(shù)刀幫你縫合傷口，所以當時為了要急救，就只好從羔羊身上直接活體取皮，然后粘在被打得血淋淋的臀部上面。

以至于這些被罰以廷杖的士大夫，都被稱為“羊毛屁股”。這些人突然有了道德資本，因為我有羊毛屁股，你沒有。我是君子，你是小人。如果有這樣的，就是我有勇氣去對抗皇帝的暴力、荒唐的行為，而你們沒有。那這種情況居然可以得到北京市民認可，所以這些擁有羊毛屁股的人，他們到某些大飯店或者小餐館去吃飯，都可以得到打折的優(yōu)惠。但那這個是筆記小說所寫的，我也不確定是不是事實，但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到那時的明朝官員、讀書人或北京民眾們是認可言官勇于勸誡皇帝的氣節(jié)與風骨。

嚴格來說，可以說就是整個大禮議是為了讓興獻王可以成為睿宗進入到太廟，把原本是小宗的這種身份移轉(zhuǎn)成大宗，也就是重塑宗統(tǒng)。這樣的努力當然是非常困難，所以他用了各種方法，不管是去改他父親陵寢的規(guī)制（也就是現(xiàn)在被列入世界遺產(chǎn)的明獻陵）還是我們剛才講的關于立世廟的問題，還有天地分祀，現(xiàn)在北京是有天壇、地壇、日壇、月壇，這也是嘉靖皇帝的手筆。還有原本的紫禁城，它在北京內(nèi)城里面偏左邊，但是從這個天、地、日、月壇建立之后，反而就到了北京內(nèi)城的中間，這是一個特別的現(xiàn)象。嘉靖皇帝他想得很遠，為了要讓他的父親不要被后代子孫給撤出來，他就利用方皇后去世的時機，把皇后先放到他自己在太廟的預定位置上，這樣就會使得后世子孫們不得不按照嘉靖皇帝的設想去進行太廟祧遷的順序。直到崇禎自盡、滅國，太廟廟位都維持了嘉靖想要的樣子。什么是祧遷呢？在《周禮》規(guī)定的是天子七廟，也就是祭祀天子的祖先只能夠放7個位置，其中一個位置是不變的，不管過幾代，始祖的位置都是不變。再來就是三昭三穆，加起來剛好是7個位置。那太廟廟位只要超過這7個位置的話，這個三昭三穆的神主牌就要被祧遷，移出太廟，放到祧廟，就是從第二個開始就要依次地一個一個遷出去。這本書里有很多圖，主要說明太廟的廟位祧遷了誰，又多了什么樣的空位，才可以讓嘉靖皇帝將興獻王的神主送入太廟。宗廟制度已經(jīng)離我們現(xiàn)代人很遠了，但大家可以把它想成是家里的祖先，你可能最多認識到曾祖父，那曾祖父以上的祖宗可能就不知道他是誰了。這個時候你就可能不再想去祭拜，但是你會把他放在一個位置。嘉靖皇帝面對的問題是，如果要進行祧遷，那可能就要祧遷太宗，也就是永樂皇帝。可是，太宗是屬于嘉靖這一脈的祖先，也不可以被祧遷，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形成了八廟的情況。那怎么樣在天子七廟的規(guī)定下，保住永樂皇帝的廟位、不祧遷他呢？又要想辦法讓興獻憲皇帝的世廟，也可以融入進太廟群里面呢？因此，嘉靖皇帝立世室去祭祀永樂皇帝，又將廟號抬高為成祖，使其不必祧遷。為什么要把朱棣尊為成祖？就是我們看成祖是以皇太子朱標的弟弟身份繼位的，他是殺了建文帝取而代之，建文帝絕后了，這個時候大家就會發(fā)現(xiàn)嘉靖皇帝利用永樂皇帝與建文帝故事來比附興獻王與孝宗、武宗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武宗絕嗣后，就由孝宗的弟弟興獻王來繼位，他繼的就是興獻王的位子，這就是為什么他要單獨把永樂皇帝朱棣的廟號抬高為“成祖”的原因。通過這種比附，找一個前代的判例，給嘉靖皇帝的父親興獻王在太廟擠出一個位置來。

