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羅伯特·佐利克 譯者：余樂

第一份“門戶開放”照會

1899年9月6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發出了一份關于中國的外交照會。收件方名單里有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俄國，卻沒有中國。

這份照會后來被認為是海約翰第一次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其內容包括三點：第一，在中國這個“所謂的利益半球”之中，列強們要承認彼此通過條約享有的通商口岸、租借地以及其他所有既得利益；第二，中國的關稅將平等地適用于所有列強，并由中國官員征收；第三，列強在自己勢力范圍內征收碼頭稅或鐵路運輸費用時，不得優待本國公民。海約翰敦促各國政府認可他的理念，并向其他國家推廣。這份照會中并沒有出現“門戶開放”的字眼。海約翰繞過了麻煩的領土完整問題。這份照會中的內容涉及范圍并不廣，但它卻造成了廣泛的乃至出人意料的影響。

日本和意大利很快就同意了。英國首先澄清軍事港口不屬于“租借地”，然后表示同意。法國在鐵路運輸費用問題上的表態模棱兩可，但也沒有反對。德國更關心的是歐洲政治，因而表示如果其他列強都同意，自己也會照辦。俄國表示拒絕，認為這份照會中包含著一個限制俄國在東方的擴張步伐的陰謀。最后，美國國務院告訴俄國公使，如果對方再拖延下去，“[美國]人民將會對俄國產生誤解，兩國的友好關系也將受到極大損害”。俄國不愿為此破壞與美國的關系，也不愿被其他國家孤立，因而不再堅持反對。俄國政府的判斷是，海約翰提出的幾點原則都有很大的彈性，也沒有強制力，所以同意了也不會有什么損失。到1900年1月4日，海約翰已經收到了所有列強的回復。他由此在世界跨入新世紀之際宣布這個非正式的條約“已經最終定案”，而且“證明了……商業和工業在中華帝國內將自由發展”。中國意識到了海約翰照會的實際作用，那就是：如果其他列強想要關上中國的門戶，那么美國就會出面阻攔。

西方公眾的反應以慶祝為主。多家媒體都在標題中將這一事件稱為一次偉大的外交勝利，并將“門戶開放”政策視為19世紀的“門羅主義”在20世紀的延伸。持反帝國主義立場的《紐約郵報》認為這是海約翰和美國外交的創新：“沒有條約，只是一次官方照會的交換；沒有聯盟，沒有列強之間的鉤心斗角；只是悄無聲息地就把它們全都納入了一個通用的政策里。”《泰晤士報》展望未來，認為美國“不可能費了這么大的勁得到紙面上的保證后，還允許這些保證只停留在紙面上。美國的意思是，這些保證必須落實”。海約翰創造了一個理念，這個理念將在實踐中接受檢驗一檢驗很快就會開始，但將要持續一個世紀。

1900年的世界

19世紀末，美國已經是一個正在世界舞臺上崛起的強國。這個國家擁有7000萬人口，國土從大西洋到太平洋。1898年，美國因古巴問題與西班牙打了一仗。這場戰爭時間不長，美國取得了勝利。戰爭期間，美國海軍在菲律賓的馬尼拉灣擊沉了一支西班牙艦隊，使西班牙在太平洋殖民地的統治搖搖欲墜。7月底，海約翰給比他年輕許多的朋友西奧多，羅斯福上校寫信祝賀，后者因在古巴戰場上的英勇表現而在政壇上快速上升。海約翰寫道：“這是一場漂亮的小勝仗，出于最崇高的動機，且受到……命運的……眷顧。現在，我希望這場戰爭能以這樣美好的性質結束，這種性質是美國特征中一個突出的優點。”3個月之后，海約翰就將成為威廉?麥金利的國務卿，肩負起在變化的世界秩序中指引美國政策的責任。

當時美國國內爭論的焦點，除了“大企業”和托拉斯的壟斷之外，還有美國的國際角色問題。美國公眾對國際地位的提升感到驕傲，但不知道該如何使用美國的權力。機智的諷刺作家芬利?彼得·鄧恩（Finley Peter Dunne）用他塑造的角色“杜利先生”（Mr.Dooley）表現出了公眾的這種情緒。“杜利先生”是一位富有市井智慧的愛爾蘭裔美國人，在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阿奇路9009號開了一家酒館，并喜歡用帶有愛爾蘭口音的英語發表評論。“我們是偉大的人民，”杜利先生說，“我們就是。而且最好的一點是，我們知道我們是。”杜利先生對外國人特別是英格蘭人，還有那些受了太多教育的紳士——他們總想錯誤地把美國的權力用在自私的、可疑的目的上——總是有點警惕。

