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NOWNESS現在

“你的子宮經歷過什么？如果把你的子宮外化，你會想象它是一個什么樣子？”

在宋莊的一個廠房里，朱玲玉簡單搭了一個影棚，開啟了以上對話。在她的鏡頭下，這些女性袒露了一直被遮蔽甚至羞恥化的流產故事，最后一位是她自己。她將這個拍攝項目稱為《中國女性子宮敘事》。

這是女性人體的掠影，也是關于女性生育權的縮影。如果女性的生育困境依舊在社會層面上陷入失語的處境，那身體大概會是最誠實，最能保衛記憶的影像敘事。

上：《自然撕裂》

下：《月經延遲焦慮》

這也是朱玲玉與鏡頭下的女性的一場“集體療愈”。當時的她生完孩子兩年，因為疫情和工作的關系，孩子被送回了老家，她處在一種巨大的分離焦慮當中。

《中國女性子宮敘事》的最后，朱玲玉將鏡頭對準了自己。一幅作品記錄了當時的狀態——她拆了一件兒子的毛衣，毛衣一半掛在了枯樹上，一半被拆成羊毛線，繞成一個球，她的身體蜷縮在小小的盆里，虛影的她代表著精神上的自我，往樹的方向收著這條線。她說這條線代表了一個母親思念兒子的距離。

通過這一系列攝影，她在斷裂當中療愈、重建自我，并從中找尋一種直面虛無的女性表達。以下為朱玲玉的自述。

朱玲玉

我在拍攝前，每次都會先問拍攝對象一個問題：如果將子宮外化成一個容器，你會想象它是什么樣的，裝的是什么？

從技術難度和表達方式而言，“生育”都很難具像化，用紀實的方式呈現。更何況面對在社會話語層面上，一直被遮蔽和羞恥化的流產敘事，所以我想用一種更抽象的，象征式的影像去呈現我的表達。

這個項目前后拍了一年多，算下來總共拍了十幾個人。每個人的答案都不同：Alex經歷過一次懷孕到六個月的“胎死腹中”，她將小孩的B超照片放在相框里，做成了一個像小墓碑一樣的靜物。她說，我覺得這段記憶不需要被掩埋起來，讓她在我看得到的地方，可以不斷地看到她，去紀念，思念她。

Alex，朱玲玉的拍攝對象之一

最讓我觸目驚心的是拍攝對象高小君的這段比喻——“當我去凝視自己的身體時，覺得女性的子宮就像一個西瓜，一層一層地被刮，最后皮瓤越來越薄，就要被戳破了。等回過頭來看，它早已千瘡百孔，我很想去修補它。”

她覺得自己的子宮就像一個西瓜瓤，我當時就用了一張被挖到薄薄的西瓜瓤，用手術刀給戳破的相片，作為當中的意象表達。

我記得尋訪拍攝對象時，身邊很多女性都跟我分享過自己的經歷，而且有不少經歷過多次流產的，我發現它并不是一個小群體記憶，而是女性在社會中的普遍處境，但很多女性都不覺得這個是可以去言說的議題。

流產在外界眼光看來，可能免不了被帶上了“你太不會保護自己了”“糊涂”“不自愛”等等這樣的評價，這是隱晦的歷史，帶有性恥感，被污名化的經歷，但它背后也折射了我們女性生育權沒有被正確看待的社會議題。如果不去談論，帶著羞恥的眼光看待評價，它依舊是藏在黑匣子里的“大象”。我覺得有必要把這些東西講述出來。

我試圖去揭開被男性視角所壓抑、遮蔽或者邊緣化的女性身心的真實感受。通過這些關系和事件去觀看，這是我們自己觸摸自己，向自己深度敞開的愿望。

Alex

所以我找了一個廠房，在里面搭了一個影棚。這個廠房相對來說是一個私密的空間，她們也能更信任，用身體來配合我的拍攝。

在拍攝過程當中，每個人在面對面講述自己的“子宮敘事”時，都帶上了噴涌而出的情緒，像迸發的深井那般，似乎被埋藏了很久，當我們有機會重新梳理這些過程，很多被忽略已久的感受，有了共同的關照，當我們一起回溯、訴說時，她們對于鏡頭不再抗拒，才有了這樣的影像敘事。

在《中國子宮敘事》的最后，我回歸了作品出發的開始，將鏡頭回到自己身上。

在我生完孩子的時候，遭遇了胎盤滯留，子宮壁上還有胎盤殘留，醫生建議我馬上清宮，否則隨時可能大出血。當時醫生還問我：“你是不是以前做過流產？這種情況多是當時手術后沒有調理好。”

這件事才讓我重新回想起8年前流產的經歷。原來身體是有記憶的，子宮就像一個看不見的容器，承載了女性的性體驗、生理疼痛和內心情感，流產便是女性身份焦慮的一個注解，一直以來我無法在社會語境當中言說自己。

