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戰中

當之無愧的中流砥柱

孫果達

在中國的抗日戰爭期間,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互為依存共同抗日。日軍作為歷史的當事一方,作為兩個戰場的共同敵手,當時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所起的戰略作用有大量記載,為“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中流砥柱”的結論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敵后戰場在抗戰中的戰略地位高于正面戰場

在日軍眼里,正面戰場的戰略地位不及敵后戰場,因為日本侵華戰爭的戰略重心在華北。換句話說,敵后戰場的戰略分量重于正面戰場。依據如下:

其一,1938年8月8日,東京制定的戰爭“總方針”規定:“事變處理的結局應是,盡快地首先解決華北問題”。又是“結局”,又是“盡快”和“首先”,表明日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華北。

其二,“東京直接指導”。眾所周知,日本多年來處心積慮地想讓華北“獨立”,因此對華北特別重視,連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都不能直接指揮:“華北的政務大部分由東京直接指導,故妨礙總軍的統一。”

其三,“分割華北”。“華北的特殊性,乃是根據其戰略地位和埋藏資源而作為我基礎國防圈的觀念。”“企圖分割華北。”“華北的滿洲化”,導致“中央所有政府機關和民間機構為了各自的利益,爭先恐后地進入華北”。

其四,“中央政府”。1938年11月上旬,為避免持久戰,東京宣布:“解決事變的當前目標,至少應以自主地建立日、滿、華北為一環的國防圈為著眼點,以防止日華再戰。”隨即東京又在其《華北政權建設研究》中進一步明確:“其所提倡的新政權不是華北地方政權,而應是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其政令得在日軍勢力范圍內所屬全部地區普遍施行。”

其五,“華北國”。“日本人把華北的戰略重要性置于華南與華中之上。日本人抓住華北不放,并盡力使之與滿洲、日本融為一體。”“從戰略上說,占領這個地區比占領華中華南遠為重要。”

其六,“兵站基地”。持久戰迫使日軍以戰養戰,華北也就成了日軍的“兵站基地”,其戰略地位在日軍的戰略計劃中也就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既然日本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利益高度集中在華北,又由“東京直接指導”,那么結論應該很明確,在日本的全局戰略考量中,正面戰場的戰略地位與敵后戰場不能相提并論。

敵后戰場對持久戰的戰略支撐強于正面戰場

在日軍眼里,速戰速決變成“持久作戰”的“癥結所在”是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換句話說,為“華北國”服務的速戰速決戰略,主要是被敵后戰場的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所粉碎打倒。依據如下:

日軍在開戰之初進展很快,在占領武漢后,卻似乎匪夷所思地停止了進攻。原定速戰速決的日軍為何分散兵力而開始持久作戰呢?日軍的相關檔案記載了答案:1938年12月6日,日本的《對華處理辦法》規定:“目前最重要的基本工作是恢復治安”,“如無重大的必要時,不企圖擴大占領地域。”“持久作戰的樣式,便成了保持占領地域及毗鄰地域內的治安和對敵反攻企圖的反擊”。“華北治安的癥結所在,并非國民黨政府,而在中共。”“總之,可以斷定,今后華北治安的對象是共軍”。四者都明確把敵后戰場作為日軍不得不放棄其速決戰戰略,不得不進入“持久作戰的樣式”之主要“癥結”“對象”和首要原因。

為了迅速實現“分割華北”的戰略目的,日軍也就不得不停止正面戰場的進攻,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轉向敵后戰場,以便立即清除華北的所有抗日力量,為“華北國”的早日建立奠定基礎。但出乎日軍預料的是,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成了“華北治安的癥結所在”,所謂的“治安戰”也就不得不成為持久戰。

日軍可以在正面戰場速戰速決,卻在敵后戰場不得不陷入“治安作戰”的曠日持久。“總之,對華作戰已處于進退維谷的境地。”

雙方戰略的優劣勝負,必將直接決定戰爭的進程與結局。尤其在日軍眼中,其速決戰戰略失效的原因“在中共”。因此結論應該很明確,對持久戰取代速決戰,敵后戰場的戰略支撐要大于正面戰場。

敵后戰場對日軍的戰略攻勢猛于正面戰場

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明確指出,八路軍在敵后戰場的戰略就是“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游擊戰爭的基本方針必須是進攻的”,“從進攻戰中打了很多的勝仗,才能達到戰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從全局看,無論是正面戰場還是敵后戰場顯然都是在戰略防御,但從局部看卻大相徑庭:

其一,正面戰場始終處于消極的防御態勢,以不失陣地為目的。敵后戰場的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卻始終處于積極的防御態勢,其實是始終處于戰略性的攻勢狀態,以縮小淪陷區擴大解放區為目的。