國際權力關系正在快速變化之中。擁有顯赫家世的布魯克斯?亞當斯（Brooks Adams）在他的《美國經濟霸權》(American Economic Supremacy）中闡述了這些變化。英國在稱霸世界100年后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俄國似乎將從世界秩序的失衡中受益。英國在布爾戰爭中經受的磨難似乎顯示出了這個國家的虛弱。德國在1871年大勝法國之后終于完成了統一，對美國的威脅也更加直接。但是，亞當斯警告說，對美國威脅最大的還是橫跨歐亞大陸的俄羅斯帝國。亞當斯相信，由于俄國正在把手伸向搖搖欲墜的中華帝國的北部，美國必須像英國以前所做的那樣，扮演起權力制衡者的角色。

美國的國土兩面臨海，商業和航海傳統深厚，太平洋又非常廣闊。因此，第一個提出新時代戰略構想的人是一名海軍軍官也就不足為奇了。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于1890年出版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成為經典著作。馬漢希望美國成為一個具有全球視野的海上霸權。與西沃德一樣，馬漢也認為海權的起點在于美國海軍對加勒比海的主宰。美國的國家利益以及西海岸地區的安全需求也促使其謀求在太平洋上的霸權。馬漢預感到，太平洋另一側也就是亞洲的權力競爭將會繼續“存在爭議，且可以爭議”。美國不會像主宰加勒比海那樣主宰太平洋，但馬漢希望美國能在太平洋的水域中建立強大的海軍。

馬漢的戰略構想還包括其他的一些外交因素。他希望能促進貿易的發展，包括進口和出口。馬漢在1890年指出，關稅就像“一艘現代的鐵甲艦，外面披著厚重的裝甲，但里面的引擎和槍炮卻較為遜色，防御力極強，攻擊力孱弱”。貿易的自由化將擴大美國的影響力。他觀察到，西沃德和夏威夷簽訂的貿易互惠條約最終將這個群島拉進了美國的軌道。馬漢進而相信，美國的“道德影響力”——它的價值觀——將逐漸鼓勵政治自由化和各國建立本土的共和政權，這將有助于國際秩序向更加安全的方向發展。

1900年，馬漢在《亞洲問題》(The Problem of Asia）中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他寫道：俄國的擴張引起了各國的恐慌，加劇了世界各國的敵對狀態。這種敵對實質上是陸權和海權之間的競爭，前者的代表是俄國，后者的代表則包括美國、英國和日本，可能還有德國。俄國、美國，以及歐洲大陸上的國家都已經將自己的自然疆界拓展到了極限，它們之間的邊界之爭也因此而被激化。

同盟關系在歐洲和亞洲縱橫交錯之后，這種緊張態勢的循環就愈演愈烈了。法國一方面害怕德國，一方面還夢想著復仇，因而和俄國走到了一起。日本在1902年和英國結成防守同盟，以抵御俄國的擴張。英國和法國則于1904年出于對德國的憂慮而簽署《摯誠協定》(Entente Cordiale，即《英法協約》)——雖然還稱不上是同盟，但兩國希望用這種合作從彼此長達數個世紀的沖突關系中走出來，甚至克服由來已久的互不信任。

在這個新時代，國家領導人們還需要認識到民族主義的興起。民族主義者充滿自豪感、競爭性和侵略性。“杜利先生”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和自己想法類似的愛國者，只不過他們愛的國不一樣而已。德國和意大利都完成了統一，使得這兩個地區原先分布著的那些弱小的、被其他國家操縱的小國整合成了新的強國，并有能力向它們的鄰居發起挑戰。日本則證明了亞洲人也可以快速建成現代化的強大國家。民族主義狂熱不僅存在于大國；在中東歐，包括巴爾干地區在內，到處都充斥著愛國主義群體。他們懷念著各自擁有的光榮而血腥的過去，同時憧憬著輝煌（但仍然血腥）的未來。

瓜分中國

據說，海約翰曾談到過美國外交的一大挑戰，這一挑戰從他的時代到現在都是美國外交的最大挑戰之一：“世界的風暴中心已經逐漸轉移到了中國。誰理解了這個巨大的帝國……誰就有了解開未來500年世界政治問題的鑰匙。”

