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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近年來，不少大學課堂逐漸變成“糊弄學”現場，教師手持多年未更新的教案照本宣科；學生則在臺下用ChatGPT等AI工具以及Coursera等網課平臺獲取更具實效性或啟發性的專業知識。這一現象背后，遭到連番“炮轟”的教師群體也有不同程度的無力感。教師職稱評審仍舊依賴論文發表、專著、課題等可量化指標。許多高校教師不得不將大量精力投入爭取課題立項，用于優化教學質量的精力被大幅擠壓。

文章認為，大學教育的核心在于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維，而非機械地灌輸知識。然而，當前大學教學重研究輕教學，教師升職和評定主要依賴科研成果，導致教學質量下滑。作者主張應重視教學本身，提高教師教學地位，優化教師考評機制，使教師有時間和動力關注學生成長，營造啟發思考的課堂氛圍。

最近，社交媒體上掀起一股模仿大學“水課”老師的熱潮，博主們生動地模仿，戳中無數大學生的痛點。

“這簡直就是我上過的課，看的我一股無名火”

“DNA動了！畢業都不想再回味，再看真得取關了”

不難發現，只要經歷過大學時光，大多都曾被 “水課” 或是 “水課” 老師困擾。

什么是“水課”？學界對此并沒有一個具體的概念。

在大學生群體中，“水課”多指一些內容干貨少、對專業或者能力提升沒有幫助的課程。“水課”授課老師的態度和能力不過關，照本宣科，使得課程毫無吸引力，學生們難以從中獲得知識。

典型的“水課”大致有以下幾種表現：

理論與實踐脫節型：上課只要摸出20多年未曾修改過的ppt，擺上延年益壽的保溫杯，然后逐字逐句地開始念，一堂課就水過去了。下堂課接著上堂課繼續念，一學期就水過去了。

玩轉翻轉課堂型：一些老師上課從來不講課，上來就讓學生做小組匯報，從開學pre到期末，學生交了學費自己給自己上課。

傲慢人生導師型：一些老師從不備課，將講臺變成個人秀場，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從“我留學時”到“我兒子哈耶普”，言語間帶著濃濃的傲慢與偏見。

當形形色色的“水課” 充斥大學課堂，教育異化為一場心照不宣的敷衍，學生們對上課的熱情也隨之消磨殆盡。

《光明日報》曾發文指出，

“大學生不愛上課”已然成為不爭的事實。

《優秀的綿羊》一書中犀利點明：

“優秀的教師是優質教育的前提”。

想要做好高等教育，就必須摒棄 “水” 教師、“水” 課堂。

真正的教育革命，或許要從撕破“水課”的溫情假面開始。

“水課”泛濫背后：誰偷走了大學課堂的靈魂？

優秀的教師是優質教育的前提——道理如此淺顯易懂，但是面對不盡如人意的學術界以及圍繞它的公共話題，不得不再次強調這一點。

大學如果忠誠于自己的教育使命，那么對教師隊伍的建設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教育既不是一個工程類問題，也不是為灌輸大量知識而存在的。“教育”（educate）的本義是“引領”。教師工作的本質是引領并喚醒在每個學生體內沉睡的能量。

靈魂的話題可能過于遙遠或抽象，那么讓我們關注一下大學教育理應培養的“大腦”。

思考是一項復雜、浩大的工程，需要運用多種技能，但思考的培養無異于身體方面技能的培養。

我們不要忘卻，大學致力于培養學生的最核心的能力，即學會分析他人的觀點并闡述自己的觀點。

如果掌握一項技能需要1萬個小時的練習，那么大學僅僅是個起點也就不足為奇，因為更多的工作需要在研究生階段或職場中完成。（如果將1萬個小時壓縮到到本科四年中，那么一個人必須做到每周不間斷地思考50個小時，一年保證50周。）

而這還是假設你得到了適當的指導。你寫一篇論文來闡述一個觀點，并且邀請老師逐條逐點地討論邏輯上的含糊之處、結構上的錯誤、論據的不足、沒有看到的可能性以及對反對觀點可能出現的地方等。

老師還會進一步提出疑問，建議你從新角度探究，并肯定你的正確之處。按照這個方式，你需要一堂課接一堂課、孜孜不倦地練習并逐漸練就一身本領。大一寫作課的第一周，你可能會寫一篇3頁的論文，不過可能只拿了個C。到了大三，你已經能夠書寫多篇15頁的論文；到了大學畢業前幾周，你需要完成50頁的畢業論文。如果換成理科生，那么你的練習對象可能是實驗報告、計算機程序或者數學證明，但是過程是類似的。