他的構(gòu)想就是這樣，他認為永樂皇帝跟我嘉靖皇帝一樣，都是外藩路徑。他就想說永樂皇帝也是我們這一宗的始祖，然后也要把他的廟號改成是成祖。對于嘉靖皇帝來說肯定是非常有利。但永樂皇帝泉下有知的話，應該會氣到棺材板都翻起來。因為這就坐實了他這個皇帝就是篡奪的，如果是正常的“太祖”“太宗”，就不會感到中間好像還有一個建文帝。但把“太宗”變成“成祖”，就會讓人感覺這中間是不是有什么貓膩，然后就會讓大家聯(lián)想建文帝是不是流落海外，或者建文帝的這4年是不是應該要被重新審視？這些政治家們在搞事情的時候，其實他們對很多事情深思熟慮過了。

闕海：尤老師的書里面提到了一個點，支持濮議論的人除了宋代以外還引了漢宣帝去祭昭帝時候的例子，但這個例子其實不對，漢哀帝更合適，但他們不敢用，漢哀帝是亡國之君，如果用了的話，嘉靖皇帝就會認為你是說成大明朝在我手上就要亡了。所以濮議論的那些人他們只敢以漢宣帝為例，自身的安全更要緊。

這就涉及一個問題，我們看到這里面充滿了政治斗爭。我們怎么來看待理學和政治斗爭之間的關系？禮制這種政治文化到底是制約著政治斗爭，讓他們還很有禮貌不至于掀桌子？還是說它本身是斗爭的遮羞布，是被斗爭的勝利方用來解釋自身勝利的話術(shù)。

尤淑君：我覺得你剛才說的這些情況有可能同時發(fā)生，也可能分別發(fā)生。至于什么時候會同時發(fā)生，什么時候分別發(fā)生，要看當時的情況。

我在這里先跟大家講政治文化的概念。如果把整個王朝想成一臺電腦，那政治制度就是硬件，那政治文化就是軟件，它意味著當時的人們對于政治的價值觀、思想，或者是他們所認定的某一種價值判斷，這種東西其實不好量化，很難去做解釋。但在傳統(tǒng)中國王朝政治文化，就是以儒家經(jīng)典、文化詮釋或以士大夫群體為主的這種思想體系。當然，各朝各代的學術(shù)體系可能有所不同，譬如說漢代是經(jīng)學，那到了明清時期，可能就是宋明理學或者是陽明心學，這有所改變，但不能否認整體的框架就是儒家文化。政治文化有可能有制約作用，所以嘉靖皇帝想要去尊崇他的父親興獻王，也必須要舌戰(zhàn)群儒，想盡辦法搞了24年才能得償所愿，而嘉靖皇帝也很擔心后人會不會違背他的命令，所以不惜利用已經(jīng)去世的皇后來占位。儒家經(jīng)典也有可能成為政治斗爭的遮羞布。所以嘉靖皇帝利用《明倫大典》想辦法去說服大家，指出人情論才是對的，濮議論根本不符合嘉靖皇帝的情況，對吧？而且在“百善孝為先”的原則下，嘉靖皇帝要統(tǒng)治天下，卻是一個不孝子，那還怎么統(tǒng)治天下？所以嘉靖皇帝有一個要說服全天下人的過程，不是完全赤裸地去廷杖這些士大夫就可以讓他們閉嘴。當然，嘉靖皇帝在斗爭勝利之后，會用來解釋自己的正當性，所以他也想辦法去通過《獻皇帝實錄》或《明倫大典》，甚至一連串的禮制改革去印證興獻王有權(quán)利進入太廟、接受祭拜的，即使興獻王沒有當過一天皇帝，但興獻王是天子父，就是有這個權(quán)利。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可知很多歷史事件或政治沖突，不是一刀切，有時候會一起發(fā)生，還是看皇帝怎么樣地去跟大臣之間互相制衡，互相妥協(xié)的過程。斗也要斗得好看一點，相互斗爭卻不撕破臉面。

大禮議的“蝴蝶效應”：明朝衰落的伏筆

闕海：說到《明倫大典》，這是嘉靖皇帝自我表白的一種，自己給自己洗白。有點像雍正皇帝寫的清代《大義覺迷錄》，《大義覺迷錄》《明倫大典》這樣的著作，其實是皇帝要給自己洗白，是什么樣的想法讓他們有這種舉動？

