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極目新聞報道，5月19日，四川巴中一名老人被狗撕咬致頭部重傷的新聞刺痛公眾神經。監控畫面中，老人捂眼蜷縮在臺階上，鮮血浸透紙巾，而涉事犬只卻消失于街巷。警方雖稱“狗已被處理”，但這場悲劇背后暴露的養犬管理漏洞，早已成為懸在城市文明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從哈爾濱女子被德牧撲咬至全身挫傷，到安徽六旬老人命喪鄰居獵犬之口，再到此次巴中老人血染街頭，犬只傷人事件正以近乎“模板化”的劇情重復上演。數據顯示，僅2025年上半年，公開報道的惡性犬襲人事件已超十起，而更多沖突止步于鄰里爭吵或“私了”。這些事件中，犬主往往以“狗自己跑了”“沒拴好是意外”為由推責，甚至如安徽案例中，狗主人竟稱“狗自己上吊死了”以逃避追責。

更令人不安的是，涉事犬種多為烈性犬或大型犬。紐約時報曾報道比特犬活活啃食主人的慘劇，而國內禁養犬名單上的德牧、杜高等仍頻頻現身街頭。這些犬只的失控，本質上是對公共安全的漠視——犬主既未遵守拴繩規定，亦缺乏對犬只行為的有效約束。

《民法典》明確規定，動物飼養人需對傷人事件承擔無過錯責任，但現實中，“賠償難”已成常態。哈爾濱女子被咬后，狗主人拒不道歉賠償，最終依賴警方介入才勉強解決；東莞市民多次投訴鄰居散養犬只威脅兒童安全，警方僅以“提醒狗主拴繩”草草收場。法律的威懾力在“人情社會”中被消解，違法成本之低，讓犬主將規則視若無物。

更深層的矛盾在于管理體系的割裂。犬只登記、疫苗注射、禁養犬排查等環節各自為政，基層執法往往陷入“民不舉，官不究”的被動狀態。此次巴中事件中，涉事犬只是家養還是流浪尚存爭議，暴露出犬只身份追溯機制的缺失。若連“誰該負責”都難以厘清，談何根治犬患？

根治犬患，需跳出“呼吁文明養犬”的道德敘事，轉向法治化治理。其一，應建立全國統一的養犬黑名單制度，對多次違規或飼養禁養犬者施以高額罰款甚至刑事責任，如鶴壁杜高犬咬死兒童案中，狗主人被判刑2年——這類判例需成為常態而非特例。其二，推廣“芯片植入+電子犬牌”，實現犬只全生命周期可追溯。上海等地試行的“智慧養犬”系統已證明，技術手段能有效壓縮逃避責任的空間。

更重要的是重構社區治理網絡。成都某街道通過“養犬自治委員會”調動居民參與監督，將違規行為與物業費、信用分掛鉤，使犬只傷人事件下降70%。此類實踐表明，唯有將法律剛性、技術賦能與社區共治相結合，才能打破“出事—滅火—再出事”的惡性循環。

當一名老人因犬襲血染街頭時，社會不能止步于“狗已處理”的敷衍答復。從巴中到哈爾濱，從安徽到東莞，每一起悲劇都在叩問：我們是否還要繼續用鮮血為養犬亂象買單？法治社會的底線，容不得“狗權高于人權”的荒謬邏輯。唯有以鐵腕執法筑牢規則圍墻，以技術創新織密監管網絡，方能讓“文明養犬”從口號落地為行動——這既是對生命的敬畏，更是對城市文明最深刻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