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西鋪村來了個體驗生活的作家——古建滋。古建滋從報紙上看到王國藩和“窮棒子社”的事跡后，從京華慕名而來。

古建滋最初的目的，是要寫中國的《被開墾的處女地》。這本蘇聯作品，達維多夫是核心人物，他的事跡，體現了當時蘇共模范帶頭作用。

在古建滋看來，王國藩就是中國的“達維多夫”。幾年后，隨著他深入采訪，聽到了關于全國勞模王國藩的另一面。

1961年，國家處于經濟困難時期，王國藩和三名軍政干部，從蓋西鋪村招待所的木料中，低價購買了4根，然后將其加工成棺材板倒賣，獲利210元。四人平分，每人50多元。

此事后來是怎么處理的？關于王國藩的經歷，又有什么與眾不同的點呢？

清代末葉，西鋪村出了個有名的紳士。后來因染上大煙，逐漸敗落了家業。1919年，紳士的第四代降生了。父母久盼得子，對于王國藩的降生，可謂“樂不可支”。

王國藩七歲時，父親去世。為了謀生計，他學會了東西南北村，倒賣糧食的本領。

1941年，日本鬼子兵的鐵蹄踏入了西鋪村。當村子淪陷后，王國藩在村里當上了辦事員。因他幫著八路軍辦事，便被引導入黨，成了全村最早的黨員之一。

1949年土改中，王國藩被定為“沒落地主”，受了很重的批判。當時，他不僅政治上不得意，經濟上也很難維持了。一家五口人，只靠他在縣運輸部門當小工掙錢糊口。

1951年，從縣城下班回村的路上，王國藩碰到了好友趙涌興，兩人曾在日本華北采金公司當過工人。趙涌興時任區委副書記，得知王國藩的遭遇后，對他十分同情。

在趙涌興的奔走下，1952年，縣委組織糾正了對他的錯劃成分，并恢復了他的黨籍。同年，王國藩受邀參加“河北饒陽縣耿長鎖辦社經驗”活動，從中得出結論：想要結束貧苦，只有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窮人幫窮人，才有希望。

王國藩回村后，開始挨家挨戶走訪。結果，只有23戶貧農積極響應。據悉，其中常年要飯的占據11戶。對此，當地地主譏笑他：“真是‘窮棒子社’。”

令王國藩萬萬沒想到，就是這個“窮棒子社”，后來使他一躍成為新聞人物，成為了億萬農民中的代表人物。

作為“窮棒子社”社長，王國藩愁的不行。原來，臨近春播，一無牲口，二無農具。有人提出，找國家救濟。

王國藩否定了這一建議，他把目光看向了古老的燕山。古代有句話說：“靠山吃山”。小的時候，王國藩曾跟隨父親到燕山挖過藥材。這里的荊棘、艾蒿遍地，屬于天然的寶藏，卻都被棄于荒山上。

王國藩當即決定，一部分人到四十里外的燕山分支王寺峪山打柴，一部分人在村里搗冰糞。當2萬多斤山柴被換成錢后，生產社的人完全震驚了！就此，“貧困之神”開始退卻。

這筆錢一直放在王國藩的手里，當春節來臨時，有人就提出，把錢分了。沒錢就找國家要。王國藩駁斥了這種想法，決定利用這些錢，買牲畜、買車。王國藩告訴社員們，要把眼光放長遠。

“窮棒子社”有了生產資料后，還缺東西。比如，有了羊，沒有圈；有了牲口，沒有料。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王國藩再次組織人上山打柴。

在王國藩的領導下，“窮棒子社”紅紅火火干起來了！1953年，已經是區委書記的趙涌興在大會上，推廣了王國藩辦社經驗。就這樣，“窮棒子社”轟動了。

后來，一傳十，十傳百，加之媒體報社的大肆宣傳。1955年，毛主席也知道了王國藩和“窮棒子社”的故事。毛主席曾夸贊道：“遵化縣的合作社運動中，有個王國藩合作社，23戶貧農，被人成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

1960年，古建滋作家來到了西鋪村，想要采訪王國藩的事跡。幾年下來，他也了解了王國藩的“缺點”。人都具有兩面性，王國藩從小身上沾染了舊世界的灰塵，在利益面前，有時會表現自私。

隨著王國藩被點名表揚后，職務越升越高。1957年，王國藩出席了全國勞模會議。一時間，風頭正盛。古建滋知道，他應該把王國藩的問題，上報給組織，這樣可以幫助他改正錯誤。

1962年，古建滋先把此事告訴了趙涌興。趙涌興感到甚為震驚，先是向縣長匯報，然后又去找了唐山地委。層層上報后，北京派下了工作組調查。在工作組的證據面前，王國藩最終承認了。

由于王國藩的問題很復雜，加之他所犯的事并不嚴重。后來，此事交給華北局處理。有人認為，王國藩犯了貪污罪，應該嚴肅處理。書記李雪峰認為：“王國藩的問題，要通過和風細雨和同志式的方法來解決……”

當時，中央文件有規定，百元以上算貪污，千元以上算分子。而王國藩只分得50多元，屬于多吃多占。

最后，王國藩做了檢討，退回了款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