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始終未能咽下中央革命根據(jù)地三度圍剿的苦果。

1932年秋，他推出“政治軍事雙管齊下”的新計策。

第四至第五次圍剿，國民黨的政治圍剿如洪水猛獸，逐步侵蝕紅軍根據(jù)地，給群眾帶來難以言喻的困擾。

說這個人是毒諸葛，真不為過。

初登場便為蔣介石獻上毒策，逼得工農(nóng)紅軍西進，逼紅軍走上長征之路。

權力巔峰時，無論是軍政文電，還是重要決策，幾乎都要經(jīng)過他的審閱，才得以呈送蔣介石。

結果，這個人卻死于非命。

蔣身邊的毒諸葛

楊永泰，字暢卿，生于1880年，廣東茂名。

民國初年，社會震蕩，正是人才紛紛涌現(xiàn)之時。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際，楊永泰與黃郛結識了蔣介石。

人們常說，蔣介石與楊永泰的相遇，簡直如玄德得孔明一般，盡管這種夸張之說未必完全真實，但二人的關系卻的確非同尋常。

蔣介石對他極為依賴，不論事大小，必定商議，稱其為“暢卿先生”。

于是，事事親自請教，時常長夜共談，言聽計從，幾乎無一可比。

至此，楊永泰早已不只是幕僚，更多的是身心投入其中的智囊。

楊永泰的求學經(jīng)歷頗為特殊，既有嚴謹?shù)膫鹘y(tǒng)教育，又曾赴海外接受西式教育，堪稱學識淵博，才情橫溢。

知文、知武，精立法、懂行政，幾乎無所不通。

且他對政事的熱忱，眼光極為敏銳，常常從國家大事中洞察其中的細微變化，胸中滿腹計謀，似乎從未停歇過的策馬奔騰。

蔣介石稱他為“當代臥龍”，這評價，未必過高。

從他的作用，還是他對于蔣的影響，這個稱呼，倒是顯得十分貼切。

1928年初，蔣介石與楊永泰相識，便認為此人乃人才，隨即誠心挽留。

楊永泰也覺察到找到了一個“明主”，從此決心追隨。

自此，楊永泰便緊緊跟隨蔣介石左右，歷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南昌行營秘書長、三省剿匪司令部秘書長等重要職位，身心投入于蔣的事業(yè)之中，盡心竭力。

楊永泰的貢獻，若要簡單言之，大約可歸結為三項。

其一，獻策“削藩”，為蔣介石鏟除軍閥提供了清晰的路線圖和可操作的方案。

蔣介石照此行事，短短三年內(nèi)，便搞定了各路諸侯，名義上完成了對中國的統(tǒng)一。

其二，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剿共”策略，成功改變了國民黨對紅軍的戰(zhàn)略。

針對初期“剿共”無效的困境，楊永泰上書萬言，指出剿共的難點便在于“共黨與‘匪區(qū)’民眾結為一體”。

于是，他提出將軍事行動與政治手段結合，變“軍事剿共”為“政治剿共”，并堅信，轉變不過一年，必見成效。

果不其然，這毒計在“圍剿”鄂豫皖蘇區(qū)紅軍時，立馬見了效。

張國燾領導的紅軍被迫撤出，西行而去。

在隨后的圍剿中央蘇區(qū)時，楊永泰進一步建議建立保甲制度，實行“軟化、分化、感化”的政策，并對根據(jù)地實施經(jīng)濟封鎖，將政治、經(jīng)濟與立體戰(zhàn)結合。

于是紅軍最終被迫展開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其三，楊永泰幫助蔣介石兵不血刃地奪取了四川，完成了川軍的國家化與川政中央化。

四川自古便是“天府之國”，各方勢力角逐之地，然在楊永泰的謀劃下，川軍納入了中央政府的控制。

要做張良還是蕭何？

楊永泰的行政才能，不可謂不精。

那種“案牘如流”的效率，未必是空口無憑的夸張。

蔣介石在取得政治獨裁后，掌握的責任也水漲船高。

全國各地紛至沓來，各種請示報告幾乎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蔣介石的辦公室，成了一個永無休止的“處理站”，公文、電報堆積如山。