課堂的時間不是用來抄寫筆記的，而應由教授帶領，通過探究和討論，幫助學生逐漸掌握要灌輸給他們的技能。

教授開展課堂對話，并引導學生圍繞某個主題進行討論，以避免雞同鴨講。他會挑戰觀點，提出新的問題，迫使學生進一步展開解釋自己模糊的回答。他會幫助害羞的學生表達自我，并（溫和地）讓自負的學生保持謙遜；他接納并鼓勵學生，但同時引導并挑戰學生。教授在課堂上的任務并非回答問題（至少大部分情況下不應該是這樣），而是提出問題。

大學的課堂跟其他課堂一樣，是一個緩慢的、艱苦的過程。（如果做得對并得到充分的支持，也是非常有滿足感的。）教學本身是一項復雜的技藝，是無法量化產出或者自動化的。作為老師，你必須了解每一位學生，了解他們的思想，并且你必須完全相信，每個學生都絕對是獨特的。

學生所期望的理想教授是，挑戰學生能力并關注學生個人發展的導師，他們不想要娛樂和游戲；他們想要的是貨真價實的東西。

換言之，他們需要的是導師的引導。

作為一名老師，教學方法可以多種多樣，但個人的教學能力最終源于每個人的生活經歷。評論家萊斯利·福利爾德感慨：

“老師，專業的業余愛好者。他并非在教授一門課，而是在分享他的人生。他能夠化腐朽為神奇。教學就是一種藝術。”

作為老師，我們先要摘掉老師的帽子，帶著些許諷刺去觀察，敢于承認學校大環境與自己心靈之間的鴻溝。

優質的教學就如同一件優秀的藝術品，讓你感受到“生活”的全貌，可以消除界限，把自己跟世界聯系在一起，把思想和體會聯系在一起，從而讓人感悟到更大、更深刻的意義。所學到的東西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可以融會貫通的，這與科目的性質無關。

一位學生如此描述他的海洋生態學教授：

“他把海洋生態學變成了反映普遍真理的學問。”

告訴學生在大學里尋求優質的教學，只會遇到一個問題—他們很可能找不到，因為學術機構通常并不關心教學。雖然大學總是大力宣傳自身的教學質量，但是我們必須保持懷疑態度。整個行業的激勵機制都對教學抱有偏見，越知名的學校，偏見越深。

美國高校設計存在內在矛盾，根源是學院和大學本質區別。

19世紀末起，高校及教授定位轉向以學問為主、教學為輔。20世紀初，學術界視本科教學為負擔。1923年，布朗大學研究生院院長警告教授勿過度投入教學。二戰后，因太空競賽，聯邦政府持續注資科研，研究模式在大學系統擴散，“研究型教授成標準”。1960 - 1990年，聯邦研究經費翻4倍，教授平均教學時間減半，“不發表就出局”成共識，教授精力分配給研究相關，本科生被忽視，提升靠研究造詣而非教學。

20世紀70年代起，博士過剩，大學招聘條件提高，學術刊物和出版物激增，教授被迫多發文致質量堪憂。科技進步促使科研成果私有化，學校以此盈利，加大科研投入，重金聘請“吸金”明星教授，常免除其教學責任，哈佛便是例證。

這種競爭全民化，教授爭成明星，高校皆參賽，州立大學也會把州內頂尖大學當對手 。

學術研究價值的高低，見仁見智，但是過度關注研究對課堂教學質量產生影響，這是毋庸置疑的。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統的設計師克拉克·科爾解釋道：

“（大學）用了高級的師資，卻造就了低下的本科教學質量。”

教得好，需要時間。挑戰學生的能力，需要時間，因為老師需要布置作業并花更多的時間給予反饋；關心學生，需要時間，因為老師得愿意花時間跟他們交流，哪怕只談論學習方面，也不僅限7分鐘內的對話時間。

僅僅是學習如何管理一個班級也需要時間：你需要學會帶領學生討論，學會向學生提問，學會如何讓學生專心聽講，等等，這些都需要時間。總而言之，學會教書，跟掌握其他技能一樣，都需要經歷1萬個小時的磨煉。

在頂級大學里，重視教學的教授不僅僅被輕視，還會被直接懷疑做學術研究的態度，因為花在教學上的每一分鐘意味著犧牲了做學術研究的時間。

正如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副會長厄恩斯特·博伊爾所言：

“贏得‘最佳教學獎’對將來申請終身教授職位是極為沉重的打擊。

在大學校園里，“教授缺位”的現象越來越普遍，而且越來越嚴重。我無須再次大篇幅地展開討論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轉變，終身教授被臨時性教職員工代替，包括兼職教師、博士后、在讀碩（博）士生、全職的非終身教授等。