其二,正面戰場的日軍一直處于戰略進攻態勢,敵我雙方軍事行動的表象與實質完全一致,因此很容易判斷。但敵后戰場的日軍一直處于戰略性的防御態勢,敵我雙方軍事行動的表象與實質完全相反,因此難以發現: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是以戰術性防御的形式來展開其戰略性的攻勢,而日軍則以戰術性進攻的形式來體現其戰略性的守勢。

其三,敵后戰場的我攻敵守,不僅迫使日軍為了后方的“治安”而不得不分散其進攻兵力,也有效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戰場,而且還迅速改變了戰場初期一邊倒的態勢,從而在戰略上一舉促進了相持階段的到來。

其四,日軍從速戰速決到不得不“治安作戰”,既標志著其既定戰略的破產,也標志著其戰略主動權和主導權喪失的開始,更標志著其在雙方最為關鍵的戰略對決中的落敗。

其五,日軍的評價:“中國軍由于在各方面敗退,全面進入了游擊戰,擾亂日軍后方。尤其共軍的游擊戰術巧妙,其勢力與日俱增,廣泛地擴大了地盤。”“共軍的機動游擊戰法極為巧妙、頑強,成為我治安上最大的禍患。”

在敵后戰場的較量中,日軍的守勢其實不敵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的攻勢,敗給了抗日游擊戰。結論應該很明確,敵后戰場的戰略攻勢要猛于正面戰場。

敵后戰場對日軍的戰略會戰烈于正面戰場

在日軍眼里,敵后戰場是一場“不分晝夜、連續不斷、永無休止的戰爭”,“陷在泥潭里的浴血戰爭”。換句話說,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主動發起的戰略性攻勢作戰與日軍迫不得已的戰略性守勢應戰,其實質是一場戰略大會戰。依據如下:

其一,這是一場不計時空大象無形的戰略會戰。敵后戰場的攻勢作戰所講究的是面而非點,是勢而非力,是攻而非守,是持續而非階段,是立體而非平面,是整體而非局部,是戰略而非戰術,是對以柔克剛這一傳統經典的完美詮釋。

其二,這是一場犬牙交錯永無休止的戰略會戰。敵我雙方你來我往,難分包圍反包圍,蠶食反蠶食,不見前線后方,不管時間地點。其時間之久,空間之大,人員之眾,交鋒之頻繁和程度之慘烈,不僅是中國抗日戰爭之冠,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之僅見。

其三,這是一場日軍無所不用其極的戰略會戰。據日軍當時記載的說法就有:總體戰治安戰,肅正戰掃蕩戰,治強戰粉碎戰,清剿戰楔入戰,蘑菇戰剔抉戰,撒網戰囚籠戰,毒氣戰細菌戰,電波戰思想戰,長途奔襲鐵壁合圍,三光政策無人區,魚鱗式包圍圈,牛刀子戰術,為淵驅魚戰,反轉電擊,清鄉蠶食,懷柔政策,經濟封鎖,以戰養戰,治安強化運動等,其內涵早已超出了單純的軍事范疇,集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于一體,既體現了日軍對敵后戰場的咬牙切齒,更反映了日軍對敵后戰場的焦慮、恐懼與無奈。

其四,這是一場以小制大以弱勝強的戰略會戰。會戰集掃蕩和反掃蕩、封鎖和反封鎖、包圍和反包圍、戰役和戰略于一體,是全方位全天候的持久持續作戰,是敵我雙方生死相搏的血肉磨坊。日軍檔案總結:“這一戰爭,不是以往的持久戰,也不是消耗戰,而是一種獨特的戰爭。”“甚至在我方勢力范圍內部深處經常潛藏有敵人的軍事力量。”“總之,華北的治安戰,是一場在戰線的形狀、戰斗力的構成、作戰的方法等各方面都復雜多端、千變萬化的戰爭。”“沒有明確戰線的戰爭”,“陷在泥潭里的浴血戰爭”,“我們越來越深地陷入了永無盡頭的消耗的泥潭中了。”

敵后戰場的戰略會戰不僅嚴重消耗日軍的人力財力與物力,更嚴重瓦解了日軍的士氣。就此而言,正面戰場的作戰效果難以與敵后戰場相提并論。

敵后戰場對日軍的戰略威脅大于正面戰場

在日軍眼里,“共產黨的力量將是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大障礙。”換句話說,“共產黨”將使“華北國”胎死腹中。依據如下:

其一,從戰爭的準備看。日軍對正面戰場的常規作戰駕輕就熟,是打有準備之仗。但對敵后戰場不僅完全出乎意料,還一無所知,是打無準備之仗。

其二,從戰場的位置來看。正面戰場的常規作戰處在日軍的“對面”,并不能構成對日軍的致命威脅。敵后戰場卻處在日軍的“背面”,更像是“鉆進鐵扇公主肚子里的孫悟空”,致使日軍難以防范而成為心腹大患。