尤淑君：嘉靖皇帝想做個好皇上的，但有時事情不一定能按照他自己設想的軌跡去發(fā)展，大禮議這件事情對皇權(quán)、特別是皇帝制度，到底帶來了什么影響呢？我們可以看到書的副標題叫作“禮制改革與皇權(quán)重塑”，那禮制改革部分，我們剛剛已經(jīng)說了很多了，那皇權(quán)重塑是什么意思？他如何從一個小宗變成大宗，他如何來彰顯自己的正當性，就是要把所謂的君統(tǒng)和宗統(tǒng)重新融合，重塑嘉靖一脈的統(tǒng)治正當性，再也無人去質(zhì)疑他。對于整個皇帝制度來說有沒有好處？有，因為嘉靖皇帝打出的旗號是繼統(tǒng)不繼嗣，卻努力地把繼統(tǒng)與繼嗣合起來。那某種情況之下，嘉靖皇帝一面做著破壞宗法制度的事情，最一面向這套制度臣服，尋求這套制度的認可。關于皇帝制度的部分，對皇權(quán)有沒有什么影響？有的。皇權(quán)是擴大了，但這樣擴大是通過三種方式去進行的。第一個方式是左順門事件，以赤裸暴力去鎮(zhèn)壓群臣；第二種方式是以儒家經(jīng)典的詮釋去解釋大禮議，所以編纂《明倫大典》，來說服這些士大夫接受他的人情論；第三種方式，就是通過禮制改革的方式，改變整個大禮議的重點，并試圖擴大內(nèi)閣首輔的權(quán)力，間接皇權(quán)擴張了，將內(nèi)閣首輔作為皇帝的打手，壓制言官群體。

這有沒有帶來壞處？皇權(quán)本來應該是要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公共性的部分，一個是個人性的部分，公共性的部分就是我們所說的“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皇帝應該為天下蒼生去做考慮、去做犧牲。從大禮議這個事情，可見皇權(quán)的公共性已經(jīng)基本上沒有了，只剩下個人性，嘉靖皇帝不斷地破壞各種規(guī)則，譬如說內(nèi)閣與六部的關系，內(nèi)閣與言官群體的關系，破壞言官勸諫皇帝的監(jiān)察權(quán)，將原本運行的權(quán)力規(guī)則全部都破壞掉，使嘉靖皇帝留下了很壞的結(jié)果，引發(fā)黨爭的內(nèi)耗，乃至于黨爭到萬歷朝、崇禎朝的時候已是一發(fā)不可收，還有言官群體也分成兩派，一派是非常地巴結(jié)皇帝，皇帝說什么我都說對，另一派就是我非常地反對皇帝，皇帝說什么都是錯，我都要反對。這樣的話，就形成內(nèi)耗了，朝堂里所有的事都干不成，每天在那邊打口水仗就好了。例如像東林黨爭。我們不是在評判東林黨爭好壞與否，只是指出明朝在黨爭局面之下，沒有一個人可以過得舒心，每天光是吵架就耗費心力了。還有第三個問題，當皇帝的個人性擴大的時候，那在皇帝的宦官群體就會得到很大的權(quán)力。雖然在嘉靖朝的時候，宦官為禍的跡象沒有很明顯，但是到嘉靖之后，宦官越來越厲害，甚至導致了萬歷朝、天啟朝、崇禎朝宦官為禍與吏治腐敗的情況。

張海英：剛剛尤老師講到宦官的問題，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有三個朝代宦官專權(quán)比較厲害，分別是漢代、唐代、明代。

漢朝主要都是小皇帝，外戚專權(quán)太厲害了，小皇帝長大了之后，他又想掌權(quán)，朝廷基本上被外戚掌控了，他沒有人用，就想利用身邊的宦官，所以形成這么一個局面；唐朝特別安史之亂之后，李輔國擁立唐肅宗，可以說是宦官專權(quán)的開始。當時藩鎮(zhèn)割據(jù)，藩鎮(zhèn)手握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大權(quán)，尾大不掉了。為了對抗藩鎮(zhèn)，李輔國就派宦官掌握禁軍，一旦掌握軍隊的話，便利于擁立皇帝，晚唐也是小皇帝居多，他們就能翻手為云覆手為雨，這是漢唐的宦官專權(quán)最主要的一個特點。

