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和歷史敘事

在第II.A節(jié)中，我們描述了太平天國和湘軍的歷史背景。在第II.B節(jié)中，我們總結了我們進行分析的三條歷史敘事線。

• II.A. 太平天國和湘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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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運動于1850年開始于西南部的廣西省。如Goldstone（1991）所述，其動機與近代早期歐亞大陸的幾場重大叛亂有相似之處：人口過多、政府管理不善和民族競爭都導致了19世紀中期中國的緊張局勢。在1849-1850年的饑荒條件下，緊張局勢爆發(fā)為公開戰(zhàn)爭。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是洪秀全，他在組建一個天平天國之前，曾四次在科舉考試中落榜。

太平天國向北方富裕省份發(fā)起了討伐行動。一開始，叛軍比組織不力和腐敗的清軍要有效得多。太平軍在湖南和湖北進行了戰(zhàn)斗，征服了幾個縣。1853年3月，他們征服了南京，并宣布該城為天京。清政府意識到官方軍隊無法遏制太平軍，于是要求曾國藩組織一支軍隊。然而，他的選擇部分是偶然的。他的母親在1852年去世，按照中國官場的孝道準則，他不得不辭去官職，回到湖南。選擇曾國藩還有其他因素，特別是19世紀中期的地方軍事化。代表著地方精英的民兵出現在南方的幾個省份，他們試圖保護自己的社區(qū)和財產，因為國家積貧積弱而無法提供這樣的公共產品。1850年至1852年，湖南的民兵已經在廣西和湖南與太平軍作戰(zhàn)，湖南軍隊是在這些現有民兵的基礎上組建的。

湘軍由沒有任何軍事經驗的曾國藩指揮，一開始就被太平軍打敗。從1853年到1864年，湘軍和太平軍在全國各地進行了600多次戰(zhàn)斗。1864年夏天，湘軍終于攻克了天京（南京），結束了這場戰(zhàn)爭。

基線網絡只包括考試聯(lián)系和血緣關系（圖一）。個人無法主動選擇這些關系，因此這些關系在這場戰(zhàn)爭的情況下是外生的。在圖中，每個大圓圈表示一次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的成功者，黑點表示那些來自湖南的個人。所有這些人都有資格獲得官方職位，因此屬于精英階層。我們的基線網絡涵蓋了2419名精英，其中131人來自湖南。

擴大的網絡在已建立的基線網絡上增加了基于婚姻和朋友的關系（圖二）。這一定義共涵蓋了2460名精英，其中164人來自湖南。這個替代的衡量標準涵蓋了所有可用的信息，但要注意的是，婚姻和朋友是由個人選擇的。因此，我們把重點放在基線網絡上，把擴大的網絡作為穩(wěn)健性檢驗。

我們衡量一個縣的聯(lián)系的基準是

，其中N是指一個縣的精英人數，d表示與曾國藩的分離程度。在歷史敘述的基礎上，我們假設一個縣有更多的精英，也會有更大的戰(zhàn)爭貢獻，直接聯(lián)系比間接聯(lián)系更重要。

各縣的精英網絡差異很大。圖三顯示了全國各地和湖南境內縣級精英的空間分布。在湖南75個縣中，有36個縣在曾國藩的基線（擴大）網絡中至少有一個聯(lián)系，7個縣有5個或更多。如表一所述，我們對聯(lián)系的基線度量的均值為1.23，標準差為2.53。接下來，我們將研究是什么導致了這種變化。

3. 縣級聯(lián)系與其他特征：我們關心聯(lián)系的衡量標準是否反映了一個縣的經濟發(fā)展、政治重要性，或者它與太平天國的關系。我們收集了12個變量，這些變量可以分為三大類，以衡量下面總結的這些問題的重要性：

i. 地理-經濟因素：面積，該縣是否有主要河流，主要農作物（水稻和小麥）的適宜性，與大運河的距離，1820年的人口，以及1850年的城市人口。這些變量反映了一個縣的生產力和經濟優(yōu)勢。

ii. 政治上的重要性：是否是一個縣城，戰(zhàn)前入門考試配額，以及戰(zhàn)前進士人數。

iii. 與太平天國有關的因素：該縣是否在太平天國通往南京的路線上，與南京的距離。

雖然縣級精英聯(lián)系和地理經濟因素之間的關聯(lián)性并不強烈，但這些精英聯(lián)系與進士的數量呈正相關。一般來說，進士多的縣往往有更多的精英。這一模式引出了一個問題，即我們的結果是否反映了一個縣的總體精英性，而不是曾國藩的個人網絡，我們在后續(xù)分析中對此進行了探討。