其三,從作戰的形式看。日軍在正面戰場的作戰是相對單純的攻防問題,但在敵后戰場的作戰之復雜程度遠遠超出了日軍所經歷過的軍事行動和所擁有的軍事經驗。

其四,從軍事主動權看。正面戰場對日軍來說主要是選擇何時進攻和如何進攻的問題,也就是掌握著主動權;但在敵后戰場卻是怎樣才能有效防御突然襲擊的問題,也就是喪失了主動權。

其五,從戰略的效果看。正面戰場雙方的作戰即使規模再大,也僅是一種戰術上的對峙與進退,但敵后戰場卻是在戰略上緊緊扼住了日軍的“七寸”。

其六,從日本的評估看。“滲透占領區的中共勢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癥結”,“對付共軍猶如割除根深蒂固的雜草,費盡力氣毫無成效,真是無能為力。”1939年東京就已經認識到:“今后,危害華北的和平和秩序的‘癌癥’,將是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深深感到,將來共產黨的力量將是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大障礙。”

其七,從客觀的事實看。敵后戰場緊緊卡住了日本妄圖建立“華北國”及其“中央政府”和“兵站基地”的咽喉,也就成了日本最大的心病、最大的戰略障礙和最致命的威脅。

如果說正面戰場對日軍難以招架,那么敵后戰場對日軍可謂一招制敵。尤其在日軍眼里,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是其“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大障礙”。兩相比較,結論應該很明確,正面戰場對日軍的戰略威脅遠不及敵后戰場。

敵后戰場對民眾的戰略動員廣于正面戰場

在日軍眼里:“共產黨在華北的長處是它與群眾休戚相關,這是中共的生命。”換句話說,日軍也悟出了中國共產黨能夠成為抗戰之中流砥柱的根本。依據如下:

其一,解放淪陷區。要解放淪陷區就必須深入敵后。當日軍的進攻來勢洶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區區三萬人馬居然迎敵而進深入敵后,甘愿進入日軍的戰略重圍,甘愿承擔所面臨的敵眾我寡敵強我弱的風險以救淪陷區民眾于倒懸,其不畏強敵不懼生死的精神、道義和勇氣就已經真實具體地體現了敵后戰場所擔負的民族大義及其客觀散發的人性感召力。

其二,淪陷區民眾的抗戰。敵后戰場的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喚起了淪陷區民眾的抗戰,更成為淪陷區民眾的主心骨。其以少敵眾以弱敵強舍生忘死視死如歸的血與火,讓淪陷區民眾不僅看到了什么是中華民族真正的血性、膽氣與魂魄,更激發了保家護院同仇敵愾的自尊、自強、勇氣和力量。坑道戰、破襲戰、掀簾戰、地道戰、地雷戰、堡壘戰、自衛隊、聯防隊、工作隊、武工隊等因陋就簡因地制宜的戰術戰法層出不窮,都是淪陷區民眾的發明創造,更屬“兵民是勝利之本”的真實體現。

其三,日軍的評價。“(華北)方面軍認為,華北肅正治安工作至今未能滿意的根源,在于共軍對群眾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斷深入擴大。”“共軍的民眾工作極為徹底,居民對有關八路軍的情況,均不輕易出口。各村的‘空室清野’,也均嚴格執行。”“敵區的居民,被動員起來,密切協助共軍抗戰,達到所謂軍民一致的狀態。”“中共掌握農民大眾的方法極為巧妙,已在華北各地施行,此點,日本望塵莫及。”

正面戰場從前方吃緊到后方緊吃,敵后戰場卻“軍民一致”,兩相比較,結論應該很明確:對民眾廣泛的戰略動員,與民眾唇齒相依血肉相連,正面戰場難望敵后戰場之項背。

敵后戰場取得的戰略效應優于正面戰場

到1944年秋,華北日軍不得不承認:“對于‘面’的控制,在當前形勢下是不可能的,只能考慮確保‘點’和‘線’的措施。”從“華北國”到“點”和“線”,日軍其實已經甘拜下風,已經承認在敵后戰場的戰敗。

正面戰場從丟城失地到大批要員和軍隊投敵再到兵敗如山倒,敵后戰場從解放淪陷區到解放區的全民皆兵再到解放區的越戰越勇越戰越強。

日軍的占領區在正面戰場的日益擴大與在敵后戰場的日益縮小,兩相比較,結論很明確:敵后戰場所取得的戰略成果與戰略價值,正面戰場望塵莫及。

綜上所述,從戰略地位、戰略支撐、戰略攻勢、戰略會戰、戰略威脅、戰略動員與戰略效應等七方面,看戰場上中日雙方的廝殺對決,看中華民族的反侵略戰爭,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已經形成了客觀的結論: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不僅名副其實,更是當之無愧。

來源:《北京日報》2025年5月12日第11版

作者:孫果達(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