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安理會13日舉行加沙人道局勢緊急公開會。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在會上發言，呼吁國際社會采取緊急行動為加沙人道慘劇畫上句號。

自2023年10月以來巴以在加沙的軍事沖突在時間上已超過以往任何一次中東戰爭。前五次中東戰爭中耗時最長的第一次中東戰爭，持續約10個月，最短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不到一周就宣告停火。而巴以加沙沖突中間雖有短暫停火，但戰火仍在蔓延，至今已歷時一年半，堪稱歷史之最。

此次戰爭為何如此膠著，遲遲無法達成全面停火？本文認為，以下四條原因，不僅較為充分地解釋了此次戰爭為何難以停火，也凸顯出此次巴以沖突在多方面已與歷次中東戰爭有了本質區別：一是歷史上以色列政府從未如此極端右翼；二是非國家武裝團體從未如此大規模地卷入巴以沖突；三是美國從未如此偏袒以色列；四是周邊阿拉伯國家對巴以沖突從未如此冷漠。

當地時間2025年5月13日，加沙地帶汗尤尼斯，一輛公交車靜靜地停在以色列空襲造成的彈坑內。視覺中國 圖

以色列政府從未如此極端右翼

新卡哈內主義（Neo-Kahanism）、暴力定居者極端主義和猶太至上主義等極端主義思想在以色列根深蒂固，但在歷史上沒有成為某屆政府的指導思想。2022年12月內塔尼亞胡組建的新一屆以色列政府與以往歷屆政府的不同之處在于，它被稱為以色列歷史上最極端右翼的政府。新一屆政府意識形態接近，不是右翼，就是極右翼，極右翼人士和宗教狂熱分子充斥內塔尼亞胡內閣。各類極端主義思想在這屆政府中被國家化和合法化，將以前還會遮遮掩掩的占領行為“透明化”為國家行為，被融合進以色列的政治外交，尤其是對巴勒斯坦政策，包括強迫耶路撒冷及其圣地再次被“圣化”或者“猶太化”，完成對猶地亞和撒馬利亞（西岸）以及加沙地帶的占領等，完全拒絕以“兩國方案”為基礎的和平進程。

2022年12月以色列極端右翼政府的成立及其毫無顧忌地深化在約旦河西岸的占領是哈馬斯在2023年10月發起“阿克薩洪水行動”最直接的近因。哈馬斯的襲擊以及以色列在戰爭中的絕對優勢讓極端右翼者們看到了徹底吞并加沙的千載難逢的機遇。因此，他們想方設法阻撓停火協議，以便完成對加沙的最終占領。為達到此目的，他們無所顧忌，無論是以色列國內法律還是國際法，無論是以色列內部撕裂的風險還是猶太民族的聲譽、對以色列國家形象的極大破壞都無法阻止他們完全占領加沙。可以說，此次加沙戰爭也使以色列幾十年以來的占領和殖民活動達到最高潮。

總之，極端右翼對土地的渴望深刻影響著以色列對戰爭目標的設定和對勝利成果的評估。極端右翼雖只是現政府的一部分，但卻是關鍵的一部分。它們將自己的對加沙的政策和目標與本屆政府的成敗以及內塔尼亞胡個人的政治生涯深度綁定，以此左右以色列的加沙政策。

非國家武裝團體從未如此深入卷入巴以沖突

以色列一方的政府組成結構、對外行動指導思想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同樣，其對手也不同以往。前四次中東戰爭，基本都是國家間戰爭，戰爭的雙方是主權國家。只有第五次戰爭中，以色列的對手既有主權國家——敘利亞，也有非國家行為體——巴解游擊隊。而此次戰爭，以色列的直接對手全是非國家武裝團——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和胡塞武裝。

因此，這是一場主權國家與非國家武裝團體之間的一場非對稱戰爭。主權國家之間發生戰爭，只要雙方之間分出勝負即可，而不必將對方置于死地。國家的軍事能力遭受極大的削弱，就表明戰爭已經沒有再進行下去的必要了。如六日戰爭中，以色列先是清除了埃及、敘利亞和約旦三國的空軍，后在握有絕對制空權的情況下對三國地面部隊形成絕對優勢，戰場形勢高下立判，阿拉伯三國只得停火求和。