雖然海約翰對歐洲也十分熟悉，但他的名字還是永久性地和美國外交在東亞遇到的一個新問題聯系在了一起：他就任國務卿之時，中國的最后一個王朝已經風雨飄搖，外國列強都在威逼中國設立租借地，或者允許它們建立殖民地。海約翰把這一現象稱為“強取豪奪的大角逐”。歐洲列強剛剛完成對非洲的瓜分，它們把這里的3000萬平方千米土地和1.1億人口分成了30個新的殖民地和保護國。這些強國現在又把中國當成了下一個瓜分的對象。

瓜分中國之爭的第一槍已經打響了，只不過打響它的不是西歐國家，而是日本和俄國。1894—1895年，中國和日本因對朝鮮半島的爭議而爆發了甲午戰爭，正在快速崛起并現代化的日本擊敗了中國的艦隊和陸軍。近期的一位歷史學家在研究這次沖突時解釋道：“這次戰爭像地震一樣，打破了傳統的權力平衡，擊碎了……儒家世界的和諧，留下了持續發生余震的土地和政治斷層。”日本占領了臺灣島和鄰近的澎湖列島，獲取了中國港口的通行權，并將朝鮮劃入自己的勢力范圍。俄國已經在中國東北立足，并且正在覬覦黃海邊的一個不凍港。俄國向日本施壓，希望對方出讓一部分侵占中國的利益，由此產生的分歧導致10年后日俄戰爭的爆發。

各國開始以沖刺般的速度搶奪中國的港口和特權。德國占領了青島，并取得了采礦和修筑鐵路的權利。為了防止俄國控制旅順，英國在海灣對面搶占了一個基地，并要求長期租借香港北邊的九龍半島。法國則堅持在其印度支那的新殖民地以北租用土地。

從19世紀中葉開始，中國在50年間變得越來越脆弱。中國的人口從1700年的1.5億猛增到1850年的4.3億，但清朝政府卻無力讓基礎設施的擴展和食物生產跟上人口增長的步伐。貧困、饑餓和土匪問題導致社會崩潰、起義頻發，包括1850—186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這場破壞性的運動與美國的南北戰爭時間大致重合。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之后，英國和法國又在1860年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并由此擴大了在中國的勢力范圍。到了1898—1899年，清朝已經在蹣跚著走向生命的終點。中國人民感到失望，并且越來越絕望。外國列強正在中國的地圖上展開對東亞的爭奪。

《華盛頓郵報》用一個標題總結出了正在浮現的危機：“中國已經被扼住了咽喉。”一位居住在北京的歐洲老人對《紐約時報》說：“外國控制中國的時候已經到了。”

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美國在中國的經驗與歐洲、俄國和日本的都不一樣。美國早就沉溺于對中國商業潛力的夢想中。1784年，那位向華盛頓推薦漢密爾頓做財政部部長的羅伯特?莫里斯派一艘名為“中國皇后號”的船從阿巴拉契亞駛向廣州，船上運載了40噸西洋參。這趟航行讓莫里斯獲得了400%的利潤，效仿者蜂擁而至。到1790年為止，美國人已經向廣州發出了28航次的商船。拿破侖戰爭爆發前，美國發往中國的商船數已經排名第二位，僅次于英國。為了獲得通航權，“揚基佬”們需要巴結清廷官員，或是跟在英國皇家海軍和商人們的后面。1844年，美國使節顧盛（CalebCushing）與清廷簽訂條約^*，使美國獲得了與那些“最惠國”相同的商業權利。英國東印度公司對美國人的這種做法嗤之以鼻，將其稱為“胡狼外交”（Jackal Diplomacy）——“只想吃肉，卻從來不參與獵殺”。

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似乎總是讓美國人充滿夢想。1895年，對華貿易額只占美國貿易總額的不到1%，但這個數字在過去的10年間已經幾乎翻了3倍——從2600萬美元上升到7300萬美元。19世紀90年代，美國出口的棉花有一半都賣到了中國。出售煤油、小麥、面粉、鋼鐵和紡織品的公司都賺到了錢。1898年，美國與華南主要貿易入口香港的貿易額翻了一番。

受權刊發，選自《論美國：美國外交及外交政策史》[美]羅伯特·佐利克 著余樂 譯中信出版社 | 新思文化 2025年3月。

美國人除了想掙錢外，還想“拯救”人類的靈魂。到1898年為止，已有超過1000名美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這些勇敢的宗教說客有男有女，他們給中國人帶來的除了《圣經》外，也有關于現代世界的信息。他們想改變中國人的今生和來世。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這些傳教士和他們的子女成了中國人與其他美國人之間的翻譯——不管是在小鎮的主日學校、大學還是外交使團里。他們翻譯的作品包括書籍、雜志，甚至還有電影。

