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人，坐上一輛舊車，駛向天安門東側。

車停了，他下車，一個人走進紀念堂。

這事兒，他堅持了幾十年，沒人攔得住，也沒人能說得動。

每年兩次，他都要“回去”

北京的冬天，冷得很干脆，12月26日那天，天剛蒙蒙亮，汪東興已經(jīng)起床，他今年已經(jīng)九十多歲了，腿腳有些遲緩，但動作依舊利落。

家人問他：“爸，今天還去嗎？”

他沒答話，只是點了點頭，像往年一樣，他穿上中山裝，那套老灰呢布料的，早已磨出了褶子，袖口泛白，他不穿西裝，他說，那不合適。

司機在院外等著，車是一輛國產(chǎn)舊紅旗。

不是老爺車那種，而是那種“老而不退”的公車，發(fā)動車的聲音有些鈍，汪東興拄著拐杖，一步步下了臺階，沒讓人攙扶，他不喜歡被扶。

那一天是毛澤東的生日。

到了紀念堂門前，天還沒大亮，天安門廣場的人少，他沒走正門，而是走了工作人員通道，他沒說話，只帶了一只花圈。

花圈不是豪華那種，白花，紅字，寫著“懷念主席”。

工作人員認得他，沒人敢多問，汪東興進了紀念堂，站在水晶棺前，整整十五分鐘，他一動不動，他盯著那張熟悉的臉。

臉還是那個臉，但顏色淡了，皮膚褪了生氣。

可他依舊能看到從前的神情，他嘴里沒出聲，但家人說他嘴角一直在動，像是在念什么，9月9日也是這樣，風不冷，卻陰。

還是那輛車，還是那件中山裝，還是那個動作。

進門，站立，不語，這一年年，二十多年，沒斷過一次。

他其實早就退了，但沒有“走”

汪東興1980年就離職了，他自己寫了退職報告，沒有外調(diào)，也沒有處分，他主動交出的，理由寫得很簡單：“任務完成，身體欠安。”

但退下來不代表“脫開”，他人不在位，心還在那兒。

退休后他搬到了西單東側的一個小胡同里，那是一排老房子。隔壁住的是王震，兩個人，前后腳，每天早晨幾乎同時出門溜達。

他住的是四合院，不大，一進門就是石頭臺階。

屋里擺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老家具，書架、臺燈、沙發(fā)，還有一張打臺球的小桌，臺球是他自己裝的，孩子們說他年紀大了該歇歇，但他堅持每晚打一局。

他的作息也很固定：早晨看報，中午吃飯，下午看訪客，晚上看《新聞聯(lián)播》。

有一次他在看報紙，讀到一篇關于外國回憶錄出版商的報道，他把報紙一扔，說：“他們找過我。”他頓了一下，補了一句，“但我沒答應。”

“為什么？”家人問，他沒說話，只是低頭喝了一口茶。

然后輕聲說了一句：“以后要臉見主席。”這事是真的，英國、日本、香港的出版社多次來人，說愿意出幾十萬美元，要他講講“那個年代”的事。

他搖頭，不是不值錢，他知道自己知道的東西太多。

但他說：“他們不是想聽真話，他們是想把真話變成他們的話。”他不寫，不說，他說他一輩子就做了一件事，守著那個人。

“我在主席身邊，不能讓別人亂寫。”那段時間，他常在傍晚一個人坐在屋里。

他不聽音樂，也不看電視劇，他說現(xiàn)代的東西太吵，他就坐著，盯著墻上那張老照片，照片是1965年的，毛澤東站在陽臺上，他在旁邊，像個影子。

“我不是文人，也不是將軍，我是警衛(wèi)。”他說這話時，眼神堅定。

他知道“被忘記”是遲早的事

汪東興退下來之后，幾乎不再出現(xiàn)在公眾場合，他拒絕采訪，也不參加研討會，有人覺得奇怪，他不是普通人，他是歷史的一部分。

但他很清楚一件事：有些人，是不能出來“講”的。

他常說：“一講，就輕了。”他不怕沒人記得他，他怕別人記得錯，他說，“人不是說了才算，人是怎么活的。”所以他活得安靜，他不說，但不代表他忘。

他家書房里有個小木柜，鑰匙他自己帶著。

打開里面，全是手稿，字跡很小，密密麻麻，有日記，也有批注，還有報刊剪帖，有一次，兒子問：“爸，你寫這些干嘛？反正也沒人看。”

他沒說話，只是拿出一張紙條，上面寫了一句話：“時間會淘汰叛徒，不會淘汰忠誠。”

他不是在寫給別人看，他是在寫給自己看，有一年夏天，天特別熱，他把一摞材料拿出來，一頁頁燒了，家人勸：“這是寶貝，怎么燒？”

他淡淡回了一句：“有些東西，不能留。”

沒人知道那是什么材料，但大家都明白，他不想讓別人用他的記憶，去拼別人想要的結論，那天他燒了三個小時，一邊燒一邊小聲念。

有人說他偏執(zhí)，可他不在乎，他一輩子只信一個人。

他說：“主席走了，我的任務也就結束了，但我還是要守他。”

他從不談“貢獻”，但別人知道他做過什么

2015年春天，汪東興病重，醫(yī)院的走廊很安靜，家人都守著，他幾天不說話，只是看著窗外，偶爾低聲哼幾句軍歌。

臨終那天，他嘴唇動了一下，誰也聽不清。

家人把耳朵湊過去，才聽見一句：“主席，我從沒背叛您。”那句話出來后，房間安靜了十幾分鐘，他走得很平靜。

沒有新聞，沒有頭條，只是一個小公告，貼在公告欄里。

可第二天，毛新宇到了，沒通知媒體，也沒帶人，就帶了一個花圈，簡單寫著：“謝謝汪伯伯為爺爺做的一切。”

有人看見他在靈堂前鞠了三個躬，站了五分鐘，沒說話，眼眶紅了。

那場葬禮不大，不排場，但來的人都低著頭，很多是當年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也有年輕人，看著遺像，低聲議論：“他就是那個一直守在主席身邊的人。”

家屬沒有發(fā)布長篇悼詞，只有一段話：“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他也只愿被記住這一件事。”

汪東興不是一個喜歡留名的人，他拒絕寫書，不接受訪問，也不愛講話，但在很多人心里，他是一面鏡子。

這面鏡子里沒有高談闊論，也沒有歷史評說。

只有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的堅守，每年兩次，一束花，一身中山裝，一段靜默，那不是儀式，是誓言，他沒有大聲喊口號，也不談貢獻。

但他知道，他這一輩子，不是為了功勞，他說：“我在主席身邊，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讓他出事。”

他說這話的時候，沒有笑，也沒有嘆氣，只是輕輕擦了擦眼睛，后來很多人寫歷史，寫風云變幻，寫誰上誰下。

但很少人寫這種人，沒有爭權，沒有高調(diào)，也沒有背叛。

只是在最該忠誠的時候，沒動搖過，他消失在歷史的腳注里，卻也留下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就像他自己說的：“人走了可以被忘，但行為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