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原創話劇《蘇州河》在上海藝海劇院上演。該劇改編自作家海飛的同名長篇小說，海飛本人也擔任了話劇編劇。《蘇州河》上演之前，海飛在上海藝海劇院接受了澎湃新聞·文學花邊獨家專訪。

近年來，作家海飛構建著屬于他的“諜戰世界”，由他創作原著并擔任編劇的《麻雀》《諜戰深海之驚蟄》等影視作品不斷引發收視熱潮。《蘇州河》以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的歷史風云為背景，通過“諜戰+刑偵”的雙重敘事，再現時代洪流中的信仰抉擇與人性掙扎。

原創話劇《蘇州河》由浙江話劇團、杭州劇院聯合出品，是2025上海·靜安戲劇節展演劇目之一。

“我一直認為，諜戰小說就是小說套了諜戰的外殼，它一定還是寫人性。”海飛如是說道。

這次對話特別聊到了上海。除了《蘇州河》，海飛的許多作品都有“上海”。海飛說，因為兒時在上海的生活經歷，他心目中的上海不僅是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地，也是讓他愛上文學的地方。“我在上海的街頭走著時，我覺得上海的風是不一樣的，它的風甚至能吹透我的胸膛。”

海飛（左）接受澎湃新聞記者羅昕專訪 攝影：李思潔

【對話】

上海是故事的發生地，也是讓我愛上文學的地方

澎湃新聞：你有很多諜戰作品為我們耳熟能詳，像是《麻雀》《驚蟄》。從1994年創作到現在，你自己最喜歡、最滿意的是哪部作品？

海飛：好像不停地在寫，沒有特別滿意，也沒有特別不滿意。喜歡的有幾個，比如《往事紛至沓來》《秋風渡》等，然后我手頭正在寫的一個諜戰小說，叫做《殘雪》，篇名恰是一個作家的名字。

澎湃新聞：你筆下的特工往往能呈現出復雜的人性，角色演繹也因此具有挑戰。你感覺哪些演員很好地演繹出了你筆下的角色？

海飛：合作過的這些演員里，很多演技都很不錯，比如張若昀、張魯一等演員，還有一幫老戲骨，演技更不在話下。我一直認為，在我的創作中，“好人”會有許多缺點，“壞人”要讓讀者恨不起來，這樣的創作才是成功的。因為人本質上沒有好與不好，只有立場、利益，只有方方面面的關系。所以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TA一定是有兩面性的。

電視劇《麻雀》劇照

電視劇《諜戰深海之驚蟄》劇照

澎湃新聞：這次上演的話劇《蘇州河》也是如此。

海飛：《蘇州河》寫的是一個孤獨警察的故事。從一開始到完稿，前后大約有8年的時間。不是說寫了8年，而是這中間也創作了很多其他作品，有電視劇和小說，所以寫得走走停停。我有一個牛皮信封袋，裝了我所有關于《蘇州河》的隨記，隨手記下我對這個小說的感覺。后來還找了上海公安局采訪，去了上海公安博物館。有位從事警史編寫的警察朋友還送了我一本他主編的書，叫《海上警察百年印象（1843-1949）》。

話劇《蘇州河》劇照

澎湃新聞：你是浙江諸暨人，但你也說了上海是你的半個故鄉，你的很多作品里都有上海。你會不會覺得上海本身就是一座文學性很強的城市？

海飛：文學性很強的城市，故事性一定很強。上海這座城市，它就是一個故事發生的地方。

比如《上海灘》的主題曲里有我很有感觸的四個字——“浪奔浪流”。一代又一代，在這里發生了很多故事，特別是民國年間，亂世多飄萍。我在上海的街頭走著時，我覺得上海的風是不一樣的，它的風甚至能吹透我的胸膛。

而我對上海這座城市有感覺，也因為我小時候在上海的生活經歷。上海不僅是我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地，也是讓我愛上文學的地方。小時候我住在上海外公外婆家，在閣樓里看了好多雜書，我們叫“閑書”，有些是有文學性的，有些根本沒有文學性，特別通俗，比如《金陵春夢》這些。那時候文學已經慢慢流淌到我的血液里了。

還有提籃橋，也應該是盛產故事的地方。我外婆家住楊浦區龍江路75弄12號，已經拆遷了，但我到現在都記得是從外婆家坐28路公交車，從許昌路坐4站到提籃橋下車。提籃橋有一座“遠東第一監獄”，據說前不久才剛剛被棄用，我想這監獄一定是發生故事的地方。提籃橋還有一個郵政樞紐。那時的郵報亭不僅賣報紙、雜志，還賣書，我記得長篇小說《白鹿原》就是在郵報亭買的。

澎湃新聞：你是怎么走上文學之路的？

海飛：我17歲去當兵，回來以后分配到諸暨化肥廠，當經濟民警，又去車間拉了兩年煤，那個時候開始寫作。原因也挺簡單，寫稿可以賺稿費，可以養家糊口。后來又覺得寫作可以改變命運。因為寫了兩年以后，我就被另一家企業招去編廠報了。

我獲得的第一個文學獎項是《上海文學》的獎，叫“全國短篇小說新人大賽”，那時是2003年。得了一等獎后，我開始野心勃勃地想自己能不能去當專業的作家，然后就開始沉浸式的寫作生涯。2010年我又開始寫劇本，每一個階段，寫作的文體和方向都在變。沒有變的是，一直在變著。