恰在1932年“剿共”之時，楊永泰提出了設立侍從室的建議。

侍從室的職能，顯然不單單是簡單的文件傳遞。

楊永泰指揮侍從室將成堆的案牘經(jīng)過篩選、總結、提煉，抽取其中的精華，再交給蔣介石。

這大大減輕了蔣介石的行政負擔。

但侍從室也由此成為了一個特殊的機構，某種程度上超越了軍委會、中央黨部甚至行政院，成為國民黨體系中的一個“獨立王國”。

有時，楊永泰甚至會代替蔣介石處理公務。

這個做法，雖然效率極高，卻也讓其他軍政要員頗為不滿。

張治中在回憶錄中提到，蔣介石有時會將堆積如山的匯報一股腦兒交給楊永泰，似乎也不太清楚究竟誰才是他真正的秘書。

張治中

此情此景，也能看出楊永泰早年積累的政治經(jīng)驗，以及他出色的現(xiàn)代行政能力在國民黨內(nèi)的獨特地位。

楊永泰的這種能力，幫助蔣介石建立了堅固的政治權威，更是在1930年代初期，迅速加強了蔣的中央集權。

楊永泰因而深得蔣介石的賞識和信任，成為蔣的左右手，參與決策、掌握機密，一時風頭無兩。

無論是軍政文電，還是重要決策，幾乎都要經(jīng)過楊永泰的審閱，才得以呈送蔣介石。

許多軍政要員，欲見蔣介石，先要通過楊永泰的安排，這樣的權力可見一斑。

楊永泰早已達到職業(yè)的巔峰，權力的頂點。

倘若他能夠把握住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不為權力所迷，或許他的結局會更加圓滿，人生也許會更加穩(wěn)妥。

可楊永泰既具張良之謀，又有蕭何之能，卻不肯僅僅滿足于當張良，也不肯永居幕后充當蕭何。

他偏要身兼張良、蕭何、甚至韓信之職。

無論如何，楊永泰始終不愿長時間潛藏于幕后的陰影之中。

這樣的心態(tài)，注定了他不能只追求一方權力，不能只在中央政治中占據(jù)一席之地，更要在地方上獨立操控大權。

欲望愈大，目標愈遠，愈加膨脹。

國民黨內(nèi)的派系斗爭本就如水深火熱，楊永泰開始積極投入其中，攪動這滔天的渾水。

作為政學系的領袖，他通過各種手段，力圖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

隨著國民黨內(nèi)部反蔣勢力的逐漸削弱，蔣介石也愈發(fā)無法容忍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把控黨務，力圖打破“蔣家天下，陳家黨”的現(xiàn)狀。

楊永泰看準時機，主動向蔣介石提出，集合黨、政、軍大權于“剿匪總部”，通過這一舉措，建立起了一個由他領導的集權體系。

無論是省級還是縣級，所有的權力都由“剿匪總部”的書記長負責，工作報告直接呈交給“剿匪總部”黨政處。

而楊永泰作為“剿匪總部”的秘書長，便掌控了四省的國民黨組織，迅速將其從陳果夫、陳立夫的手中奪走，牢牢把握了這些地方的政務。

事實上，楊永泰早已開始在幕后拉幫結派。

在南昌行營秘書長的任上，他巧妙地將政學系的人員安插到行營內(nèi)的各個重要崗位，結果六名處長中，有五人都是他推薦的，或者與他有著密切關系的政學系人物。

這種拉幫結派的行為，最終不過是為了實現(xiàn)他個人的野心而已。

楊永泰顯然并不滿足于做一個默默無聞的秘書長。

他的權欲、野心都愈發(fā)強烈，甚至在汪精衛(wèi)被刺之后，他曾試圖趁機爬升到行政院院長的位置。

突被刺殺，死于非命

漸漸的，楊永泰借著蔣介石的信任，自詡為“二把手”，目中無人，居高臨下。

無論對蔣身邊的工作人員，還是對軍政大員，他總是擺出一副頤指氣使的姿態(tài)，甚至連蔣的親信，也未能免于他傲慢無禮的態(tài)度。

一次，陳立夫急于面見蔣介石，楊永泰卻在其中作梗，口口聲聲稱蔣介石正忙，沒空接見他。

陳立夫急得如坐針毯，楊永泰卻冷漠地表示可以先將事情交給他，再由他轉交給蔣介石。

結果，陳立夫在外等候了兩個多小時，怒火中燒。

陳立夫

面對陳立夫的憤怒，楊永泰卻毫不在意。

這種做法，和蔣介石的另一智囊陳布雷截然不同。

陳布雷雖然也在蔣介石身邊，但他的為人卻與楊永泰大相徑庭。

陳布雷不僅對蔣介石忠心耿耿、事事盡心，且待人謙和低調，盡顯本分。

他不張揚、不做作，而是以誠懇的態(tài)度待人接物，因此無論是蔣介石，還是蔣氏家庭、陳氏兄弟，甚至其他親信，都對他極為信任與依賴。

最終，陳布雷成為了蔣介石的“文膽”。

他曾在日記中寫道：“暢卿為人自負太高，言論行動易開罪于人。”