在我回溯自己對女性身體的認知時，我發現早在青春期，我對生育就有了焦慮。我在“子宮敘事”的作品當中，用了在森林里撿的一棵枯樹，作為我對生育的起初的感知意象。

很多人都會說“女人生了孩子才完整”，初中時身邊的女同學陸續來了例假，她們會結伴一起去衛生間，互相借衛生巾。每次落單的我，因為性別教育的匱乏，經常懷疑自己將來是否有生育能力。

直到高一，我有了初潮，那晚我夢到自己站在一顆枯樹下，樹枝上掛滿了胎盤。那個夢境是我對生育焦慮的最初象征。

《生育與死亡》

這種怪異的夢或許來源于心理陰影。初三那年，湖南郴州發生了特大雪災，導致村子里的電線桿子都倒了，我們村是在一個深山老林里面，路上全是冰，步行出去很困難，整個寒假我們都被困在村子里面。

恰好碰上堂嫂要生孩子了，他們就找了村子里的赤腳醫生，在現場接生，我全程我就在旁邊親眼目睹了分娩過程，記得當時我的拳頭竄得很緊，也就在那時候看到了什么是胎盤。

我印象最深的是，即便在農村生育這么惡劣的環境下，堂嫂在分娩的過程中也始終壓抑自己，只發出低沉的聲音。我問旁邊的大人，堂嫂不痛嗎，為什么不大叫一聲，她們跟我說，村子里生孩子誰敢叫，全村都能聽得見了。

從少女時代看到的電視劇，似乎都會將生育浪漫化，人們會說孩子是愛情的延續和成全，是愛情的結晶，于是在《中國子宮敘事》作品集里，有一幅作品是這樣的：我用了一個蘋果放在框框里，取名為《愛情》。

我覺得它更像一種浪漫化的社會景觀，在固有的主流價值觀念當中，與一個男人戀愛，結婚，生孩子，才是順理成章的生育模式，生育必須捆綁于愛情和婚姻，才能維護道德正當性，但女性為自己生孩子，就是不道德的嗎？

成為獨撫媽媽，我時常受到道德審判。因為我未婚生育，遭到了父母的強烈反對，周遭許多言論都把我污名化了。

《生育之恥》

我父母為了不覺得丟人，不想我去縣城的人民醫院生育，后來我去了婦幼保健院，生完孩子后，接產醫生也在挖苦我說：就你一個人哭喊的死去活來。

我當時頂著7個月大的孕肚從北京回了湖南老家，原本渴望遠離我的生長環境的我，費盡心思從這里出走，但當我懷孕回到這里，突然覺得自己好像“被打回了原形”，甚至還在肚子里的孩子也遭受了異樣的眼光。我當時在備忘錄寫下了一句話：你一意孤行走到這里，到底出走了多遠？

有了拍攝《中國子宮敘事》的契機，我才發現來自農村的底層女性，總能勾起我對于生育最隱秘的感受，她們才是我認識女性的起點，而后才是波伏娃、伍爾夫、上野千鶴子……

我的拍攝對象有個是我姑姑，我和姑姑生于湖南一個還沒通上公路的偏僻山村。姑姑像聊家常一樣的語氣，說出了令我震驚的真實經歷：她懷孕12次，流產過6次的經歷，姑姑十多年來，為了的就是生個男孩。

她的身上有很多底層生活帶來的創傷痕跡。我最后將鏡頭對著她的腳，她說：“我有一雙 41 碼的大腳，和丈夫的腳一樣大。每次去縣城都買不到一雙合腳的女鞋，整日踩在泥里干農活，繭子又厚又硬，不像你們城里女人的腳那么秀氣好看。”

《42碼》

在少女時期，我從媽媽帶著哀怨語氣的講述當中得知了外婆的故事。外婆是一個童養媳，跟外公生了8個孩子，她從小到大都沒有得到一個平等的待遇，繁重的家務和生育壓垮了身體，在我四五歲的時候她因病去世了。在親戚口中，外婆總是一個很沉重的“受難者”角色。

有一次我回了趟老家，外公的祖屋已經是快要塌陷的黃土坯房，親戚全都搬到了縣城住了，祠堂里只有外婆的遺像擺在那，遺像上寫著“血母聶金花”。我當時盯著遺像看了很久，在旁邊拉了一條凳子，把那張遺像放在了凳子上，拍了一張照片。我記得他們說，做童養媳的外婆，從來都沒有資格上桌吃飯。

《童養媳外婆》

我是農村里極少數，能到縣城上學的女人，我的同輩親戚跟我有很明顯的距離感，他們大都生長在農村當中，早早結婚生子。在她們眼里，我可能是例外，我常有種落單的感覺，但我很想看看她們在城里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出于對家族當中女性親戚的好奇和共感，她們也沒法在我鏡頭一一呈現，于是我到深圳的城中村拍“流動女工”這個項目。姑姑曾告訴我，流產是農村男女避孕的手段，再加上她們嫁的多數都可能會吃喝嫖賭、家暴，她們當中很多人寧愿出去廣東打工，也不想在村里渾渾噩噩活著。

