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讓它現在就來吧。

——斯大林

截至1949年，歐洲被東西方劃分而治。雙方都對各自的德國占領區進行了“組織”，并入各方陣營。但是歐洲的分裂并沒有直接帶來穩定的和平。

這并不是說雙方選擇不多只能接受現狀——如今美蘇完全相互制衡，雙方都受困于現狀并且認識到共存才是唯一可行的選擇。蘇聯仍然認為德國實力的問題（意指西德實力的問題）是最為重要的。鑒于戰爭期間因為德國人所遭受的重重苦難，蘇聯認為自己有權利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德國再次威脅自身的最基本利益，而且究竟采取什么措施以強調這種關切僅僅是出于權宜之計。如果軍事平衡不利于蘇聯，那么就要避免可能導致直接軍事沖突的強硬政策。但是如果局勢有所變化，蘇聯很可能會采取更強硬的立場。

1949年末，這種平衡確實開始突然并且急劇地轉變。美國的核壟斷曾經是蘇聯在歐洲的地面部隊明顯優勢的制衡力量；如今，隨著核壟斷被打破，蘇聯處于更有利的局勢，可以接受與西方攤牌。實際上，到了1950年，蘇聯似乎準備進行真正的對抗。斯大林在同年10月告訴中國人，美國“目前沒有大戰的準備”，而且像德國和日本這樣的國家現在無法為美國提供真正的軍事援助。在另一方面，共產主義陣營處在強勢地位，不必恐懼與西方的全面戰爭。斯大林說道：“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讓它現在就來吧。”

1950年，斯大林深信東方處于強勢地位，西方沒有大戰的準備，因此不懼向西方進攻。

因此西方現在面臨非常嚴重的問題。在西方領導人看來，當前的困難源于軍事上的弱勢，而且他們得出的結論就是他們必須且快速地發展軍事力量。西歐必須在地面上進行防御，正因為如此，德國部隊遲早都需要加入其中。但是重新武裝的德國意味著聯邦德國政治現狀的轉變：占領體制將會終結，而且德意志國家將會變得更加強大并且獨立。問題在于，沿著該方向的行動可能直接導致戰爭。

西方實力的增強意味著蘇聯可能認為如今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而且他們需要在力量平衡不利于他們之前采取行動。德國實力的增強涉及德國政治權利的恢復，這尤其觸碰到了蘇聯敏感的神經。蘇聯人一定會認為，約束德國實力的體制正在迅速瓦解，而且他們并不知道這種過程會進行到何種程度。因此對他們而言，快速采取行動是非常合理的決定，他們需要在局勢完全失控之前處理這種威脅。

若德國重新武裝，西方實力將會增強，屆時蘇聯可能會以清除“新納粹”為由先發制人。

1950年末，似乎雙方即將產生沖突，第三次世界大戰也迫在眉睫。但是在這種危機氛圍之下，一種可能奠定歐洲穩定和平基礎的體制正在悄然成型。到了1954年10月，一整套相互關聯的協議成功敲定。西德得以重新武裝并且加入北約；德國的政治權利在很大程度上將得以恢復；但是德國人的主權、行動自由以及軍事實力將會在一些主要方面被限制。但是德國人可以接受這種體系，因為該體系為來自東方的威脅提供了真正的保護。而且盡管西方的體系是針對蘇聯的，它最終也是蘇聯可以接受的體系，因為它解決了蘇聯的頭等安全問題——來自復興并且修正主義盛行的德國的威脅。但是一個切實可行的體系也依賴于強勢的美國的參與，這也成為這個等式中最有問題的一個因素。美國將在歐洲扮演何種角色？盟友中繼續占據主導地位，還是歐洲各國最終不得不為了自身的防御做準備？

1940年代末期，美國的核壟斷平衡了蘇聯對西歐的施壓。甚至美國自身擁有的強大工業實力，都被認為可能不足以牽制蘇聯。如果蘇聯占領西歐而且利用該區域的龐大資源為自己的戰爭機器服務，那么蘇聯在軍事工業上的潛力就可以與美國相抗衡。如果不是因為核武器，這個由蘇聯領導的集團很可能是不可戰勝的，而且從長遠來看美國都不是其對手。另一方面，美國的核壟斷意味著美國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只是時間問題。

1946年6月，美國向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提交了被稱為“巴魯克計劃”的提案。旨在摧毀核武器，成立一個國際機構規范核能的利用。然而，蘇聯擔憂美國會借此保持對核武器的壟斷，因而拒絕了該方案。