陳布雷

而這正是楊永泰的致命缺點。

楊永泰的傲慢與自負，終究讓他在國民黨內(nèi)陷入了孤立。

各派系的意見紛爭讓他成為了眾矢之的。

無論他如何試圖鞏固自己的地位，始終敵不過政治的潮流和派系的斗爭。

最終他未能抵擋住這些勢力的壓迫，成了派系斗爭中的犧牲品。

1935年10月，汪精衛(wèi)遭遇刺殺。

楊永泰眼見權力空缺，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興奮。

倘若這一時機把握得當，就能進一步一躍而上。

然而以二陳為首的CC系，毫不猶豫地站在了他的對立面，堅決反對他組閣的愿望。

志得意滿的楊永泰，夢想瞬間破滅，組閣的夢想不翼而飛。

無奈之下，他決定辭去秘書長職務，準備出國考察。

蔣介石豈會讓他輕易脫身？

正值用人之際，蔣介石自然不能放任楊永泰獨自離去。

面對楊永泰的辭呈，蔣介石干脆置之不理，毫不理睬。

蔣明白楊永泰對自己忠誠，但為了平衡黨內(nèi)各派的利益，他決定將楊調離原職。

其實，早在南昌大火案之前，蔣就已經(jīng)有了將楊永泰調任南昌黨政軍聯(lián)合辦事處秘書長的打算。

楊永泰得知此事后，頓時眼眶濕潤，聲淚俱下地對蔣介石表示：“一定是有人在背后進讒言，才至于此！在這國家危急關頭，我決不離開委員長半步！”

蔣介石聽罷，感動至深，終于決定讓楊繼續(xù)留任。

蔣介石在安排人事時，還是決定了將楊永泰任命為湖北省主席。

結果楊永泰剛到湖北履新，就遭到了CC系和當?shù)貏萘Φ膹娏曳磳Α?/p>

CC系的走卒不甘心失敗，竟深入省內(nèi)學校，散布謠言，稱政學系為“親日派”，激起了學生的強烈反應。

消息一傳開，學生們?nèi)呵榧崳娂娮呱辖诸^，高喊著“打倒政學系”、“打倒楊永泰”的口號。

武漢街頭的反楊聲音如雷貫耳，揚言反對楊永泰接任省主席的抗議，震動了整個城市。

蔣介石得知消息，怒火中燒。

陳立夫（左）、陳果夫（右）

他立即電令湖北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據(jù)報湖北省黨部借學生提出打倒楊永泰的口號，向政府示威。若屬實，務必將該黨部及其負責人依法嚴懲，立刻具報。

為全力支持楊永泰，蔣介石此時毫不猶豫，甚至不惜與二陳陣營對立，硬生生與自己政黨內(nèi)的勢力展開了對抗。

湖北省黨部的CC系分子此時慌了手腳，急忙四處奔走。

“十人團”的頭目、湖北省黨部常委劉鳴皋急忙趕到何成浚處，焦慮地辯解道：“‘打倒賣國賊楊永泰’的口號與省黨部毫無關系，完全是學生在游行中的自發(fā)行為。”

蔣介石平息了這一波來自CC系的反楊風潮，但楊永泰心中的愁云卻未曾散去。

他帶著一股說不清的無力感與愁悵，悄然離開了南京，沿江而上。

可是一旦蔣介石的保護傘不再存在，楊永泰注定只能走向自己的末路。

1936年10月25日，楊永泰應邀赴日本駐漢口領事館參加宴會。

宴會散去后，他正準備乘坐專用輪渡回到武昌。

忽然，一名刺客如猛虎般沖出，連開數(shù)槍，楊永泰應聲倒下，血染江漢關。

生死一線間，命運已然定格。

蔣介石聽聞楊永泰之死，震驚無比。

至于楊永泰究竟死于哪一派的手中，這個問題，已成了歷史的迷局。

案件的成因撲朔迷離，許多細節(jié)令人難以捉摸，至今仍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