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瑛的《山水畫冊》作為清代宮廷繪畫的代表作，常被置于“摹古”與“裝飾性”的框架下解讀，但其深層價值在于通過技法融合與意境營造，實現宮廷畫家對文人精神的隱性表達。這種創作邏輯既受制于宮廷審美，又暗含對傳統文人畫精神的突破，形成獨特的藝術張力。

袁瑛的山水畫以“宗黃鼎法而變以己意”為核心，在技法層面形成多重矛盾的統一。

山石皴法兼取黃公望的披麻皴與盛子昭的斧劈皴，如《攜尊問事圖》中近景山石以黃公望筆意為主，遠景則摻入盛子昭的方折線條，形成剛柔并濟的視覺效果。這種技法融合突破了“四王”體系對單一技法的固守，賦予畫面更強的表現力。

作為供奉內廷的畫家，袁瑛需遵循“筆墨工整、設色古雅”的宮廷標準，但其筆墨中仍保留文人畫的“逸氣”。如《雪夜讀書圖》中，積墨法的運用使畫面呈現曠達幽遠之意，與宮廷畫常見的甜俗之氣形成對比，暗示畫家對文人“野逸”精神的追求。

袁瑛的構圖邏輯超越了單純的視覺平衡，轉而通過場景設定傳遞深層文化隱喻：畫冊中常見士人憑窗讀書、策杖眺溪等場景，如《深林閑居圖》中，茅屋隱于竹林，板橋連岸，一葉扁舟駛向荷塘深處。這種構圖既符合宮廷畫“可游可居”的審美需求，又暗合文人畫“臥游”的精神追求，形成雙重話語的疊加。袁瑛善用留白與煙云營造虛實空間，如《煙波耕隱圖》中，江水潺湲、煙波浩渺，僅以一葉扁舟點破水面，形成“實境”與“虛境”的對話。這種手法既延續了宋元山水畫的傳統，又通過簡化元素強化了畫面的象征性，使自然景觀成為文人精神的載體。

作為乾隆年間供奉內廷的畫家，袁瑛需滿足宮廷對“雅正”風格的需求，但其畫作中仍保留文人畫的“寫意”特質。如《山居圖》中，樹木枝杈的勾勒沉穩老辣而不失飄逸，積墨的運用使畫面既有宮廷畫的工整，又具文人畫的蒼茫。

袁瑛常在畫中題寫詩句，如《攜尊問事圖》中“長安昔日寫幽思，御墨留題儼在斯。今就林泉尋舊興，溯回當日吮毫時”，通過今昔對比暗示對宮廷生活的疏離與對文人隱逸生活的向往。這種題跋與畫面的互文，進一步強化了作品的隱喻性。

相較于“四王”后學對古法的機械復制，袁瑛更注重對自然真實感受的表達。其畫中既有對宋元技法的繼承，又通過筆墨創新賦予畫面新的生命力，為清代山水畫的發展注入了活力。

袁瑛的藝術風格對后世畫家產生了一定影響，其注重自然感受與技法創新的理念，為后來的山水畫家提供了借鑒。如方琮、張宗蒼等宮廷畫家，均在其影響下探索山水畫的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