大學的使命：怎樣做好高等教育？

“投資回報率”直截了當地概括了人們對大學教育的認知和態度。大家總是習慣于計算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量化關系，卻往往忽略了大學給予人們的回報應該是什么。是否僅僅是金錢呢？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就業嗎？我們必須探究的最根本問題是，上大學究竟為了什么。

大學承擔的責任首先是教學生如何思考。雖然這聽起來像陳詞濫調，但是它的實際意義要比我們想象得廣和深。思考并不是簡單地培養特定學科所需的思維技能（比如解決方程式或者分析文章），甚至不是獲取跨學科的工作能力。思考實質上是培養思辨的習慣，并把這一習慣運用于實際生活中。簡單來講，學會思考就是以批判的眼光審視身邊的所有事物，從而能夠得出自己的結論。

為什么大學如此重要？不少人輕視大學，認為它是個象牙塔，是一個“非真實的無菌世界”，但是它的“非真實性”恰恰是它的獨特優勢。大學給每位學子提供了一次真正思考的機會：遠離社會，暫時擺脫家庭的影響和職業規劃的束縛，站在遠處以純凈且批判的眼光來審視整個世界。

哥倫比亞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安德魯·德爾班科認為，大學四年是“一段珍貴的時光，學生不用為生計發愁，有機會真正思考并反思周邊的一切”。

當然，從高中開始，我們就可以走向成熟并開始學會思考，就如同馬克·埃德蒙森所做的那樣，但是周邊的環境依然嚴重限制著我們，如父母的監管以及在不同程度上被考試牽制的教學。

但大學時光就不一樣：它是成年生活初期最自由的一個時間段，是為迎接成年生活特別設計的喘息時間。大學所賦予的自由簡直是一種特權，不是嗎？絕對是。你怎么可以輕易地拋棄它呢 ? 至少也要享受特權的那一部分。至少，你應該從中獲得一些益處。

理論上講，一個人是可以完全依賴自己學會如何思考的，但是這樣的成功率并不高，因此大學為我們提供了教授。他們可以幫助我們聞所“未聞”、觀所“未觀”，打開我們的耳朵，拓展我們的視角。自學成才之人往往有些古怪，有些愚鈍和自我封閉。教授最重要的作用是促使學生以最嚴謹的態度對待思考，鍛煉學生思維的精確度、耐心、責任心以及客觀性。

那么大學在其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呢？完成“自我發現”僅僅依靠個人力量難度過大，大學可以做的就是提供有效的工具，幫助甚至迫使個人開始“靈魂鑄造”的生命工程。你所讀的書，聽到的理念，看到的藝術和創意作品，以及感受到的來自他人在“自我發現”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聲音會給你帶來壓力，這些都是刺激、干擾甚至侵犯。它們的作用是促使你質疑你之前所有的自我認知。

真正的教育，好比真正的宗教，哺育我們成為與眾不同的個體，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全然不顧他人對我們的評論。在這種教育目標下培養的人當然要超越僅僅為國家貢獻 GDP 的工人，或者有公眾意識的合格公民。自我意識是一個極其私密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你能找到自己的力量、安全感、自主權、創造力和快樂。

換言之，大學的使命就是把青少年轉變為成人。雖然上學并非必需品，但既然你已經在學校了，那么不如認真完成這一改變。這才是真正的教育，不接受任何替代品。

“教育是當你忘記了所學的一切之后剩下來的那一部分”，此觀點是由哈佛大學前校長詹姆斯·B. 科南特提出的，他的初衷是嚴肅的。我們在大學的大部分所學必然會被淡忘，剩余的部分其實就是你自己。

拯救課堂危機：讓教學回歸教育的“C位”

解決教學質量問題唯一真正的辦法就是尊重教學，恢復其核心地位。

從具體操作層面來講，首先學校要有改革意愿，其次就是要有充足的資金。兩者齊頭并進才能夠扭轉目前發展已久的以臨時性教職員工制度和學術研究為主的模式。

大學如果希望培養出高素質的勞動者、思想家、公民和領導者，那么就應該善待甚至優待培養下一代的老師。目前，雖然教授的待遇是豐厚的，但問題是教授的數量不足，就算是在目前的基礎上翻倍也不過分。另外，調整教授入職門檻將會吸引更多優秀學生從事這份職業。

與此同時，教授的職責需要重新定位，簡單地講：多些教學時間，少些學術研究時間。有人建議，教學能力突出的教授可以獲得津貼。然而，最徹底的改革是從根本的獎勵機制著手，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在兩個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在招聘、留任、晉升和終身職位的決策中，將教學與研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二是創建一個并行的教學團隊，使成員享有同等的薪酬、工作保障和機構尊重。

