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常，聽說你要去鋼廠了？”1954年初春的上海乍暖還寒，司機班的王德發遞過搪瓷茶缸，熱氣在兩人之間氤氳。常志剛摩挲著方向盤上磨得發亮的皮革，望著后視鏡里照見的十年光陰： “組織安排，總得有人去新崗位。”

這個被戰友們戲稱為 “鐵皮匣子里的活地圖”的山東漢子，確實到了人生的岔路口。自1944年參軍算起，他給陳毅開車的第十個年頭，恰逢國家建設重點轉向工業領域。當陳毅赴京履新副總理時，這個開過吉普車、修過美式卡車、趟過淮海戰役炮火的汽車兵，即將面對全新的考驗。

1938年濟南淪陷那年，15歲的常志剛在舅舅的修車鋪學藝。那時的他恐怕想不到，沾滿機油的手指將來要握的不僅是方向盤。日軍占領下的街頭，偷學駕駛技術的少年總要多長個心眼——既要防著日本憲兵的盤查，又得提防偽警察的敲詐。 “方向盤往左打半圈，油門輕點。”舅舅教他倒車時的叮囑，倒成了他后來穿越封鎖線的生存法則。

1945年參軍時，這個能把道奇卡車拆成零件再裝回去的 “鐵疙瘩”，在司機班里顯得格外扎眼。粟裕視察運輸連時，特意試坐過他開的車。車子剛過壕溝，將軍突然發問： “小鬼，要是遇上空襲怎么辦？”常志剛握著擋桿的手紋絲不動： “報告首長，左邊土坡能當掩體，右邊河溝能熄火隱蔽。”這回答讓粟裕轉身對參謀笑道： “這個兵，腦子里有張活地圖。”

真正讓常志剛在軍史留痕的，是1948年濟南戰役期間的驚險一幕。當時他載著談判代表過河，湍急的水流漫過吉普車底盤，國民黨軍官在岸上陰陽怪氣： “共軍的車怕是要喂魚咯！”常志剛咬開軍用水壺灌了口涼水，突然猛踩油門。吉普車像條倔強的鯉魚，頂著逆流硬生生蹚過六十米寬的河道，濺起的水花澆滅了敵人的嘲諷。后來陳毅聽說這事，拍著桌子直樂： “好嘛，咱們的汽車兵還會鳧水！”

跟了陳毅之后，常志剛逐漸摸透首長的脾性。有次大雪封路，陳毅急著去視察水利工地，他愣是給輪胎纏上鐵鏈，在結冰的路面上開出三十公里。車到工地時，陳毅拍著他肩膀說： “小常啊，你這是給我上了堂物理課。”轉臉卻把軍需處長叫來訓話： “戰士的手都凍紫了，就不能給司機班配個暖爐？”

1950年深秋那個雨夜，常志剛躺在醫院病床上，耳邊還回響著刺耳的剎車聲。送陳毅夫人途中遇險的瞬間，他本能地向右猛打方向——這個條件反射般的動作，讓吉普車撞上梧桐樹時，坐在后排的人只受了輕傷。陳毅深夜趕到醫院，把繳獲的瑞士懷表塞進他手里： “小鬼，這塊表走時準，養病別誤了時辰。”后來護士說，首長在走廊抽完三根煙才離開。

轉業到上鋼三廠保衛科時，常志剛領到了17級干部的任命書。這個相當于正科級的崗位，在五十年代的上海工業系統不算顯赫，卻暗藏玄機。當時的鋼廠正進行蘇聯援建項目，保衛工作既要防敵特破壞，又要管勞資糾紛，連進口設備的押運路線都要反復勘察。有老戰友打趣： “你這方向盤的功夫，改畫安保圖了？”

常志剛上任頭個月就鬧了笑話。巡邏時看見幾個工人在鍋爐房抽煙，他下意識喊出 “注意隱蔽”，把人家嚇得煙頭掉進煤堆里。但很快，這個 “汽車兵科長”摸索出了門道：他把廠區道路按戰地運輸標準劃分，消防通道留足雙車并行寬度，原料倉庫的巡查路線設計得像運輸連的警戒哨。蘇聯專家看到保衛科墻上貼的廠區沙盤，豎著大拇指連說 “哈拉少”。

有意思的是，常志剛始終保持著司機的職業習慣。他辦公室的抽屜里永遠備著手電筒和交通圖，值班室的掛鐘永遠比標準時間快五分鐘。有次抓捕盜竊分子，他帶著保衛干事抄近路堵人，對廠區岔路的熟悉程度讓年輕人們目瞪口呆。老戰友聽說這事后笑道： “陳老總當年坐的是四輪吉普，現在老常管的是鋼鐵洪流。”

這個曾經的汽車兵，在鋼廠保衛崗位干了二十三年。退休時，他婉拒了廠里配車的待遇，每天蹬著自行車接送孫輩上學。車筐里總擱著本泛黃的交通手冊，扉頁上有陳毅1953年的題字： “方向盤轉出新天地”。路過外灘時，他常望著黃浦江出神——當年載著首長視察江防的吉普車，如今化作了江面上穿梭的萬噸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