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東北發現了大油田。就跟很多古老發明一樣，中國是世界上最早認識并使用石油的國家之一。

早在公元前1世紀，人們已在陜西延長一帶發現了石油，把它盛入容器用來點燈，《漢書· 地理志》稱之為“可燃之水”。北宋沈括在他的《夢溪筆談》一書中，第一次使用了“石油”一詞，宋人用石油制作石燭、墨和用于軍事的“猛火油”。

但進入近代之后，中國人在石油上的運用遠遠落后于西方。1903年，德國人在陜西探得油礦，第二年，清廷籌辦延長石油官廠，鑿出第一口油井。可悲的是，一直到1934年，全中國只有延長這一口井在出油，每天出150斤，聊勝于無。

1939年，地質學家孫健初在甘肅玉門發現油田，到1949年，玉門油田年產原油8萬噸。美國美孚石油公司的地質專家在中國進行了20多年的勘探，最終得出結論，認定中國大陸的地質構造不會有大油田。

20世紀50年代，中國組織多支勘探隊遍走全國尋找油田。

1953年，地質部部長、地質學家李四光提出“新華夏構造體系”，認定在東北的松遼平原和華北平原有可能存在大油田，可是，直到1957年，只探得石油儲量0.56億噸。

在“一五”計劃中，石油工業是唯一沒有完成指標的部門。因為石油缺乏，連北京的公共汽車都不得不燒煤氣，每輛公共汽車上都要背上一個碩大的煤氣包。

1958年，在李四光等人的堅持下，勘探人員在松遼盆地展開重點勘探，1959年9月26日，位于黑龍江省安達縣大同鎮的松基三井突然噴出原油！大油田被發現了。

因為噴油之日非常接近共和國的10年國慶，因此，這塊新發現的油田被命名為“大慶油田”。

大油田被發現后，石油工業部當即從各地抽調了7萬石油工人和轉業軍人會師薩爾，由石油部部長余秋里和副部長康世恩親自率領，展開了一場空前的大會戰。

當時條件之惡劣難以想象，工人睡在簡陋的帳篷、木板房、牛棚、馬廄里，日夜奮戰，無怨無悔。

在這支令人生敬的石油大軍中出現了新中國成立后最著名的工人——“鐵人”王進喜（1923—1970）。

王進喜是玉門油田的一個鉆井隊隊長，他領導鉆井隊創造了月進尺5000米的全國紀錄，成為中國中型鉆機最高標桿單位，被命名為“鋼鐵井隊”。

1959年，他進京參加新中國成立10年大典，接著就奉命率隊趕到東北參與大會戰。很快，他成了新的典型。

據當時的報紙報道：1960年3月25日，王進喜和他的鉆井隊到達薩爾圖車站。

一下車，他一不問吃，二不問住，而是逢人就問三句話：

“我們的鉆機到了沒有， 井位在哪里，這里的最高紀錄是多少？”

他所在的鉆井點在馬家窯，在第一口油井打好之后，王進喜的腿被滾落的鉆桿砸傷，他卻顧不上住院，拄著拐杖纏著繃帶連夜回到井隊，從安裝鉆機到完鉆，他一連7天7夜沒有離開工地，這口井成為大會戰后打出的第一口油井。

王進喜打出的第二口井地處高壓區，打到700多米時突然發生了井噴，強大的高壓液柱沖出井口，一場大事故眼看就要發生。

要壓住井噴，當時唯一的辦法是往泥漿中加水泥和黃土，可是，由于沒有攪拌機，倒進去的水泥沉在泥漿池底，與泥漿無法融和。

就在這時，王進喜扔掉雙拐，縱身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在他的帶動下，工友們也紛紛跳進池中。經過三個多小時，井噴被制服，保住了油井和鉆機，王進喜身上卻被堿性很大的泥漿燒起了數十個血泡。

記者寫道：“這是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壓井方法。”