既然最終的結果已經非常明顯，那么西歐的防御最終就可以依靠這種引線戰略。當然要說明的是，對歐洲發動進攻將會導致核戰爭的爆發。但是如果這么做的話，防御開支就能被降至最低，而且有限的資源可用在其他地方。美國可以集中幫助西歐在經濟上恢復。國內的稅收維持低水平，這樣經歷過長年經濟蕭條和戰爭的一代美國人現在開始可以過上更舒適的生活。引線戰略絕非理想戰略。如果全面戰爭爆發，歐洲將會被占領而且必須要奪回。尤其是歐洲人，無論誰最終贏得勝利，他們都不希望發生這樣一場戰爭。

因此在1940年代末，西方在與蘇聯的對抗中不愿意采取強硬立場。在各種不斷發展的爭端中，西方領導人認為自己如履薄冰。這種局勢并不讓人安逸，但是總體說來美國及其伙伴還是愿意接受現狀的——至少在歐洲經濟恢復并給予防務更高優先級之前是如此。但是，西歐顯然遲早都要進行地面防御。美國的核壟斷當然不會一直持續下去，而壟斷被打破之日，就是重新思考西方防御戰略基礎之時。但是在1940年代末，盡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局勢并非令人滿意，但有效防御西歐并未被視作急需處理之事。

1949年8月美國核壟斷被打破，一切都在一夜之間發生了改變。在全面戰爭中美國的勝利不再是板上釘釘的事情。雙方當然都可以在這樣一場戰爭中使用核武器；在受到大量早期原子彈攻擊之后，雙方仍然可以存活下來并且有效運轉。而且這類空中核攻擊將會主宰戰爭……

1949年8月，柏林封鎖解除后不久，蘇聯成功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彈，比預期更快地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迫使西方重新思考防御戰略。

美國領導人認為當前的局勢會加劇蘇聯的野心，而且他們也在觀察蘇聯的進攻性是否有急劇增長的跡象。他們很快就發現了類似的證據。例如，蘇聯告知東歐的共產黨領導人，他們現在擁有戰略優勢，但是他們在歐洲的優勢只是暫時的并且不會持續多年，所以眼下是采取行動的時刻。相比蘇聯，西方對于東歐國家的滲透更為有效，所以西方政府通過情報途徑獲得了這些消息。為了應對全球性的沖突，蘇聯做了大量物質上的準備。蘇聯進入戰爭經濟模式。1950年8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列出了其中一些最能反映問題的跡象：

大概從1949年1月開始，整個蘇聯勢力范圍之內開始實行全面的戰爭物資工業生產動員計劃。根據該計劃，蘇聯勢力范圍之內絕大部分工廠的改造要在1950年1月之前完成。需要進行重大工業調整的安裝改造將會在1950年9月或10月完工。當前的工業生產加上之前積累的軍事以及民用補給品的大量存貨足以支持這些重要行動。當前的儲備物資計劃實際上已經完成，涌現出大量的儲備物資倉庫；高辛烷值的航空器、噴氣飛機燃料以及柴油燃料的生產在現有要求之上又加快了速度，使得現有的儲存能力不堪重負。（分開儲存這些航空燃料的成分比混合在一起更加穩定，因此導致航空燃料存儲量增多，這點很重要。）在一些邊緣區域飛速建造了軍事機場；軍事行動所需要的補給已被發往那些地區。

結果，正如1951年初另一份情報報告所指出的那樣，蘇聯至少在1950年中就“已經提前進入備戰狀態了”。

1950年初，美國官員開始認為，蘇聯的一些行動已經一觸即發——可能是對抗南斯拉夫，或是與柏林，又或是與朝鮮有關。當然，結果是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所以當時普遍認為——正如我們現在所得知的那樣，確實如此——斯大林事先就批準了朝鮮的行動。這種軍事進攻使美國政府改變了先前針對半島的脫離政策，決定加以干預。但是這已顯現出總體局勢的危險程度。當然之后就是兩個分裂國家——德國與朝鮮——之間的相似發展。蘇聯在東德建立共產主義政權，現在正進行武裝。那么東德的部隊是否會成為進攻西德的先鋒隊？東德領導人表示，在朝鮮所發生的情況很有可能在中歐再次上演，而且一些來自東德的逃兵也表明他們一直都在接受針對西德的軍事訓練。

1949年末，金日成拜訪斯大林，告訴他“北朝鮮人想用刀尖捅一下南朝鮮”。1950年3月，斯大林對金日成的計劃表示支持。

1950年秋，局勢惡化。當斯大林批準了在朝鮮半島的進攻時，他可能沒有預料到美國會干涉。畢竟，美國多次表示自己已經拋棄了韓國。但是11月的時候中國加入了戰爭，大敗美國部隊，美國不僅有可能被趕出朝鮮，還有可能徹底被趕出朝鮮半島。相比6月戰爭爆發時來自對方的進攻，此時的事態變得更加嚴重。這意味著共產主義者有意識地決定以一種重大方式與美國一較高下。為什么他們具有如此進取的目標？是否因為他們判斷軍事形勢對他們如此有利？是否因為他們傾向于認為，當事實上有可能獲得勝利時，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如早些到來？