話劇《蘇州河》劇照

“我大概在金字塔的腰部”

澎湃新聞：你的很多作品和諜戰有關。會有一種聲音認為，像是諜戰小說、偵探小說、犯罪小說這樣的類型文學，情節性很好，但是文學性偏弱。你怎么看呢？

海飛：這種聲音永遠有的，你也不需要努力去給它扭回來，也扭不回來。而且這種聲音也沒有不準確，因為它就是一個類型，怎么就不是類型文學？相當于《水滸傳》其實也是黑幫文學，對吧？

我最近在寫一個長篇小說，叫《劇院》，它就是一個寫罪案、懸疑的作品，有推理，和諜戰也是相通的。我一直認為諜戰小說就是小說套了諜戰的外殼，它一定還是寫人性。我其實也在寫一些傳統文學其他門類的小說，只是這些小說沒有被改編成影視劇，就發表在雜志上。我想怎么界定都沒有問題。不重要。

澎湃新聞：像是格雷厄姆·格林、約翰·勒卡雷、阿加莎·克里斯蒂、雷蒙德·錢德勒，你會怎么看待這樣的作家？

海飛：他們是特別專業的類型小說作家，功力非常深厚。其實要寫成這些作家那樣的作品，所付的心力會多得多，也會更累。

而我的罪案小說并沒有很嚴謹的抽絲剝繭的推理過程，而是寫人性內部的掙扎，而且這些掙扎聚焦在犯罪嫌疑人身上。如果是寫一個正義凜然的警察或者偵探，那是一個相對程式化的人物。包括以前福爾摩斯探案的那個年代的推理小說，以本格推理見長，相對來說不像現在的社會派推理小說，主要寫的是社會生態，寫人復雜的內心。

所以我覺得像《漫長的季節》這樣的罪案懸疑，它是在懸疑中生活著，又在生活中懸疑著。如果去掉懸疑成分，仍然是一個非常好的世情小說。《漫長的季節》其實是非常優秀的一個長篇，只不過它沒有以長篇小說的形象出現。

《蘇州河》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澎湃新聞：你有沒有想過，當代的讀者或者觀眾，他們想看什么？

海飛：現在短視頻很流行，它肯定不是很好的精神食糧或者文化產品，也占據了我們很多的業余時間，但受眾就是受眾，你只可以引導，不可以規定。譬如我們覺得芭蕾舞很好，音樂會很好，但我們沒法規定大家都去看。只能是引導。

所以現在的傳統文學，它的受眾一定會變少，出版業不景氣也是一定的。然后電視劇，以前可能六七十集，現在40集變30集，30集變24集，甚至12集和6集，都有可能。但無論如何，不管短成了怎樣，總有對精品劇集有需要的受眾群體。我們就做給需要的人群看，但你不要想著讓大家都叫好，那是不可能的。

以后各種分類會更明顯，各種分類只占領一部分的人群。就像我們擁有月光的時候，不可能擁有陽光。

澎湃新聞：你會因為“看文學的人越來越少”感到悲觀嗎？

海飛：以前我一直認為我的舅舅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后來才發現并不是。因為在他那個年代，除了看書也沒別的更好的休閑方式了。我們一直忽略了一個東西，以為1980年代是文學最時髦的時代，說當時征婚啟事中也要寫上“本人愛好文學”，但那是因為那個時代沒有更多的選擇了。現在，首先沒有征婚啟事這一說法，如果有，可能寫上“本人喜歡游戲”“本人喜歡短視頻”，更多的是“本人家境如何，成就如何”。我是覺得這個時代的洪流滾滾向前，有些東西它是不能改變的。

至于我，我的心態就是把所有愿望都降到最低。我最初開始寫作的時候就告訴自己，我發表不了的，有了這種心態以后，發表了會很開心。現在AI盛行，我的心態是如果有一天AI真會取代寫作，那我就不寫了。這不是沒有可能的。

但我現在有一個在旁人看來或許很幼稚的“野心”。我把我的諜戰小說做成了“諜戰之城系列”，主要寫上海、南京、寧波、汕頭這些城市；我把我的犯罪小說做成了“迷城系列”，其中充滿迷霧，充滿謎團，把它們定位在江南的縣城。我剛寫了一部《劇院》，接下來還有幾部雖然還沒有寫出來但名字已經取好了的小說，比如《黃昏》《青苔》。

有人說，這么多小說你怎么寫得過來？我的心態又恢復到我剛才跟你說的“放低”心態了。寫不完有什么關系？那我為什么一定要寫完？我寫到半本書的時候，甚至我只是寫了開頭第一句的時候，難道我就不能給它結束嗎？只要有這種心態，就什么都沒關系。

澎湃新聞：這種心態一點都不“內耗”。

海飛：這個世界不是你的，你只是其中的一滴水，或者一小部分而已。你沒有那么厲害，沒有那么好，但你也不會那么差。

我以前打過一個比方，寫作和其他藝術門類一樣，是一座金字塔。我的定位是，我大概就在金字塔腰部的這個地方，它不會太低，也不會太高。我就當好金字塔中間的那一塊石頭就可以了。

海飛 攝影：李思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