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田中和久
近期的日美關系似乎出現了再度陷入不穩定期的征兆。日本首相石破茂5月11日就日美關稅談判表示，“我們一直要求（美方）取消關稅”，并且“不會為了汽車而犧牲農業”。在此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再次對美國汽車對日本出口數量較少的現狀表示不滿。他說：“（日本）一直在榨取美國。每年向我們銷售數百萬輛汽車，我們卻一輛車也賣不出去，他們甚至不允許我們銷售汽車。”特朗普不只是對日美貿易感到不滿，他還曾公開表示：“我們（美國）有保護日本的義務，日本卻無需保護我們。日本憑借與美國之間的這種關系在經濟上攫取了財富，卻在任何情況下都無需履行保護美國的義務。”此番言論明顯流露出他對《日美安保條約》的不滿。對奉行“美國優先”的華盛頓而言，日美安保體系乃至日美關系，顯然都是可以待價而沽的交易品。
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戰后對日本軍力施以嚴格控制的國家正是美國。根據美國主導制定的《日美安保條約》和《日美地位協定》，日本雖無保護美國的義務，但日本也向美國提供了大量領土供美軍作為軍事基地使用，其中尤以沖繩為代表。并且，直至今日，日本仍然承擔了數額龐大的駐日美軍經費。日本前駐美大使藤崎一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表示，“特朗普早在2019年安倍政府時期就說過類似言論，現在這種言論又卷土重來”。藤崎一郎的表述顯然代表了大多數日本國民的普遍感受。
戰后80年以來，日本政府總體上采取了“對美從屬”的路線，其背后的心理狀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戰敗后的“帝國瓦解”時期，日本在美國的推動下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這一時期，美國主導了對日本的改造，因此對于當時的日本政府而言，美國既是日本追求民主化的典范，也是安全保障的手段。同一時期，也是戰敗后化為焦土的日本，接受美國物資援助而重新潤澤的階段，美國因而成為日本眼中“進步”和“富裕”的象征。但與此同時，面對與自己真刀真槍對陣約4年的昔日敵國，當時的日本政府內心也存在著“面從腹誹”的復雜心態，將“對美從屬”更多視為“戰后復興的手段”。
第二個階段從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在這一階段，日本經濟達到頂峰，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傅高義所著的《日本第一》為代表，贊揚日本經營理念的書籍風靡一時，獲得自信的日本人在經濟上席卷全球。此時的日本不僅將美國視為單純的市場，更將之視作能夠一較高下的競爭對手。日美雙邊貿易額持續攀升的同時，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不斷加劇，由此美國國內掀起空前高漲的“抨擊日本”輿論。而后的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日本經濟遭受嚴重打擊。盡管日美關系矛盾重重，但在冷戰格局下，美國出于維系遠東戰略的考量，仍然必須“庇護”日本，日本也竭力將“對美從屬”包裝成“和平與穩定的基石”。
第三個階段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泡沫經濟破裂后，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社會陷入嚴重的自信缺失，日美關系跌宕起伏的昭和時代也在此時畫上了休止符。隨著蘇聯解體，冷戰格局瓦解，美國從戰后引導日本的“慷慨庇護者”，逐漸變為冷戰后利益驅動的掠奪者。而習慣被美國庇護并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日本，也逐漸萌生了深刻的不安與疑慮，日本開始擔憂自己終有一天會成為美國眼中的“棄子”。因此，日本“手段性的對美從屬”逐漸演變為“目的性的對美從屬”。這種趨勢從小泉純一郎執政時期開始顯現，直至2012年末的第二次安倍晉三政權，這種“目的性的對美從屬”幾乎已不可逆轉。日本將支付給駐日美軍的巨額經費包裝為“安撫性預算”，甚至把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期間美軍的救援行動稱為“朋友作戰”。這種如同騙小孩一般的語言游戲，反映出日本深陷對美不平等關系，卻又不得不粉飾現實的焦慮情緒。
近二三十年來，日本之所以積極主動地強調“對美從屬”，其根源在于自信的喪失，以及對美國揮之不去的不安情緒。如今的華盛頓已經成為美國社會分裂與實力衰退的現象級產物，與它打交道，日本這樣一個面對衰退而毫無自救之策的國家，只好如救命稻草般抓住同樣走向衰弱的美國，從而陷入一種既對美國充滿不安，又不得不依靠美國的矛盾心理。特朗普在日美安保以及“對等關稅”等議題上發表的言論，很可能也反映了美方的某種真實心態。從這個意義上講，特朗普的言行不僅進一步刺激了日本的對美不信任感，也可能成為日本重新審視對美關系的重要契機。更樂觀地看，這或許是日本修正長期以來“對美從屬”路線的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作者是日本媒體人，本文由徐偉信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