如果教師能夠通過教學、研究或二者的結合來提升自己的職業發展，那么我們就可以減少許多無意義的學術研究，并大大提高教學質量。我相信這是眾望所歸的。

有些教授的確很享受學術研究，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將永久性地改變世界。同時，我們也不乏與之相悖的教授，他們很愿意放下研究工作，不再為了發表文章而發表文章。講得通俗點兒，他們自己承認已經“沒有更多的東西要講”，為了同行發表文章實感勞累。如果有機會，他們更愿意跟學生打交道。學生希望自己的老師是睿智的，對自己的科目是有所了解的，但是這兩種特性都不需要教授是學科帶頭人。

在耶魯任職這么多年，我認識到，最優秀也最善于交流的老師，是那些長期在一線教授英語語言文學入門課程的同事。既然我們已經擁有了良好的教學團隊，那么我們為什么不可以賦予他們同等的師資待遇，而要讓他們成為學術界的附庸呢？

我時常聽到關于小學和中學教育的公共討論，同時也聽到過關于高等教育的辯論，這兩者實際上如出一轍。既然我們承認，在基礎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習得益于個性化教學和敬業的老師，那么大學階段又為何不同呢？

一名學生從高中過渡到大學，不可能瞬間變得獨立和心智成熟，否則電腦就可以代替老師了！

教學并非灌輸信息，也不是娛樂節目；教學是互動，是激勵，而這種經歷只有在小班研討的環境下才能發生。這種教學方式并非天方夜譚，在基礎教育階段，它每天都在教室里上演，即面對面、個性化、耗費人力的方式。

當然，我們可以選擇走捷徑，但是播什么種子，就結什么果！

大學教育不該是一場師生合謀的“佛系修行”，更不是PPT與論文的無效循環。當“水課”蠶食課堂的靈魂，當科研指標碾壓教學的尊嚴，我們失去的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獨立思考的火種。《優秀的綿羊》撕開了高等教育的溫情假面：真正的教育，是點燃而非灌輸，是對話而非獨白，是讓每個學生成為“會思考的蘆葦”，而非流水線上的合格零件。

改變或許艱難，但絕非無解——從重視一位愿意批改作業的老師開始，從為一節有爭議的課堂討論鼓掌開始。正如書中所言：“教育不是裝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與其等待系統自我修正，不如先讓自己成為那簇火苗。點擊下方鏈接，與《優秀的綿羊》一起追問：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 大學？

《優秀的綿羊》

【作者】[美]威廉·德雷謝維奇

【譯者】林杰

【出版時間】2025-2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內容簡介】

名校非上不可嗎？文科就沒有前途嗎？大學應該如何度過？成為大人是什么意思？雞娃到底有沒有意義？對于應試教育，是要說yes還是no？他們說，人生是曠野不是軌道，但面對社會時鐘的壓力，我們還能怎么做？這些問題，在過去和今天都困擾著年輕人。

2008年，前耶魯大學英文教授威廉·德雷謝維奇因《精英教育的劣勢》一文走紅，隨后《優秀的綿羊》橫空出世，觸動了無數讀者的神經。德雷謝維奇在書中詳細分析了“綿羊”的特質和現狀、名校的選拔機制、精英家庭的養育以及可能的出路。第一部分討論了美國精英教育體制本身——一個“強迫學生選擇成功的系統”。第二部分闡述現在的學生可以做什么，從而擺脫這個系統。第三部分詳細討論通識教育的意義、人文學科的價值，以及為什么需要真正盡心盡力的老師和小班授課等。第四部分將目光轉向教育系統對領導階層的培養。簡而言之，該書探討了美國建立的一套精英教育系統如何影響孩子們的命運，這個系統會對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他們該如何消除這些影響。這本書自出版以來掀起輿論海嘯，被媒體評價為“可能會留下持久的印記”。

當我們站在當下回望，會發現文中描述的現實并沒有變得更好，而是更壞：中美大學大量取消文科專業，中國大學生越發保守，掀起前所未有的考研考公熱。相似的困境，同樣困惑、溫順又努力的年輕人，像極了優秀的綿羊。對于作者振聾發聵的批評和個人的愿景，這一屆的年輕人會如何回應?

10周年紀念版，附作者親簽致辭、新版序言和多篇專家導讀，各方來解讀，讓我們一起，拒絕“綿羊”的命運。

【作者簡介】

威廉·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哥倫比亞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博士，曾任職于耶魯大學。除了經常在大學和高中發表演講，他還是一位屢獲殊榮的評論家，文章發表于《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哈潑斯雜志》《新共和》等刊物上。著有《簡·奧斯汀的教育》《優秀的綿羊》《藝術家之死》《孤獨的終結》等書。

鄭永年教授力作——《中等技術陷阱：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挑戰》，直面中國科技發展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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