精英網絡與士兵死亡

• IV.A. 研究設計

精英網絡是否能夠解釋士兵死亡的地區(qū)差異？我們繪制了有和沒有精英關系的湖南各縣每年的士兵死亡人數。圖四顯示，在1853年曾國藩上臺之前，沒有關系的縣和有關系的縣的士兵死亡人數似乎是平行的。

曾國藩上臺后，有聯(lián)系的縣的死亡人數上升到一個較高的水平，一直持續(xù)到1864年戰(zhàn)爭結束。平均來說，1853年前后，沒有關系的縣的年度士兵死亡人數從6.6人上升到13人，而有關系的縣則從4.7人上升到53.1人，這說明曾國藩的個人網絡對士兵死亡人數的重要性。

基于這種模式，通過湖南各地縣級精英關系的變化和1853年曾國藩任命的時間變化，我們采用了標準的雙重查分設計策略來進行識別。數據涵蓋了1850-1864年期間的75個縣，我們的基線規(guī)格如下（方程（1））：

ln_SoldierDeath_c,t=β * EliteConnections_c * Post1853_t + α_c + λ_t + θ * X_c * Post1853_t + ?_c,t

其中SoldierDeath_c,t指的是c縣和t年的士兵死亡對數。我們對EliteConnections_c的基線衡量是

，其中我們扣除了距離的重要性。我們通過包括縣級固定效應（α_c）和年份固定效應（λ_t）來控制隨時間變化不大的縣級特征和影響所有縣級的因素。我們逐步控制上面介紹的12個縣級特征以及它們與職位的交互作用（X_c × Post1853t），以使這些特征的影響在曾國藩上臺前后有所不同。

為了便于解釋系數，我們在主要估計中使用ln_(Soldier deaths + 1)作為因變量，并使用反雙曲正弦(IHS) 變換作為因變量提出了其他結果。此外，我們表明，我們的研究結果對控制X_c × λ_t而不是X_c × Post1853_t以及進一步控制各縣的固定效應是穩(wěn)健的。

我們估計方程（1）的假設是，在曾國藩掌權之前，與精英聯(lián)系較多或較少的縣的趨勢相似。為了驗證這一假設是否合理，我們采用了事件研究法，逐年估計精英關系的影響。

• IV.B. 精英網絡對士兵死亡的影響

1. 主要結果。我們發(fā)現，在曾國藩掌權后，與他有較多聯(lián)系的縣的士兵死亡人數明顯增加。在表2第（1）欄中，我們只控制了年份和縣的固定效應。在第（2）-（4）列中，我們逐漸增加了控制因素，以及它們與職位（虛擬變量）的相互作用。這些估計意味著，與曾國藩直接相關的精英每增加一個，士兵的死亡人數就會增加21%左右。根據第（6）欄的估計，人均聯(lián)系數增加一個標準差，士兵死亡人數就會增加42%。

為了檢驗方程（1）的平行趨勢假設，我們在圖5中直觀地顯示了這些估計值。1853年之前，與曾國藩的精英關系與士兵死亡沒有關聯(lián)，這意味著在他掌權之前，各縣沒有表現出不同的趨勢。之后，精英關系發(fā)揮了積極作用，一直持續(xù)到戰(zhàn)爭結束。

2. 聯(lián)系的類型。如果我們把精英網絡的定義擴大到包括婚姻和朋友，我們的發(fā)現依然成立（表3第（1）欄）。基于擴大網絡的估計值比我們的基線估計值略小。

