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綱‖本文以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為鏡，剖析特朗普政策對自由社會的威脅。從集權傾向、市場經濟削弱到個人自由侵蝕，作者揭示其貿易壁壘與政策高壓如何動搖民主根基。

文章融合經濟哲學與現實批判，探討美國機構、資本市場、公民社會及歐洲的潛在抵抗，呼吁捍衛市場自由與民主價值，警示全球面臨的集權風險。

《法蘭克福匯報》 作者: Nils Goldschmidt

1944年，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在倫敦經濟學院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獻給“各黨派的社會改革者”。他警示：無論左翼抑或右翼，保守或自由，集權傾向與計劃經濟均可能將社會推向非自由的專制體制。任何削弱市場機制的政策都潛藏催生高壓統治的風險。

哈耶克的洞見引發廣泛爭鳴，尤其在美國保守知識界備受推崇。《Reader’s Digest》的簡版進一步將思想傳播至大眾，成就了該書的深遠影響。

特朗普威脅民主社會根基

特朗普第二任期亟需哈耶克的警醒，以通俗方式喚醒美國民眾。媒體聚焦其爭議言行，卻可能忽視全局：特朗普以高壓政策威脅民主社會的根基。他不惜削弱市場經濟與過往繁榮，推行貿易壁壘、限制全球合作，侵蝕經濟活力；削減哈佛等頂尖學府的科研投入，更威脅未來世代的福祉。

與此同時，特朗普展現集體主義傾向，強調集體服從其領導。“讓美國再次偉大”聚焦抽象整體，而非個人幸福。這一理念吸引了感到被邊緣化的選民，部分解釋了他的政治成功。

1951年，美國學者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在《真正的信奉者》中指出：群眾運動吸引追隨者，非因實現自我，而是滿足自我否定的渴望。那些視人生無望者，尋求通過“神圣事業”重獲尊嚴與意義。這一心理與特朗普及選擇黨（AfD）部分選民的動機不謀而合。

特朗普不僅是集體主義者，更是反市場經濟者。其商人背景掩蓋了這一本質。即便創業成功，也不等于理解市場與競爭如何維系自由社會。他的貿易政策暴露了對經濟規律的漠視，例如斥責亞馬遜標示進口關稅為“敵對政治行為”，拒絕理性對話，排斥任何異議。

特朗普削弱個人自由

政治高壓凌駕于經濟力量，動搖民主根基。哈耶克曾指出：民主不因選舉而免于高壓，唯有權力受限方能避免專制。若政府決策脫離固定規范，民主將淪為高壓統治。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如同空洞許諾，掩蓋了經濟自由的喪失。

市場經濟依托個體自由規劃，通過市場與價格協調，天然抵制政治干預。民主基于個人選擇，尤其在經濟領域。哈耶克強調：“經濟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特朗普追求不受議會約束的權力，試圖掌控從全球貿易到網絡經濟的方方面面。美國經濟信任度下降，規則被忠誠取代，信任轉為強制。

還有哪些希望？

哈耶克的盟友、弗萊堡學派經濟學家瓦爾特·奧伊肯（Walter Eucken）奠定了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強調經濟與政治權力的平衡。魏瑪時期的卡特爾與納粹的極權證明：經濟操控毀滅自由社會。特朗普的政策雖非刻意，卻在無意間將經濟推向邊緣。

社會市場經濟源于反抗精神，印證自由社會需市場經濟支撐。面對美國現狀，四點希望浮現：

其一，美國機構與反對派或能堅持四年，迎來理性重啟，盡管希望渺茫。

其二，資本市場與全球貿易或制約特朗普的高壓政策，保守媒體及投資人如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已公開反對。

其三，公民社會可能因特朗普對多元群體、大學及移民的壓迫而覺醒，教會領袖如主教瑪麗安·巴德（Mariann Budde）及教皇利奧十四世或發揮道德影響力。

其四，歐洲需以經濟自信開辟新市場，捍衛自由社會的價值。

和平時代已逝

上述跡象令人振奮，卻非政府轉變的保證。公民社會與教會的反對或逐漸增強，但效果尚待觀察。和平時代已逝，歐洲需憑借企業力量推動國際合作，填補美國主導的真空。

去年，東德選舉前，企業公開反對選擇黨，部分質疑其角色。然而，企業作為市場經濟支柱，是自由社會的捍衛者。當美國外長馬爾科·盧比奧（Marco Rubio）將選擇黨定性為“隱形高壓”時，其矛盾立場暴露無遺。一個堅定的歐洲可證明經濟成功、社會凝聚與個人自由相輔相成。

特朗普的不可預測性威脅自由、規則與尊嚴的社會。我們輕視席卷全球的風暴，不僅在歐洲西部，更在東歐及世界各地肆虐。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提醒：在風暴中，經濟學家若只預言風暴后的平靜，便是失職。哈耶克在書末警告：若我們毀壞世界，無權自詡超越先輩。這一警鐘，今日依舊振聾發聵。?

信息出處

https://www.faz.net/aktuell/wirtschaft/mehr-wirtschaft/lage-in-den-usa-donald-trumps-weg-zur-knechtschaft-1104794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