明朝為什么歷史上宦官擅權(quán)最為厲害，是因為有一個制度上的原因，司禮監(jiān)的太監(jiān)有批紅權(quán)，其次宦官系統(tǒng)有自己的監(jiān)獄，就是廠。明代經(jīng)常廠衛(wèi)合稱，但衛(wèi)是錦衣衛(wèi)，是負責皇帝安全的，不歸宦官管。廠是由宦官負責，東廠自永樂皇帝時開始的，一直貫穿整個明代。在憲宗的時候有個西廠，憲宗死后，西廠被廢。到武宗正德年間又有個內(nèi)行廠，僅僅存在了五年也被廢。權(quán)力之爭方面，有內(nèi)閣和六部之爭，還有內(nèi)閣與宦官權(quán)力之爭。嘉靖二十八年宦官內(nèi)部權(quán)力發(fā)生變化，在此之前，司禮監(jiān)歸司禮監(jiān)的首領管，東廠歸東廠的首領太監(jiān)管，兩者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嘉靖二十八年規(guī)定，司禮監(jiān)首領有權(quán)監(jiān)督東廠，這樣就把司禮監(jiān)的權(quán)力擴大。雖然嘉靖帝是一個非常強勢的皇帝，你看嘉靖朝都沒有宦官專權(quán)，很多人便以為嘉靖時期宦官權(quán)力縮小，但看相關資料，就會發(fā)現(xiàn)，在嘉靖朝的后期，宦官的權(quán)力是不斷增大的。在張璁做首輔的時候，大約是嘉靖十二三年，司禮監(jiān)的太監(jiān)進出要跟張璁行禮的；到夏言的時候，大家見面互相之間拱手行個禮，但是到嚴嵩的時候，嚴嵩要給司禮監(jiān)的秉筆太監(jiān)行禮，雙方的位置就有一個很微妙的變化。

到了萬歷年間，為何會形成勢力龐大的閹黨集團？這需要從多方面來分析。首先，宦官的權(quán)勢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空前的擴張。值得注意的是，宦官并非單一個體，而是一個龐大的政治群體。在明朝的政治體系中，宦官已經(jīng)滲透到各個重要領域：在政務方面，有掌控機要的秉筆太監(jiān)；在經(jīng)濟領域，宦官把持著稅監(jiān)、礦稅等財政大權(quán)，甚至監(jiān)管太倉等重要倉儲；他們還涉足慈善公益事業(yè)的管理；在軍事上，宦官更是被派駐邊境監(jiān)軍。這種全方位的滲透，使得宦官逐漸發(fā)展成為一個特殊的政治階層。正因如此，到了天啟至崇禎年間，閹黨作為一個政治派系應運而生。值得注意的是，閹黨成員并非全是宦官，其中還包括不少依附宦官集團的大臣，這充分體現(xiàn)了當時政治派系斗爭的復雜性。黨爭始于大禮議之爭，這個時候官員開始站隊，還沒有形成你死我活的局面，到天啟、崇禎的時候就是你死我活了，黨爭是沒有贏家的。

為什么皇帝會用宦官，因為宦官是沒有家的，他們是皇帝的家奴，皇帝會覺得他們特別好用，會賦予他們很多權(quán)力。

闕海：還有一個問題，嘉靖大禮議事件之后，大家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樣的，某一件事情的影響逐漸減弱以后，就會冒出很多不同的意見。我們看到對大禮議的看法就會發(fā)生轉(zhuǎn)變，我們談一談這個轉(zhuǎn)變是怎么樣的？

尤淑君：因為大禮議引發(fā)的政治風波，讓嘉靖皇帝做了很多制度的改變，例如在內(nèi)閣制度上，就擴大了內(nèi)閣首輔的權(quán)力。這樣的改動是有影響力的，所以在明代私人撰史的時候，其論點可能更傾向于張璁的人情論，或更同情嘉靖皇帝的孝心。直到清代以后，明朝已經(jīng)滅亡了，史家不用再為明朝皇帝去說好話了，所以很多人重新研判大禮議的相關討論及其政治斗爭，這會影響清代史家如何重寫歷史，并重新評價大禮議的參與者們，甚至從禮學的角度反思楊廷和等人的濮議論到底有沒有道理？如果沒有道理的話，應該要怎么樣去補充？那張璁所講的人情論有沒有道理？所以我們會發(fā)現(xiàn)清代史書評價大禮議的時候，基本上就從支持張璁的人情論，慢慢地轉(zhuǎn)移到推崇楊廷和的濮議論，這也使得目前學界普遍同情楊廷和。這是史學發(fā)展的一個軌跡。

在禮學討論上，明代學者看重的是繼統(tǒng)不繼嗣的問題，但在清代學者眼中，更看重親親與尊尊、誰比較重要？到底是這個私情比較重要，還是公義比較重要？若換到今天的社會環(huán)境，這就是一個倫理與現(xiàn)實的問題，假設某一天父親急病去世了，我到底是請假回家奔喪，還是遵從領導的命令、加班改代碼呢？這時，一個打工人到底該怎么辦呢？