歷史敘述表明，宗族關系在招募士兵時提供了信息并起到了建立信任的作用。我們用精英和士兵的姓氏來代表宗族關系，如果他們來自同一個縣，并有一個共同的姓氏，就假設他們屬于同一個宗族。與這一歷史敘述一致，我們發(fā)現精英關系對與精英來自同一宗族的士兵的影響明顯更大。表3第（5）-（7）欄列出了“75個縣×15年×姓氏數（每個縣）”的結果。這些結果說明，精英關系對來自同一宗族的士兵死亡的影響是不同宗族的四倍。

3. 安慰劑測試。有兩組安慰劑測試有助于驗證精英網絡對士兵死亡人數的影響。首先，為了驗證精英網絡的相關性，我們利用考試的時間來構建安慰劑網絡。我們假設曾國藩會通過1836年或1840年的國家級考試（而不是實際中1838年的考試）改變他的考試網絡，盡管安慰劑網絡仍然與實際網絡和一個縣的總體精英度相關。我們發(fā)現，一旦考慮到實際的國家層面的考試聯(lián)系，安慰劑沒有表現出類似的結果（表4，第（1）-（3）列）。

對于第二個安慰劑測試，由于曾國藩利用他的個人網絡從湖南動員士兵，所以湖南以外的士兵死亡可以作為一個安慰劑結果。我們進一步收集了淮河流域（安徽和江蘇）的淮軍士兵死亡數據，發(fā)現曾國藩的個人網絡不能預測該地區(qū)的士兵死亡（表4，第（7）-（11）欄）。

4. 測量誤差。精英網絡的測量誤差是可能的，我們可以使用IV方法來研究這個問題。如表四所示，當使用國家一級的考試聯(lián)系來衡量我們的基線聯(lián)系時，我們的估計值變得有點高（0.33）。士兵死亡的測量誤差也是可能的。比如，14%的死亡記錄沒有報告死亡年份。因此，有可能精英聯(lián)系只與更精確的死亡信息相關聯(lián)。我們的分析發(fā)現精英聯(lián)系和缺失信息之間沒有相關性，這就減輕了這種擔憂。

• IV.C. 士兵死亡的解釋

士兵死亡很可能反映了動員情況。以參軍機會成本為例：我們假設精英網絡對參軍的機會成本較高的縣的動員影響較小。為了替代機會成本，我們使用了主要的流動渠道—科舉考試的變化，該考試由配額制管理。我們發(fā)現，在人均入職考試配額較高的縣，精英網絡對士兵死亡的影響較小。這種模式可以被解釋為較高的機會成本阻止了人們加入湘軍的證據。

結論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戰(zhàn)爭之一，與太平天國有關的多種歷史敘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精英網絡作用的窗口。我們展示了一個驚人的模式：個人網絡影響了重要的宏觀層面的結果，包括戰(zhàn)爭期間的士兵死亡和戰(zhàn)后的權力分布，使得整個國家的權力分配不太平衡。我們的研究結果為個人影響宏觀層面政治經濟結果的過程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個人的影響通過個人網絡跨區(qū)域傳播，并對整個國家產生重大影響。

我們的研究還顯示，戰(zhàn)爭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權力分配，這在關于戰(zhàn)爭和國家的文獻中很少得到關注。如何可靠地激勵精英們幫助統(tǒng)治者贏得并維持權力，是政治學與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關鍵問題。面對叛亂的危機，用權力獎勵精英可以作為一種契約，激勵他們參與到戰(zhàn)爭動員中來。然而，一旦權力被分享，國家在重新分配權力時可能會面臨困難。我們的故事展現了這種權衡：精英們在短期內將清朝從太平天國的叛亂中拯救出來，但權力分配的新格局也可能在幾十年后促使國家走向崩潰。這些發(fā)現表明，在不同的環(huán)境中考察戰(zhàn)爭前后的權力分配變化可以豐富我們對戰(zhàn)爭如何塑造國家的理解。我們希望我們的研究能夠為戰(zhàn)爭、精英和國家之間關系的研究開辟新的途徑。

作者：

白營，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

賈瑞雪，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全球政策與戰(zhàn)略學院

楊嬌嬌，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

來源：Ying Bai, Ruixue Jia, Jiaojiao Yang, Web of Power: How Elite Networks Shaped War and Politics in Chin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2.

編譯 | 楊嘉琪?Political理論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