1950年末至1951年初，這段時間對于美國來說是黑暗的，對歐洲而言也是令人驚恐的時期。可以肯定的是，有必要投入巨大努力并快速修正軍事平衡。不言而喻，這勢必會帶來激起斯大林采取行動的風險——斯大林可能認為，若西方軍事力量增長，蘇聯的軍事優勢將蕩然無存，從而使他無法接受與西方的對抗。為此，在這之前他必須采取行動。真正的軍事攤牌一定是非常有風險的，但是如果機不可失，可能在建議之下，斯大林會在他仍然大有機會贏得戰爭的時候將局勢推向高潮。美國領導人認為蘇聯的蓄勢待發態勢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收斂，尤其是在擴大朝鮮沖突方面，他們擔心，沖突擴大可能打破平衡并讓蘇聯選擇進行全面戰爭。但是在美國增強軍事能力這一核心問題上，他們卻未被嚇阻。

軍事增強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杜魯門和艾奇遜（時任美國國務卿）并沒有因膽怯而接受蘇聯處于上風的局面。1940年代末實行的低軍費政策現在看來是一個重大失誤。雖然犯過如此巨大的錯誤，但現在沒有任何理由再阻止大規模的軍事增長。美國采取了諸多特別措施，尤其是在1950年12月。其軍費開支翻了三倍，但是僅有一小部分增長直接和朝鮮戰爭有關。歐洲盟友也開始通過美國援助或是大幅度增加防務預算增強軍事力量。

1950年之后，鑒于蘇聯的軍事威脅不斷加劇，美國開始大幅增加軍費投入。

軍事力量的巨大增長有兩個主要軍事目的。美國想在戰爭初始針對蘇聯本土（首要目標是蘇聯的核力量）發動決定性的進攻；它還希望可以防止西歐被占領。對歐洲而言，顯然地面防御（防御范圍盡可能向東方擴展）是必須的。甚至在1949年初，“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se）戰略很明顯就是可以長期讓西方聯盟團結一致的唯一方法。

當時的美國陸軍參謀長布拉德利將軍非常生動地闡述了該觀點。他說道：“非常明顯地，對于美國人民來說，如果我們戰時的戰略要求我們先讓盟友落入敵手然后再承諾拯救他們，那么我們是不能依靠西歐的朋友的。”但是在當時的依賴空軍力量和戰時動員的政策之下，美國必須這么做。布拉德利聲稱，該戰略“只會在戰爭來臨之際帶來虛弱無力、幻想破滅的盟友”。如果要求西歐人民“以自己的生命為了共同的事業來冒險”，那么西方就需要一個能給予他們真正安全的戰略。而且美國，他說道，將邁向的戰略是“在共同防御前沿的基礎上”與歐洲人“分享我們的力量”。

隨著美國核壟斷被打破，這些觀點就顯得更加有力。在新的戰略環境之下，蘇聯將會更加具有侵略性。它很可能認為，美國會因為考慮到雙向核戰爭而選擇退縮。美國核保證的動搖也因此意味著蘇聯可以在政治爭端中采取咄咄逼人的態勢。這還意味著，在西歐建立強大地面防御的重要性勝過以往。有一系列的軍方言論對該基本政治觀點表示支持，這在雙邊核戰爭的背景之下尤其令人信服：這些言論談及避免讓西歐落入蘇聯之手的重要性，因為西歐擁有巨大的人力和經濟資源，而這又是長期軍事沖突中的決定性因素；談及為駐扎在英國的美國中型轟炸機提供最低限度的縱深防御的必要性；也談及在歐洲大陸維持一處落腳點的重要性，因為如果蘇聯持有任何核武器，想要重演諾曼底登陸就顯然不再可能。

1950年，戰略環境的變化使包含西德在內西方共同體的建立被提上日程。

對于西德而言，這些強調有效前沿防御重要性的基本觀點尤其具有影響力。如果德國人要和西方站在一邊，那么顯然他們必須得到守護。例如，正如艾奇遜所言，如果任何國家想要和西方“密切聯合”，那么它必須“給予德國保護”。此外，如果北約想要防衛西歐剩下的地區，它必須要在德國的土地上戰斗。如果西方軍隊想要有作戰的空間，就必須要將德國的領土納入軍事行動區域之內——而且他們也需要調動能力，因為固定的作戰地區會很快被攻陷。如果要在德國進行戰爭，那么與德國當局的合作將會很有價值；但是除非德國被視為盟友來防衛，它才會像一個盟友一樣合作。相反，如果盟軍只將德國領土視作軍事行動的場地而不是必須防衛的地區，對德國輿論方面的影響可能是災難性的……