到了1899年，威廉·麥金利總統和海約翰國務卿又在中國獲得了一項新的利益——與商業和宗教方面的利益形成互補，那就是亞太地區的安全。美西戰爭期間和之后，美國占領了一系列向中國方向延伸的島嶼：夏威夷、薩摩亞的帕果帕果、威克島、馬里亞納群島中的關島，以及菲律賓。美國外交需要整合這些新的地理空間——這些空間已經遠超北美甚至整個美洲的范疇。雖然美國還是不想卷入歐洲內部事務，但是它已經卷入了亞洲事務，并且在太平洋的水域上和歐洲針鋒相對。

海約翰

海約翰能言善辯。南北戰爭期間，他是亞伯拉罕·林肯總統的兩名私人秘書之一，協助林肯處理海量的信函和一些特殊任務。海約翰寫過詩、一本游記、一篇小說和若干報紙社論，以及一部十卷本的林肯傳記（與他的前白宮同事約翰?尼科萊合著），還寫下了許多文字優美的信件。他的通信者中包括其在文學界的友人馬克·吐溫（Mark Twai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亨利?亞當斯等。與殉國的總統林肯一樣，海約翰也是著名的演說家和講故事者，他的言辭給美國的對華政策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如果說有一個人可以為美國制定出長期的對華政策，那么海約翰不像是這樣的一個人。海約翰終生都沒看到過太平洋，他到達過的最靠西的地方只是黃石公園而已。1865年林肯遇刺后，國務卿西沃德幫助海約翰離開華盛頓，到美國駐法國的公使館擔任秘書。海約翰后來也在馬德里和維也納擔任過外交官，但是他的外交經驗更多表現為書面的觀察報告，而非戰略思考。1874年，海約翰和克利夫蘭一位富有的實業家之女克拉拉?斯通（Clara Stone）結婚，這使得海約翰以富人的身份重新崛起。

在俄亥俄州的共和黨人圈子里，海約翰遇到了一位正處于上升期的人才，這就是眾議員兼州長威廉?麥金利。在麥金利人生中的幾個關鍵時刻，海約翰都給予了他資金方面的支援。麥金利于1896年當選總統，隨即任命海約翰為美國駐英國大使。后來的情況表明，麥金利的這個選擇是一步妙棋。

英國和美國長期保持著競爭，時而發生沖突。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兩國的關系已經開始向接受彼此乃至互相合作的方向發展。海約翰有能力既迎合英國人的自負心理，同時又堅持維護英國在美洲的表兄弟——美國——在北美和加勒比海的主宰地位。維多利亞女王在她漫長的在位時間里和無數外國使節打過交道，但她對英國駐美公使說過，海約翰是“我認識的所有大使里最有意思的一位”。

現代的一位海約翰傳記作者認為，海約翰擁有“調停、解決問題和參謀”的才華。此外，海約翰有魅力、智慧和口才，這使他成為一個很受歡迎的同伴。這位政壇元老的身上承載著從歷史和悲劇中習得的經驗。

美西戰爭余波未平之際，美國要處理的外交問題快速增多，包括加勒比海、歐洲列強以及亞太事務。麥金利發現，自己正需要一位能在這些問題中給予建議和協助的國務卿。他把海約翰從倫敦召回，并于1898年9月30日任命他為國務卿。一位當時還是學生，后來成為外交官的人總結道：“海約翰和麥金利很配。兩個人都很友善而慷慨，在政治上也都是實用主義者。”

海約翰的國務院在華盛頓有接近90名雇員，包括文書在內，還有1200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館、公使館和領事館。自林肯和西沃德的時代開始，總統們就在白宮里使用電話和電燈泡。海約翰的辦公室就在白宮旁邊的一座法蘭西帝國風格的大樓里。這棟大樓位于17街西北段，由國務院、戰爭部和海軍部共用（今天仍在使用，名為艾森豪威爾行政辦公樓）。

海約翰需要幫手。他找到了35歲的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這位學者、外交家兼冒險家后來成了美國第一個被載入史冊的“中國通”。海約翰是于1898年3月在希臘訪問時遇到柔克義的，當時后者正在那里擔任外交官，并且“無聊到死”。為了給柔克義在華盛頓找個位置，海約翰任命他為美洲共和國商務局——美洲國家組織的前身——干事長。作為交換，精力充沛的柔克義也需要騰出時間來擔任海約翰的東亞事務顧問。