當另一方是非國家武裝團體時，戰勝的概念就會變得非常模糊，失敗的界限并不容易劃定，如同彈簧一樣，可以被隨意拉伸。比如此次對哈馬斯而言，只要能堅持到最后不被完全消滅，它就能聲稱自己在對抗以色列戰爭中取得了“勝利”。

以色列將戰爭的目標設定為完全消滅哈馬斯，這本身就是難以完成的戰爭目標。哈馬斯的人員在不斷得到補充。以色列后來似乎又增加了完全占領加沙的目標，使得以色列的戰爭目標設定本身就過高。因此不惜采用種族滅絕、饑餓等極端手段來達成戰爭目標。

美國從未如此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游說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一書所揭示的，美以兩國的關系已經超越了正常的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極為特殊。但美以的特殊關系也并非天生，而是在歷史進程中一步步發展而來，第二次中東戰爭中，美蘇共同向英法以三國施壓，加速戰爭的結束。之后，美國在阿以沖突中想要努力扮演的角色是不偏不倚的調停者。雖然，它在軍事、經濟和外交等各層面都給予以色列以巨大的支持，但表面上仍想維持居中調停者的角色。因此才會有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和平進程和奧斯陸協議。

而此次沖突爆發后，尤其是特朗普上臺后，對以色列的支持和偏袒越來越無底線。已經徹底放棄了巴以問題調停者的角色，甚至根本不屑于繼續推動“兩國方案”，而是赤裸裸地支持以色列吞并加沙，推進一國方案。美國??仍在繼續向以色列運送軍火。這背后，當然是特朗普想要繼續其第一任期內未完成的“亞伯拉罕協議”，以此作為重塑中東安全格局和地緣格局最主要的抓手，而將巴勒斯坦問題徹底邊緣化。也體現出美國國內的猶太復國主義力量及其游說團體的勢力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能夠完全穿透美國民眾的反對情緒和法律規定，直接塑造美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其中東政策。

盡管最近一個月來，美國和以色列的關系有所降溫，雙方在加沙問題和伊核問題等方面分歧不斷凸顯，特朗普此次出訪中東也繞開了以色列，但他之前對加沙問題的表態已經不可挽回地助長了以色列擴大在加沙的行動。

周邊阿拉伯國家從未如此畏首畏尾

前四次中東戰爭，都是巴勒斯坦周邊國家埃及、約旦和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親自下場對抗以色列。盡管它們的動機難言是為了巴勒斯坦人民，更多的可能是為本國爭取利益，如約旦垂涎約旦河西岸以及對圣寺的管理權。但在客觀上，巴勒斯坦人并不孤獨，阿拉伯國家多少愿意出一些力。近二三十年中東國家實力消長和發展理念的轉變使得它們面對巴勒斯坦問題時，部分國家“無力”幫助，部分則“無心”幫助。

因此，此次沖突中，沒有任何阿拉伯國家給予加沙實質性的幫助，無論它們是反伊斯蘭主義的還是親伊斯蘭主義的，無論是親美的還是不那么親美的。它們也擔心國內民眾對加沙的關切給本國政府合法性帶來沖擊，但它們選擇采取措施限制國內的抗議活動，而非給予加沙以支持。阿拉伯國家政府所做的，只是為了迎合民意，做出大多是象征性的支持巴勒斯坦事業的姿態，巴勒斯坦事業已不再是這些國家內外政策中的一個重要關注點，更多是成為與西方國家和地區國家博弈的籌碼，甚至將其視作是對本國政權威脅的根源。

綜上，以色列政府的極端右翼；美國放棄調停者角色，對以色列無底線的支持；阿拉伯國家的袖手，以及非對稱戰爭的性質都極大地助長了以色列對哈馬斯的絕對優勢，主客觀上放縱以色列無所顧忌的行為，從而使其不斷擴大戰爭目標，導致戰爭難以結束。這些維度也透視出，相比于歷史上的中東戰爭，新一輪沖突已進入完全不同的階段。

（馬小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