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她畢業于全國最好的醫學院，卻被扔進了中國最冷的林場，一去二十五年，無人知曉，她父親的真實身份，組織沉默了二十年。

這一切從1953年的一紙分配開始。

出身問題，從上海被發配到牙克石

1953年夏，上海第一醫學院教學樓外的榆樹正茂，校門口停著兩輛卡車。

吳蘭成穿白襯衫，拎著一只黑色手提箱，站在隊伍的最后，她的分配結果，比所有人都晚了三天。

前兩天她還在給實習老師看病歷分析，第三天就被告知前往內蒙古牙克石林場醫院，她問原因，對方只說一句話：“有組織安排。”

她沒哭，也沒鬧，默默回宿舍收拾東西，臨走前只給一個同學留了話：“我爸是國民黨的人。”

沒人知道，這個“國民黨的人”，其實是吳石，在臺灣被槍決的潛伏者，上校參謀長，代號“老張”。

那年牙克石的林場醫院剛建兩年，冬天能凍掉睫毛，醫生只有四個，沒有兒科，沒有麻醉師，手術刀要靠鐵路運。

她到林場的第一天，趕上急診，一名工人孩子高燒39度，抽搐，她看了眼體溫計，脫下外套就進了治療室。當地醫生說，“發燒孩子在這兒活不過四天。”

她拿起注射器，動作熟練地配藥，退燒、吸氧、擦浴，整整熬了兩晚，孩子醒了，林場主任說了一句：“小姑娘行啊。”

誰也沒告訴她，她是林區系統幾十公里內唯一一個本科醫學畢業生，也是唯一一個上海來的。

不能說的父親，二十年的隱姓埋名

吳蘭成的戶口卡上，“父親”一欄空白，她自己也從不提。

1950年6月10日，吳石在臺北馬場町刑場被處決，他沒有反抗，只請求一件事：不要連累家人。

大陸那邊，家里一夜之間斷了聯系，母親王碧奎帶著幾個孩子遷到湖南、再轉上海。組織說：“不能暴露，臺灣還有人沒撤回來。”

吳蘭成知道父親死了，卻不能說出死因，她的兄長吳韶成，大學畢業后也被打發去水泥廠做財務，兄妹倆像失聲的人，沉在背景中，不留一點痕跡。

1958年，牙克石最冷的一年，零下四十三度，水管都凍裂了，林場醫院停了三天水，她徒手給三個嬰兒洗澡，凍得通紅的雙手貼著孩子背脊，一直在抖。

有人說她怪，有人說她傻，她只是說：“我答應來這兒，就得管。”

那年她二十七歲，在林場干了整整五年，沒請過假，她從沒向任何人提過“上海”兩個字。

她的真實身份，直到1973年才被揭開，國務院來電，說吳石烈士身份已經核定。

她那年已經在牙克石干了二十年，穿著舊白大褂，回到家里第一句話是：“我爸，可以寫名字了。”

林場人不知道“吳石”是誰，但北京知道，吳石死前傳回來的最后一份臺灣空軍布防圖，直接用于福建沿海的反登陸戰備部署。

1970年春，牙克石森林火災，她帶著急救包跟著隊伍進山，煙味嗆得人喘不過氣，她頂著風從火線往回背人，三個小時救回六個。

她瘦小，一米五幾，背一百多斤的傷員還要翻溝，有人拽她說別去了，她只說一句話：“我比你會止血。”

醫院缺醫少藥，她學會了自配退燒藥，用米湯喂新生兒。

最難的一次，是個橫位難產，別的醫生束手無策，她靠著實習時候記的解剖圖，用手摸索胎位，一個小時徒手接生。

吳石將軍長子吳韶成

那孩子今年是林場衛生站站長，提到她就一句：“那時候能救命的人，只有她。”

她從不請假，不回家，不跟人吃飯，林場說她像根釘子，釘在那兒拔不出來。

1972年秋，她發燒四十度，硬撐著查房，到晚上，突然暈倒在走廊，醫生說過勞性肝損傷，必須轉院，她不肯，說自己走了，沒人看病。

她撐了一個月，把病拖成了慢性。

1973年林場來了北京的接待組，帶來一紙通知，說“烈士身份核實完畢”，吳蘭成那天戴了頂舊毛線帽，站在食堂門口不說話。

半個月后，她的信寄到北京，沒有抬頭，只有一句話：“我能調走嗎？”

調走之前，她拒絕了北京一次

北京的調令來了，1975年春天，她沒有立刻走，她拖了一年。

調令上寫得很明確：中國中醫研究院信息所，副研究員編制，解決配偶工作。

她的丈夫陳進森，那時在林場做土建工程師，患過一次肺結核，一直干不了重體力活。

她什么都沒說，只把調令收進抽屜，第二天照常上班。

主任攔住她：“你瘋了？一輩子在這兒？”

她說得很輕：“還有人比我更熟這些病例嗎？”

醫院里那年換了三批醫生，沒人能扛滿一年，她扛了二十多年。

調她走的，是何康——農業部副部長，父親吳石生前的戰友何遂之子，他只說了一句話：“不能讓她一直埋在雪地里。”

她拖著調令過完了那個冬天，再走時，只帶了一口舊皮箱，沒做歡送，也沒照相。

她沒說再見，林場醫生開玩笑說：“她像是借了一趟車走，改天還回來。”

沒人想到，那趟車，徹底把她帶離了北方的雪線。

研究員、勞模、政協委員——她成了別人眼中的“成功者”

到了北京，她沒進醫院。

分到中國中醫科學院信息研究所時，檔案里夾著一封來自部里的信：“可做科研，無編制問題，家庭問題解決。”

她從兒科醫生變成研究員，改行了，沒人再提她在林場干了25年的事。

她開始做中醫信息分類系統，接觸計算機，把一摞摞手抄藥方輸入數據庫，沒人愿意干這種“文案活”，她干得認真到極致。

第一年，她完成了信息所全院病案分類手冊的結構重編，她白天敲鍵盤，晚上翻病歷，眼睛干澀到必須滴藥水才睡得著。

同事說她是“機器一樣的人”，她回一句：“你沒看過林區死人眼睛睜不開的樣子。”

1979年，她第一次代表研究所出國，去日本醫學學會，英語演講稿是她自己寫的，有人幫她潤色，她拒絕了：“我說不出口別人的語氣。”

她穿灰色西裝，站在會場中央，用不標準但流暢的英語講中醫分型理論，她講完后，臺下是七秒沉默，然后爆發掌聲。

有人在會場問她：“您在哪個醫院工作？”她笑了笑，說：“牙克石。”

對方愣住了，“那個牙克石？”

她點頭，“零下四十度的那個。”

1985年，她被評為北京市“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所里有人貼出她的照片，底下配字：“科研能手”，她自己撕了，說：“我不是榜樣。”

她從沒寫過一篇回憶林場的文章，沒接受過采訪，也沒講過父親的事。

政協委員的身份是1988年確定的，第六到第八屆，她都在，會上從不發言，只記筆記。

1991年春，吳健成從臺灣帶回父親吳石的骨灰，她沒讓人陪她去福田公墓，她一個人提著罐子，坐地鐵到香山。

合葬那天沒請任何人。她在墓前站了十分鐘，說了一句話：

“爸，我們能說出你的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