柔克義和中國人之間沒有特殊的感情，對于幫助美國企業在“天朝”發展業務，他也沒有格外的興趣。后來，鐵路大亨E.H.哈里曼（E.H.Harriman）想要和同伴到紫禁城里逛逛，但柔克義拒絕為他向清廷尋求許可，導致二人成為仇敵。柔克義的戰略目標是保護中國的領土完整，因為他認為這對美國長期維持與東亞的開放關系至關重要。

對華政策的種子

駐英國的時候，海約翰就表現出了好奇心，也喜歡和思想家們為伍。這幫助他結識了英國的兩位中國問題專家。一位是柯樂洪（Archibald Colquhoun），他在1899年出版了《轉變中的中國》(Chinain Transformation)，海約翰讀起來津津有味。柯樂洪提倡“利益均沾”原則。海約翰的另一位英國朋友是貝思福（Charles Beresford）海軍上將、議會議員，并著有《貝思福考察記》(The Break-Up of China)——他曾在中國旅行，然后又到美國去宣傳他的“拯救中國”的方案。在中國考察期間，貝思福給海約翰寫信說：“無論是從美國的利益還是我們自己的利益出發，‘門戶開放’政策都必須維持下去。”在與一批商業團體訪問美國時，貝思福提出“‘門戶開放’，或者機會均等”。這些有想法的英國商人都認為他們的政府行動太緩慢。而美國是唯一在中國沒有實行殖民統治也沒有租界的強國，因此最有資格出面阻止列強的瓜分行為。

海約翰懷疑英國是在利用美國阻擋俄國的擴張，并保護英國的商業利益。（還記得嗎？約翰?昆西?亞當斯在1823年面對英國的伙伴關系提議時也表現出了類似的懷疑。）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表示，美國反對列強瓜分中國，而且美國的公眾意見也不會支持“強取豪奪”“但是就當下而言，我認為最好的政策就是警覺地保護我們的商業利益，而不是正式結盟”。在美國，無論是剛剛從愛爾蘭和德國過來的移民，還是堅持外交政策傳統的人，都不會歡迎美國與大英帝國結盟并讓后者受益。

1899年夏天，在中國海關擔任稽查員的英國人賀璧理（Alfred Hippisley）在休假期間與老朋友柔克義和海約翰見了面。賀璧理隨后給柔克義寫了一封信，并提出了一個實用的建議。列強們在各自的勢力范圍內都控制著中國的關稅收入，賀璧理呼吁美國促成列強達成一致協議，平等地使用中國關稅。這一計劃既提倡了無差別對待的原則，又認同了列強的既得權力。康奈爾大學名譽校長、反帝國主義者雅各布·舒爾曼（Jacob Schurman）發現，中國已經處于被列強分而食之的邊緣。他說，中國的未來是美國外交政策中“一個陰影重重的問題”：中國必須維持獨立，同時“其門戶應該保持開放”。

海約翰和柔克義決定采取行動。柔克義讓賀璧理準備一份備忘錄，里面列出列強可能會達成一致的條款。他要求賀璧理提出中國的領土完整和獨立問題，但是英國人賀璧理表示反對，他認為備忘錄應只列出“少到不能再少”的內容。賀璧理的思路是尋找列強之間的共識，然后小心翼翼地以此為基礎，不提出過多的要求，最終在微弱的國際合作氣氛中讓各方達成一致。海約翰欣賞他的處理方法。這位國務卿要求柔克義吸收賀璧理備忘錄中的精華，再補充一些其他內容，形成一份新的文件。這兩個美國人認識到，他們需要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初創者——不管這個政策以后會演變成什么樣。一周之后，柔克義拿出了第一份“門戶開放”照會，也就是海約翰在9月初發出的那份照會。

中國的動亂

幾個月之后，中國決定對在國內的外國人表達自身的態度。慈禧太后在1898年軟禁了自己的侄子、維新派皇帝光緒。由保守派控制的朝廷和軍隊最近剛被崛起中的日本所羞辱，更無力對抗那些厚顏無恥的外國人。一系列的事件對大清朝的尊嚴構成了挑戰，很像是歷代王朝滅亡前的那些不祥之兆。1899年的大旱讓整個華北陷入饑荒，加重了人民的絕望情緒。

華北地區的山東省出現了一個叫作“義和團”的組織——根據這個組織的武術套路，外國人將其稱為“拳民”——它就像一陣迅疾、猛烈的風暴，對“洋鬼子”發起攻擊，因為他們認為中國的苦難是“洋鬼子”造成的。1900年，義和團進入直隸地區，以“扶清滅洋”為口號，聲勢浩大。慈禧太后雖然聲稱要鎮壓義和團，后來卻決定暗中支持他們，并要求朝廷的軍隊與拳民并肩作戰。