因為工作不要命，王進喜被稱為“鐵人”。

在4月29日的誓師大會上，王進喜登上主席臺發言，他高喊：

“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活一口氣，拼死干到底，為了把貧油落后‘帽子’摘掉，寧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話音未落，全場吼聲震天。

1960年，大慶產出原油97萬噸。從大會戰開始，大慶逐漸探明了一個含油面積達800多平方公里、地質儲量達22.6億噸的大油田——截至2006年8月，大慶油田探明儲量達到61.3億噸。

到1963年年底，大慶開發建設了146平方公里的油田，3年多時間里開采原油1155萬噸。大慶油田的發現，是中國經濟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它大大增強了中國工業的自主能力。

同時，它也涌現了“鐵人”王進喜這樣的典型人物，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經驗，成為全中國的國營企業學習的標桿。

其中最出名的是：“三老四嚴”——對待革命事業要當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對待工作要有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四個一樣”——黑天和白天干工作一個樣，壞天氣和好天氣干工作一個樣，領導不在場和領導在場干工作一個樣，沒有人檢查和有人檢查干工作一個樣。

“學兩論”——石油部給每個工人配送了毛澤東所寫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形成日日學習的制度。

石油部長余秋里提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全部工作的指針，‘兩論’是會戰的靈魂。這兩篇文章一定要很好地讀，反復地讀。讀了毛主席的著作，就會感到頭腦清醒，渾身是勁，就有辦法；離開了毛澤東思 想，就什么事情也搞不成。”

職工白天上班時把“兩論”帶在身邊，晚上則集中學習，時人賦詩曰：

“青天一頂星星亮，草原一片篝火紅；人人手里捧毛選，‘兩論’學習方向明。”

大慶的這些做法逐漸被總結和規范為經驗和制度，在全國廣泛推廣。

這些經驗帶有濃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弘揚集體主義和“只講付出，不求回報”的奉獻精神，充分強調基層工人的勞動主動性，它與之前的“鞍鋼憲法”一起，構成了一套極其富有中國特色的工廠管理制度。

在1963年12月的全國人大二屆四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宣告：

“我國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論在數量或者品種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給了！中國人民使用洋油的時代，即將一去不復返了！”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一直到周恩來對世界宣告“石油自給”的時候，國際上仍然無法判斷這條新聞是真的還是假的。

盡管中國在1960年就開始了石油大會戰，但是，它是在極其保密的狀態下進行的，大慶油田對外的稱呼是“安達農墾總場”。

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登《大慶精神大慶人》的報道，日本媒體才首次確定“中國的大慶油田，確有其事”，但是，他們依然搞不清楚油田究竟在什么地方。

又過了兩年，1966年7月的《中國畫報》上刊登了一組大慶油田的照片，日本人從一張油田工人的服裝衣著上判定，“大慶油田是在冬季為零下30度的北滿，大致在哈爾濱與齊齊哈爾之間”。

他們又從一張煉油廠反應塔的照片上推算出大慶油田的大概規模——日本人從反應塔上的扶手欄桿開始推算，得出反應塔內徑約為5米，據此，他們推斷，大慶煉油廠的加工能力為每日900千升，如以殘留油為原油的30%計算，原油加工能力為每日3000千升，一年以360天計算，年產量為100萬千升。

到10月，日本人又從《人民中國》雜志上找到了王進喜的報道事跡。他們分析道，最早鉆井是在安達東北的北安附近下手的，并且從鉆井設備運輸情況看，離火車站不會太遠。

在事跡中有這樣一個細節，王進喜一到馬家窯看到大片的荒野說：“好大的油田！把石油工業落后的帽子丟到太平洋去。”

于是，日本人從前“滿洲國”地圖上查到“馬家窯是位于黑龍江海倫縣東面的一個小村，在北安鐵路上一個小站東邊十多公里處”。就這樣，日本人終于把大慶的地理位置搞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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