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希漢與陳賡的歷史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鄂豫皖蘇區時期的紅12師組建之初。彼時的陳賡剛剛被任命為新組建的紅四方面軍第12師師長，隨即就將四方面軍總部的參謀周希漢給“挖”到了12師中。

這種發自肺腑的喜愛和認可，估計也就電視劇《亮劍》中的主人公李云龍能與之媲美了。

不過，就是這樣一對從土地革命戰爭開始相互認可、配合默契的革命伙伴，卻在1949年渡江南下過程中產生了一次明顯的分歧。

事情還要從四野大軍渡江南下后，進軍湘贛的戰役說起……

解放軍攻占國統區首都南京后，華東經濟中心上海的解放也進入了倒計時。此時的國軍殘存力量中，除了布防在寧滬杭和西南一帶的蔣軍嫡系部隊外，剩下的就是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為代表的桂系軍隊了。

1949年5月14日，在時任國軍19兵團司令官的張軫率部于武昌起義后，頓感大事不妙的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由武漢倉皇逃至長沙，開始部署新一輪的軍事計劃。

白崇禧集結華中“剿總”主力7個軍約15萬人長沙、岳陽以及萍鄉、宜春、上高等地區，企圖借湘贛地區崎嶇險峻的地勢來遲滯我軍南下進程。

為此，教員決定以四野第12、15兵團外加中野第4兵團共計10個軍43萬人組成追殲主力，適時對白崇禧集團發起湘贛戰役。在這個基礎上，四野總部又確定了新的具體作戰部署：

正當陳賡下令第4兵團13、14兩個軍配合四野渡贛江追擊敵人時，狡猾多變的白崇禧也將作戰目標瞄向了高歌猛進的周希漢第13軍。

陳賡本人雖然和桂系的歷史交集并不多，但對白崇禧的狡猾和桂系軍隊的兇悍卻也感同身受。尤其是1947年孟良崮戰役前，粟裕對桂系部隊的那句中肯評價更是令陳賡記憶猶新：

因此，在南下追擊白崇禧集團的過程中，作為兵團司令的陳賡始終保持一種慎之又慎的態度，避免因輕敵冒進而被對方鉆了空子，遭受不必要損失。

盡管如此，當周希漢率13軍兩個主力師渡過贛江后，還是一度面臨被白崇禧緊急調集9個師兵力合圍而來的不利態勢。

這邊得知戰情緊迫的四兵團參謀長郭天民，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來回踱步，卻見另一邊的陳賡像沒事人一樣閑庭信步，這反而更令他焦急萬狀。不料，陳賡一開口便讓司令部眾人眼前一亮：

作為開國大將中指揮大兵團作戰僅次于粟裕的佼佼者，陳賡在軍事戰略眼光上確有可圈可點的地方，尤其對“知己知彼”的把握非常到位。

事后，形勢發展的結果也的確印證了他的判斷。周希漢在正面擊潰桂軍一部并俘虜數百人、繳獲十幾門重炮后，決定集中全軍主力對潰敗的敵人進行一次大追殲。

按說形勢對4兵團而言是極為有利的，無論周希漢能否一舉完成追殲目標，只要他能率13軍將桂軍主力牢牢吸引住，4兵團其他部隊就可順勢展開一次大迂回和大殲滅，重創白崇禧集團。

關鍵時刻，陳賡卻一反常態的向周希漢下達了停止追擊的嚴令，而且是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來命令周希漢：