闕海：我想在座的各位其實都會有這種感覺，我們在讀歷史的時候會不自覺地把自己帶入歷史場景當中，然后去給一個價值判斷，誰對誰錯。當我們來看待這個問題的時候，比如說在座的各位可能有人站張璁，有人站楊廷和，大家有一個情感的判斷，我們在讀歷史當中，我們?nèi)绻ミ€原歷史，或者是要最大可能地去了解歷史的時候，其實是要排除掉我們?nèi)プ鼋巧搿Ｎ覀兤胀ù蟊妬碚f，我們怎么樣在閱讀當中避免這種cosplay的心理，從一個歷史學研究者的角度，我想請兩位老師談一下。

張海英：現(xiàn)在我們研究歷史問題，一定要避免法國年鑒學派所說的“時代錯置”。當然我們每個人都沒有辦法跳出各自所處的時代特點和文化，我們會用自己的知識積累來看歷史，但是一定不要想當然拿我們現(xiàn)在的東西去評判古人或是歷史。講一個現(xiàn)代的例子，我是做經(jīng)濟史的，在做明代農(nóng)民生活水平評估的時候，我的導師樊樹志先生講過一個例子：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的著名學者到上海來考察江南地區(qū)的市鎮(zhèn)經(jīng)濟，他們曾根據(jù)相關資料，估算下來當時江南地區(qū)一個農(nóng)民每年的余糧有380斤，日本學者認為，農(nóng)民們根本吃不完。所以他們認為，明末的時候，江南地區(qū)農(nóng)民的生活水平比較高。我們在座的很多年輕朋友也會想，一年只有365天，這380斤肯定吃不完。但是樊先生就告訴日本學者，那個時候，我們中國人的主要熱量來源就是糧食，其他的蛋白質(zhì)的熱量來源比較少，一天一斤糧食對農(nóng)民來說根本不夠吃的。日本學者是以八十年代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來衡量明代農(nóng)民生活水平的，自然會有“時代錯置”。我們今天也一樣，如果以我們今天的生活水平來衡量，也覺得那時的生活水平不錯，起碼不挨餓，對吧？但實際上是有誤差的，這就是歷史研究中的“時代錯置”。

還有一個史料鑒別的問題，我們有時也叫史料污染，就是史料經(jīng)過每個人的過濾之后，一定帶上了過濾者的主觀色彩。復旦大學史地所的周振鶴教授，曾經(jīng)寫過一篇文章就講到過史學和文學的相互關聯(lián)與區(qū)別，在應用史料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我們現(xiàn)在對待《史記》、先秦典籍基本上是拿來就用，司馬遷的《史記》號稱史家之絕唱，但其實這里面也有他自己的語言色彩。一個漢代的人去復述秦朝時的那些對話，自然會帶上他自己的時代色彩。你去讀那個《公羊傳》《轂粱傳》中所記載的晉趙盾弒君，他在弒君之前那個心理活動的描述，也是后人寫的，這肯定帶有主觀的色彩。所以周老師用一句非常通俗的語言來表述，如何分辨文學和歷史。他說國王死了，皇后也死了，這是歷史；國王死了，皇后由于悲傷而死了，這就是文學。希望大家能夠領悟這一點。

尤淑君：怎么樣去盡可能去窮盡各種資料，并保持一個客觀的心？我采取編年史的做法，把所有跟大禮議相關的歷史記載全部做成表格，互相比較各種史書的說法與評價，這也是在本書里附表二的部分。為什么我要去做史料的比較？正是因為史料多元，蘊含很多的立場與偏向，在這些偏向里，或許就可以讓我們看到當時的人看不到的東西。如果要更了解那個時候的人在想什么，或者在意什么時，我們可以通過各種史料的敘述，盡可能地去在他們的立場去想，當然不是cosplay，但至少你能看到并理解這些人為什么要為了這些虛名或頭銜去執(zhí)著、去爭斗。有一部電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當時我的學生看了很生氣，批評這部劇怎么可以宣揚嫡庶尊卑的想法。但在歷史上，正妻所出的嫡長子，分得財產(chǎn)就是比較多，那庶子庶女在法律上或者是在財產(chǎn)繼承上相對比較弱勢，這個狀況與現(xiàn)代人當然很不一樣。這就像剛才張老師所說的時空錯置，即便是歷史研究者，也可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就是保持虛心，不斷地努力去多看多想，盡可能理解古人的時空局限及其難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