深圳城中村的拍攝對象跟我都是陌生的關系，我從公益機構的義工聯系上她們，最后有六七個女工同意了我的拍攝。印象很深其中有個姓朱的女工，很年輕，家里有六七個姐妹，當時她母親想要她輟學打工，這樣她可以買衛生巾。因為家里女孩太多了，衛生巾對他們來說都是一筆很大的生活支出。

包括我后來到北京的馬駒橋接觸到的日結工，那里與北京其他地方有著巨大的反差。它特別像魔幻現實的底層鄉鎮，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女日結工更難生存。

我當時認識了兩個女日結工，她們都是非常虎的性子，動不動就跟男日結工吵架干架，說話聲音都特別大，后來我察覺到這是在這種環境當中鍛煉出的求生本能。那位年輕的女日結工遭受過很多惡意的排擠，經常被騷擾，還會被尾隨到了旅館，有一些男日結工還會將她的電話號碼寫在公共廁所上，被污名化成“妓女”。

明德，因家暴流產并失明

在我的創作視角當中，很多人覺得我拍攝的女性議題有些沉重。當下社會語境對女性議題和女性權益有了更多元、更開放的討論，但我覺得這當中還是存在著圈層的，似乎大部分還停留在城市話語里，比如更底層的縣城、鄉鎮、農村，還是存在著非常固化的觀念束縛。

我經常在拍攝對象面前有著強烈的共情和無奈，因為我知道她們經歷著什么痛苦，“鈍感”似乎是農村女性練就的一種生存策略。就像我的姑姑，將這些絕望的日子比成土豆發芽開花。

《送子觀音》

在《中國子宮敘事》拍攝創作時，我在一遍遍回溯，重新梳理自我，與拍攝對象溝通的過程當中，仿佛有了深度連接，與她們建立了共同體。這個作品反過來也讓原本差點被摧毀成碎片，將一些歸咎于自己的我，有了重塑主體性的療愈過程。

我們都是一群“被凝視”當中的人，凝視是主動的，自我的，真正“被凝視”的對象的真實感受，卻很少有人思考過。

這個過程并不是通過女性主義的口號或者理論達到的，而是漫長的，需要通過自己與身體的對話才能建立，才能從一個“被凝視”的對象，變成主動自我凝視這一切。我看到了女性生育的自由，當中流動著復雜的社會性成因。

鏡頭當中可能懸著一種宣泄式的，審問的情緒表達，我沒有找到更多建設性的力量和答案，但我覺得“發出問號”對我來說就是至關重要的第一步——真的都是我們女性自己的問題嗎？

如果說我的拍攝對象都不約而同是一群邊緣的人，她們就像處在一個時代的末班車，前面的人跑得很快，但后面的人跟不上，還活在一個混沌的狀態里。

而我只是偶然跳出這個圈子，看起來好像僥幸成了例外，但我跟他們的命運是沒法脫離聯系的。

這種隱秘的聯結，就像我與我父母的關系一樣。去年我爸爸被診斷出癌癥，我是家里的長姐，我還有個弟弟，我內心害怕會淪為被家庭綁架的，不斷犧牲自己的“長姐”，我離開家首先是想要有物理上的隔絕，“重男輕女”是他們一直丟不掉的包袱。但當我爸爸生病的時候，我依舊選擇擔起這個重擔，一直在醫院、學校和家里來回奔波，中間好幾個月都沒有工作。

頂多我會在爸爸埋怨連一個床位都搞不定的時候嘴硬：要不你找你兒子去。但我還是照顧了他生病的整個過程，等到我爸爸做完手術康復，我媽媽跟我說：謝謝你救了你爸的命。我也發現，他們跟我的關系格局上，有了不一樣的轉變。

這或許也跟我成為一個獨撫媽媽有關。我發現養育者的身份會讓我變得堅實了很多。回頭看去年拍馬駒橋的項目，我發現了一些變化，我的關注點從宣泄式的自我表達，到了多了一些平和的，冷峻的視角。我會跳出自己，視野開闊了很多，回到更基礎的，對于普通人的好奇和聚焦點。

回過頭來看，我透過這一系列不同的作品，重新梳理了自己，也在當中被療愈了很多。

作為媽媽，經常要投入一種照護者的狀態，要直面非常瑣碎的，平庸的日常，有時候經常會陷在一種虛無感的狀態里。當我面對一個從來沒有過的生命體，突然有了一個很緊密的連接，他彌補了我成長過程當中缺失的情感。

但與此同時，日常生活的瑣碎也是交織并行的。除了攝影創作，我基本在一個非常封閉的家庭生活里，中間好像沒有留下一些空間，哪怕讓我讀書或者思考，都覺得有點難找到狀態。

《刮宮勺》

這幾年我也一直在思考怎么表達女性養育者，在家庭內部庸常的生活，我上次看到一個比利時的女導演香特爾·阿克曼，她的那部實驗性電影《讓娜·迪爾曼》，就是在拍攝一個媽媽，在家里每天重復的日常，它非常能打動我，穿透力太強了。

這可能是我未來創作上渴望達到的方向，面對自我和生活的平庸、局限和虛無，讓它流動，成為一種全新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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