這次暴力運動的發展速度極快，使得那些外國使節來不及認清它的危險性。1900年6月5日，拳民切斷了港口城市天津到北京的鐵路。清軍加入拳民的隊伍，使攻擊者的人數大增。6月15日，美國公使埃德溫·康格（Edwin Conger）報告稱，“我們被包圍在北京”，然后電報線就不通了。

華南地區出現了一絲希望。廣東和長江以南其他省份的中國官員沒有執行清廷下達的攻擊外國人的命令。美國官員與華南的中國官員進行秘密談判，以圖維持和平，挽救被困的中國人和外國人。7月3日，華南的官員對海約翰表示，也許只有美國有能力阻止全面戰爭的發生。這一表態標志著美國的新地位得到了承認。

第二份“門戶開放”照會

當天，海約翰（在總統缺席的情況下）主持了一次內閣會議。他表示，美國不認為自己和中國處于交戰狀態。他還發布了一份后來被稱為第二份“門戶開放”照會的聲明。

海約翰這是在外交領域“走鋼絲”。他需要救出被困在北京和中國其他地區的美國人，同時盡量避免沖突。帝國主義列強正緊盯著中國的虛弱之處，一心想要報仇，而海約翰不想讓美國加入其中。海約翰雖然支持出動軍隊完成救援任務，但他也和中國官員保持著聯系，向他們表明列強的目的只是鎮壓義和團，并救出自己的公民。如果事態升級，中國就將面臨災難性的后果。

義和團運動和列強們對北京及其他城市的圍困，可能會開啟一個新的、丑陋的劇情：中國的解體。美國既不想要中國領土，也不想推翻清政府。對于國內政治而言，海約翰既需要拯救美國傳教士的生命，也要避免干涉中國事務的時間過長，以免反帝國主義者在當年秋天的總統大選中對意圖連任的麥金利投下反對票。

海約翰在7月3日發出的第二份“門戶開放”照會再次在列強中傳播開來。在當時那種極端、危險和充滿不確定性的形勢之下，這份照會解釋了美國的對華政策。這份照會的抬頭是外國列強，但海約翰在正文中的前幾句話卻是說給中國人聽的。他表示，對于任何錯誤對待美國公民的人，美國將追究“最大限度的責任”。然后，他又給了清政府一個保留顏面的臺階：只要中國政府不公然和叛軍勾結，并“用他們的權力保護外國人的生命和財富”，美國就會“認可他們代表中國人民，并力求與他們繼續保持和平和友好的關系”。

之后，海約翰解釋了美國政策的直接目的：“與其他列強同時行動，首先與北京恢復聯系，然后救出美國官員、傳教士和其他處于危險中的美國人；其次，盡可能地在中國各地為美國人的生命和財產提供保護。”

最后，海約翰展望了未來。他利用這個機會拿出了柔克義想要寫進第一份“門戶開放”照會里的基本觀點：無論義和團運動的結局如何，都應當“保持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實體”，維護列強在中國商業活動中的均等地位。

海約翰沒有要求列強對此照會做出回復。他的外交行動是一種建議，并為中國和與其締約的列強指出了適當的短期和長期結果。

解救外交使團

這個時候，行動比語言更重要。7月5日，《紐約時報》報道稱“北京的所有外國人都死了”，但事實并非如此。海約翰焦急地工作著，試圖與北京的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重新取得聯系。在整個危機期間，海約翰一直與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保持著互相尊敬的關系。伍廷芳通過一位反對包圍使館區的清朝將領，讓美國給處于圍困之中的公使康格送去了一封密電。康格在回電中描述了使館的悲慘處境，并請求美國政府盡快施以救援。為了驗證回電的真實性，美國方面要求康格寫出他姐妹的名字“阿爾塔”（Alta）。海約翰于7月20日從“阿爾塔”那里得到了好消息。

美國需要決定派什么部隊參加救援行動。在北京的公使館里，已經有50名來自美國海軍“紐瓦克號”的海軍陸戰隊成員把守院墻（當時使館區內的外國軍人總計435人）。麥金利的政府勉強避免了與締約列強結成正式同盟，但美國需要派出軍艦和部隊。麥金利從菲律賓調集了2500名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士兵。這一行動使得美國在南洋建立前哨基地的好處在20世紀初就體現了出來。

約2萬人組成的多國部隊解救出了天津城內的外國人，包括當時還是一名礦業工程師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和他的妻子。為了避免給外界造成美國正在和中國交戰的印象，美國人把他們的行動稱為“中國救援任務”。