但是如果要保衛聯邦德國，顯然其他西方國家沒有必要承擔所有的工作。西德應該為自身的防御做出努力。如果沒有德國部隊參與，很難想象將如何防守萊茵河西部地區，但是如果西德領土被包含在需要防守的區域內，那么就需要部署更多部隊，而且只有德國可以提供這些部隊。1949 年末，西方的官方立場仍是反對德國以任何形式重新武裝，但是在西方主要三國的軍界普遍認為需要建立德國部隊。1949年11月，就在蘇聯宣布試爆核彈幾個月之后，德國的軍事貢獻問題突然（當然也絕非偶然）成為首要政治議題。

作者: 〔美〕馬克·特拉克滕伯格

譯者: 石斌 王守都 徐菲

出版年: 2025-5

這種軍事上的貢獻也意味著西德政治地位的重大轉變。因為如果聯邦德國認為自己不受信任而且受制于各種各樣的限制和歧視，那么它又怎么可能真正與西方同呼吸、共命運，并投身于共同防務之中去呢？簡而言之，如果西德明白自己最多只能成為西方共同體之中的二等成員，它就不會投身于共同防務之中。如果想要西德在軍事領域成為一個真正的伙伴，那就不能將它視作一個被占領的國家對待。

西方必須重新構建與西德的關系，并將此建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之上。盟軍的部隊仍然會留在德國的土地上，但是他們的身份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是“脅迫的象征”，而是要保護整個西方。聯邦德國以及北約成員國將一起捍衛西方文明；它們的將士將會“肩并肩”合作。在這種情形之下，它們應該將彼此視為伙伴，而這意味著德國的基本政治權利將得以快速恢復。

納粹戰敗僅5年，局勢就推動美國與聯邦德國攜手，共同捍衛“西方文明”

如果想要充分調動德國人為西方奮戰的積極性，那么就不能讓聯邦德國人民認為自己的國家是傀儡政府而不信任它。但是如果要接受西德作為伙伴進入西方集團，那么西德也有充分的理由擔負起屬于自己的防御責任。德國是否愿意提供軍隊并加入共同防御，將會是一場對德國是否忠于西方以及是否將自己視為西方世界一分子的檢驗——就如同西方國家通過與德國“肩并肩”合作表示它們愿意接受聯邦德國作為自己的伙伴一樣。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開始指向同一個方向：西方和作為西方伙伴的聯邦德國的重新武裝；以及德國政治權利的恢復（這既是原因，又是結果）及其作為完整或近乎完整的伙伴而被納入西方共同體之中。（《構建和平》，商務印書館2025年版） /

圖書簡介：由美蘇主導的冷戰格局，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突然急速走到戰爭的邊緣。在兩個超級大國都已接受歐洲現狀的情況下，一場核大戰的陰霾是如何出現的？美國是否曾想要回歸孤立，將北約防務交給歐洲人自己負責？著名國際關系史學家特拉克滕伯格集20年之功，力求解答這一冷戰謎團，并著力討論其中的核心議題一一在冷戰格局中，如何構建一個穩定的國際新秩序。通過聚焦戰后歐洲解決方案的形成，他展開了這一圖景的多重維度：從美國與北約盟友的關系、柏林危機及古巴導彈危機，到美國的戰略轉變，再到美國不顧盟友異議，對蘇達成妥協并主導歐洲問題的解決。由此，冷戰在1963年進入新的篇章，相對穩定的和平局面成為歐洲形勢的根本基調。作者廣泛利用冷戰后解密的美國及歐洲多國檔案,重塑了學界對冷戰發展的認知維度。本書自問世以來備受贊譽，斬獲喬治·路易斯·皮爾獎和保羅·伯茲奧爾獎兩項美國歷史學會大獎，現已成為冷戰史和國際戰略研究的經典之作。

作者簡介：馬克·特拉克滕伯格（Marc Trachtenberg），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系榮休教授，美國著名冷戰史學家，橫跨歷史和國際關系領域的重要學者。著有《國際史的技藝》《歷史與戰略》《構建和平》等。其中最后一本代表了他在冷戰史和國際戰略研究領域做出的重大突破。

譯者簡介：石斌，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王守都，南京大學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現為南京理工大學講師。徐菲，南京大學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現為南京審計大學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