不僅身處一線的周希漢不能理解老領導的這個命令，4兵團總部的指戰員們也是不明就里……

伴隨著陳賡接下來一番事實佐證的解釋，眾人心中的疑云也漸漸消散。

可以肯定的是，桂系主力部隊的退卻并非是戰斗力不堪一擊所致，相反，在用兵狡猾的白崇禧這里，倒更像是一招“誘敵深入”和“以逸待勞”戰術的結合。

一旦13軍大張旗鼓的緊隨潰逃的桂軍追擊，白崇禧就會前后雙管齊下，一面截斷我軍此前把守的贛江渡口，一面在前方布好口袋陣尋機殲滅孤軍深入的13軍。

更為嚴峻的是，此時4兵團與四野大軍主力相距尚遠，13軍若真的陷入桂軍前后夾擊的險境，4兵團在救援方面的難度可想而知。

之所以對白崇禧抱有如此謹慎的態度，除了此前對桂系風格和歷史的基本認知以外，還有一年前在中原與張軫兵團交手時的教訓。

1948年5月，劉鄧中原野戰軍主動發起宛東戰役，以3個主力縱隊組成佯攻確山的東集團，吸引胡璉第18軍的注意力；陳賡則受命率中野和華野3個縱隊以及桐柏軍區一個旅在南陽以東地區組成西集團，對國民黨張軫兵團設置了嚴陣以待的“口袋陣”。

應該說，戰局從一開始就完全按照劉伯承預期的那樣發展：張軫兵團5萬大軍奉命由南陽向確山方向馳援，并迅速進至苗店鎮、興隆鎮一帶，陳賡指揮的西集團軍則從北、西、南三面對其形成包圍壓制之勢，東面的陳錫聯也正率兵疾馳而來。

關鍵時刻，對我軍“圍點打援”戰術有所察覺的張軫卻來了個將計就計。他一面在往來電報中故意透露率部東進并擊潰前來增援的解放軍主力的信號；一面用日語向白崇禧身邊的情報員喊話，告知對方自己將率軍西退南陽的真正意圖。

從電報內容中得知張軫繼續“東進”的陳賡立時放松了警惕。為此，命令周希漢將部署在西線的四縱撤至賒旗鎮以北，為的是與張軫保持一定距離，促使對方全身心東進。殊不知，命令下達后正陰差陽錯的給了西撤南陽的張軫以可乘之機。

5月31日，張軫的第19兵團突然調頭折返西去，倉促之間我軍措手不及，致使張軫所部5萬余人成建制從預設包圍圈中逃脫。

眼看煮熟的鴨子就這么飛走，主帥劉伯承的失落與懊惱心情可想而知。在戰后總結會議上，他嚴厲批評了陳賡的西線兵團：

有了先前慘痛的戰場教訓，陳賡對這次追殲白崇禧的軍事行動保持高度警覺，而隨后進行的湘贛戰役，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他的戰略判斷。

當白崇禧眼見圍殲第13軍不成，轉而又將目光聚焦在江西永修、德安地區相對孤立且突出的第43軍身上。

為此，時任四野15兵團司令員的鄧華決定來個將計就計，將白崇禧主力完全吸引在吸引在長沙、岳州、南昌一線，待主力南下后，以40軍、43軍配合主動從贛江撤回的陳賡兵團，切斷白崇禧大軍退路，尋機殲滅更多敵軍。

當然，這一計劃最終還是受到不可抗力的影響，由于北方戰士短期內很難適應南方酷熱氣候，加之夏季又是疾病肆虐爆發期，部隊的非戰斗減員就比較明顯。

為此，教員指示四野集中休整兩個月后，至1949年7月8日才正式發起湘贛戰役。當然，因為周期延長，白崇禧這邊也有所察覺和準備，致使我軍殲敵效果大打折扣，幾路大軍同時出動，僅殲敵4600余人……

湘贛戰役后，教員開始重新審視思考對付白崇禧集團的戰略戰術，以往快速穿插的殲滅戰方式已然不可取，應該及時調整為在廣闊的范圍內，采取大迂回、大包圍、大殲滅的方式來徹底消滅白崇禧集團，南線大追殲的序幕也由此緩緩拉開……

此后數月間，陳賡率4兵團由湖南進軍廣東，完成解放廣州的重任后，在陽江、陽春地區取得圍殲在逃的劉安祺兵團4萬余人的大捷。而后在配合四野進行的粵桂邊大圍殲戰中，4兵團累計殲敵超過7萬余人。

至此，大勢已去的“小諸葛”白崇禧孤身飛赴海南島，繼而受老蔣拉攏前往海峽對岸的孤島之上，軍事生涯也由此終結。

而另一邊的陳賡，在完成解放華南任務后又受命進軍云南，此后又陸續參與到越南抗擊法國侵略者的邊界戰役、抗美援朝戰役中來，稱得上是我軍各個戰爭時期打滿全場的開國大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