8月14日至15日，多國部隊攻破了北京外城的城墻。在猛烈的抵抗之下，各國的部隊全都獨自行動，向使館區進發。在戰斗的最后幾天里，義和團對包圍圈中的幸存者發動猛攻，但各國的援軍抵達后，叛軍就向郊外四散奔逃了。使館區內的守軍中有65人死亡，150人受傷，美國海軍陸戰隊有7名士兵陣亡。接著，八國聯軍就開始了搶劫、破壞，并屠殺無辜的中國人。柔克義在危機期間動身前往中國，準備主持即將開始的談判。他用厭惡的語氣寫道：“那些‘紀律嚴明’的歐洲軍隊在各個地方的所作所為，與13世紀的蒙古軍隊沒什么兩樣。”

和平條款

美國想要保持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紐約時報》稱，麥金利的目標是“[使中國]對過往事件進行賠償并保證未來的安全”。8月28日，麥金利主持了其總統任期內時間最長的一次內閣會議，然后發表了一份聲明，重申了海約翰在中國問題上的原則。這位總統想要立即撤出美國軍隊，但海約翰說服他讓美軍再停留一小段時間，以便向其他列強傳遞一個重要的信號。海約翰還阻止了海軍占領舟山群島的行動——他們想要在這個長江入海口南邊的群島上建立一座基地。若干年后，美國官員忘記了海約翰當時的這一明智之舉，他們將美國在太平洋的活動范圍延伸到中國大陸，并造成了慘痛的后果。

10月19日，中國的代表拿出了條款，其中承認中國違犯了國際法，接受賠償要求，并承諾保護外國人在中國的安全。美國立即同意將這些提議作為談判的基礎。

幾乎整整一年之后，清廷和外國列強于1901年9月7日簽訂《辛丑條約》。義和團殺死了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德國為了復仇，提出將所有支持義和團的中國官員處以死刑。柔克義和康格勸德國收回了這一要求。最后，只有4名中級官員被處死。美國人還阻止了其他國家在紫禁城邊上修筑一座國際要塞的計劃。條約允許列強在華北地區駐軍。美國20世紀初期駐扎在天津的第15步兵團培養出了許多未來的將軍，包括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約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和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上述幾人后來都回到亞洲，并完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任務。

最后，美國外交官將清朝的賠款總額壓低到3.35億黃金美元，相當于現在的約70億美元。

美國分到的賠款約2500萬美元，占總額的7.5%，是所有列強中最少的。1908年，在一位受過美國教育的中國駐美公使的斡旋之下，美國國會同意以獎學金和辦學的形式返還1400萬美元的賠款，清政府利用這筆資金設立了一所學校，即現在中國的頂級學府清華大學的前身。第一批50名中國留學生于1909年抵達美國，后來前往美國的留學生總計約3萬人。庚子賠款獎學金計劃（The 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Program）——富布賴特學者計劃（Fulbright Fellowships）的前身——客觀上對中國的現代化和獨立做出了一定貢獻。

柔克義還呼吁中國進行經濟改革。他要求中國對美國的投資開放，建立一個穩定的貨幣制度，并保護美國的商標——直到今天，中美兩國還在爭論這幾個問題。1903年，美國和中國簽訂了一份商業條約*。可惜的是，兩國之間的商業前景因美國反對中國勞工的問題而被蒙上了一層陰影。美國人將華工稱為“黃禍”，對他們施行驅逐、禁入乃至殺害等行為。美國國會在1904年通過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此舉違反了美國與中國的條約。上海開始抵制美貨，珠江上的船主也拒絕運送美國貨物，美國的行為激發了中國在全世界范圍內組織起來的第一場政治運動。1905年，羅斯福總統曾試圖阻止排華浪潮，他解釋道：“如果我們不能給中國以正義，那就沒法要求中國給我們以正義。”但是，排華運動造成的損害已是覆水難收。

海約翰“門戶開放”外交的重要性

關于海約翰“門戶開放”外交的重要性，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們一直存有爭議。當時，海約翰意識到自己拿到的是一手差牌：“我們自己不想劫掠中國，我們的民意也不允許我們用軍隊去干預中國事務，以阻止其他人劫掠中國……有文章說‘我們杰出的道德立場給了我們指揮世界的權力’，那純粹是癡人說夢。”

外交工作也包括塑造外交政策的框架——無論是從國內的支持者還是從國際社會的視角出發——這種工作往往并不是通過運用霸權完成的。國家面臨的形勢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權宜之計即使不能徹底解決問題，也可以讓事態向好的方向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表明意圖和方向的聲明可以演變為信條，影響未來的評估和決定。

美國當時的意見領袖和公眾都認為，中國曾經對世界很重要，今后可能也是如此。后來的歷史發展證明他們是對的。戰爭部部長伊萊休?魯特（后來接替海約翰成為國務卿）對他的妻子說，中國如果解體，那么“這將是自羅馬帝國衰亡后對人類造成最大影響的事件”。

邁克爾·格林發現，美國既關注中國本身，也希望抑制列強在中國境內的競爭，以免引起太平洋地區的敵對形勢。馬漢將軍在數年后指出，“門戶開放”政策取決于“歐洲列強、美國和日本在中國事務上的利益沖突”。馬漢知道，隨著時間的推移，列強的實力對比會發生變化，事實也確實如此。他總結道，能夠對美國的實力提供持續支持的，是美國的“海軍力量”。

西奧多?羅斯福在給他的總統繼任者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的信中總結了海約翰創造的這個戰略術語：“在中國問題上的‘門戶開放’政策是非常出色的，我希望這個政策在未來也適用，至少現在它仍能獲得外交上的一致認可并維持下去；不過,中國東北地區的歷史——無論是在俄國還是在日本的侵占下——已經證明，只要列強中有一個國家決定拋開‘門戶開放’政策，并愿意為此冒戰爭的風險，那么這一政策就將化為烏有。”

下一章將會講到，西奧多?羅斯福破解這一難題的方法之一，就是在日本和俄國的競爭中保持好平衡。英國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于1902年與日本結成海軍同盟。“一戰”之后，美國在20世紀20年代試圖通過一系列條約和海軍的軍備控制來維持平衡，因為美國不想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動用海軍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查爾斯·埃文斯·休斯在國際條約談判中也運用了“門戶開放”政策，而此時距離海約翰首次提出這一政策已過了25年。

上述這些外交努力最終失敗，這促使喬治·凱南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門戶開放”政策是美國外交政策缺乏現實主義考量的問題之最典型案例。“這就像是跟所有人說，誰相信真理誰就站起來，那么那些說謊的人勢必要第一個站起來。”凱南還指出，美國也缺乏用行動支持自身表態的決心。“美國人對這個政策不夠重視，不愿以任何堅定的行動去支持它，也不愿意在實施行動后為其造成的結果承擔任何特定的責任。”

威廉·阿普爾曼·威廉斯從另外一個角度發現了“門戶開放”政策的缺陷。在他的《美國外交的悲劇》一書中，威廉斯提出，“門戶開放”政策設想的是一種“非殖民主義的帝國主義擴張……其目的是掃清障礙，創造條件，讓美國憑借其占優勢地位的經濟實力將自己的制度傳播到世界各地，同時還不讓傳統的殖民主義陷入尷尬和無效的境地”。威廉斯的新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沒有什么依據。雖然美國的一些資本主義者早就看好中國市場的潛力，但是直到1890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仍只占美國出口總額的0.3%，對體量巨大的美國經濟貢獻不大。而且，如果我們把所有的貿易和外商投資都貼上“帝國主義”的標簽，那么這個概念就失去了意義。在整個20世紀下半葉，很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依靠貿易和外商投資來促進經濟增長，提高生活水平，加快技術融合并推進其他方面的合作。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退出國際貿易和投資，這當然沒有促進中國的發展，也對歐洲無益。實際上，不同時期的自由主義者一直在擴展“美國制度”的范圍，將人權、信仰、婦女權利等概念都加進來，與民主和善治相提并論。

與那些批評者相反，經濟史學家亞當。圖茲（Adam Tooze）認為，“門戶開放”政策反映了“一個貌似簡單，實則深刻的原則”——“商品和資本準入方面的平等”。這一原則正是美國的戰略目標與殖民主義強國或1900年時正在崛起的國家的目標之間的不同之處。圖茲解釋說，美國拒絕瓜分世界，相反，美國正是通過“門戶開放”政策來擴張自身在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軟實力的。

“門戶開放”確實反映了多種利益：經濟利益肯定是有的，但也有美國的安全利益，還有中國的領土完整和現代化、對其他列強侵略的遏制，以及傳教士們拯救靈魂和生命的渴望。在1900年的世界里，海約翰的言辭和手段說明，美國已經進入了強國的行列。但是，在這個世界歷史上最具破壞力的世紀開始之際，國際體系已經站在了懸崖邊上，搖搖欲墜。

本文為《論美國：美國外交及外交政策史》一書的第5章，原題“ ‘門戶開放’與中國問題：海約翰”。注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