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清晨，宋慶齡接到緊急電話，孫中山病情惡化，醫生說“最多幾個小時”。

她披衣趕到，躲開送殯的議題，卻無法躲開那份“必須簽”的遺囑。

遺囑起草的爭議與背景

1925年2月24日，廣州黃埔江畔的博愛醫院會議室里，一場沒有硝煙的交鋒悄然展開。

汪精衛遞上一頁草擬文件，提議孫中山簽署遺囑，屋內一片沉默，宋慶齡望向床榻，眼圈泛紅。

彼時孫中山病情迅速惡化，醫生建議“立遺囑為宜”，但孫中山多次推拒，僅因擔憂宋慶齡承受不住“交代身后事”的沉重情緒。

國民黨中央高層認為，革命路未竟，必須留下明確政治路線與財產處理指示。

汪精衛、宋子文聯名推動國事與家事，兩份遺囑同時起草，宋慶齡雖未直接參與，但知悉內容調整過程。

簽署前的病情惡化與臨終準備

1925年3月10日晚9時，孫中山體溫升至39.5℃，瞳孔反射減弱。

主治醫師認定病情已無可逆轉——肝癌終末期，伴隨腹水壓迫及腦神經衰竭。

前日還能口述方針的革命者，此刻連睜眼都費勁。

深夜，何香凝親自前往宋慶齡寓所，通報“恐怕等不到明天”。

宋慶齡披披風趕往醫院，不發一語。

進入病房后，她握住孫中山冰涼的右手，輕聲喚名三次，孫中山睜眼望向她，嘴唇微動，卻無聲響。

醫生低語：“現在簽字，尚可。”

簽署遺囑的艱難時刻

1925年3月11日，北京鐵獅子胡同五號，清晨的病房格外沉寂。

孫中山躺在病榻上，雙眼半睜，神志斷續，醫生宣布已進入“臨終觀察期”。

清晨七點，宋慶齡站在床邊，衣襟濕透，聲音幾度沙啞，她守了一夜，幾次試圖喚醒已陷昏迷的丈夫。

病榻前，汪精衛、宋子文、戴恩賽、孫科、何香凝相繼趕到。

醫生多次提醒，若不立即完成遺囑簽署，后果不可預料。

家屬與黨內高層爭執激烈，汪精衛堅持立“國事遺囑”為大局計，宋慶齡要求“家事未定，不可操之過急”。

國事遺囑原稿早在2月24日就已起草。

內容由汪精衛執筆，強調三民主義、聯俄、聯共，但中間一條“聯合世界上被壓迫民族”改為“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為保守派接受，已非孫中山最初原意。

陳友仁曾提出異議：“這句話改了，將來后人如何判斷？”

汪精衛未作正面回應，只說“形勢需要調整語言”。

上午十點半，孫中山忽然睜眼，喃喃數語聽不清，宋慶齡俯身貼耳，只聽到：“筆、紙、快……”

汪精衛遞上遺囑文本，宋子文小聲提示：“國事、家事、蘇聯三封信件尚未簽。”

孫中山用盡力氣試圖抬手，指尖顫抖無力，半寸都難以移動。

宋慶齡俯身，從他手中接過鋼筆，緊緊握住其腕骨，托著他手在紙面上顫顫寫下“孫文”二字，落款日期寫作“3月11日補簽”。

在場眾人瞬間安靜。遺囑終得親筆簽署，但過程異常艱難。

汪精衛首先簽下見證人名，隨后是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孫科、戴恩賽。

醫護人員在場作旁證，全程記錄。

國事遺囑，由國民黨內部保存，副本交宋慶齡一份。

家事遺囑寫在獨立紙頁，語言簡潔：“余之兒女均可自立，所余財產、書籍、衣物、寓所，悉歸慶齡。”

這篇文字，成為宋慶齡此后五十六年人生的唯一憑托。

幾分鐘后，孫中山再次陷入昏睡。

陳友仁、鮑羅廷將《致蘇聯遺書》草稿拿至床前，全文由英文記錄。

宋慶齡口譯內容，再由孫中山口述做最后修訂，主要強調聯俄必要，批評西方列強，干涉中國革命，勸蘇聯“繼續援助中國反帝事業，勿以小利妨大局”。

全篇不足四百詞，語句直白，結構簡單，內容急切。

簽署時已是正午，孫中山虛弱至極，眼皮沉重，呼吸低緩，醫生示意無需再動筆，但孫中山張口吐出一句：“愿保其真。”

簽完第三封信件后，遺囑執行組正式成立，文件上鎖封存，三人分別持鑰匙存于不同機構。

遺囑完成之時，宋慶齡再無言語，只緩緩將三份遺書放入床頭抽屜，雙手合掌，一動不動。

當天下午，病房靜悄無人說話，只有手表的滴答聲清晰可聞。

遺囑的影響與后續

孫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凌晨，五點二十分離世。

守在病房的何香凝、宋慶齡、汪精衛等人目睹病體驟冷，呼吸漸止。

宋慶齡緊抱遺體，全然無聲，直到醫生拉她手腕查脈，方知她血壓已驟降。

上午八時，汪精衛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即刻公布國事遺囑內容。

然而公布文本刪去了“聯共”表述，對“聯俄”也僅保留最模糊表述：“與友邦協作，圖中國之自強”。

原稿與公開版本出現多處刪改，引發在場部分干部不滿，陳友仁等人退席抗議。

這份遺囑，原應為國民黨統一方向之錨，卻在權力更迭中，成了被解構的文本。

蔣介石接掌軍權后，孫中山遺志成為黨內斗爭的犧牲品。

宋慶齡拒絕出席改組國民黨大會，也不接受提出的生活津貼，堅稱“孫中山所有，我已繼承，不受分毫”。

遺囑中提及的“上海霞飛路住宅”，由宋慶齡繼續居住多年，抗戰期間該宅遭日軍威脅，她被迫遷往重慶。

在重慶期間，仍堅持使用孫中山生前遺物，并設遺物室。

曾在給何香凝的信中寫道：“每每夜起，對衣箱坐而思，似見其人，似聞其言。”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宋慶齡公開批判國民黨對日軟弱，并以“孫夫人”身份，參與國際抗戰援助組織。

1937年后，她將大批政治犯營救出獄。

1949年，進入政治協商會議，終身未再婚。

“他走了，但他最后那兩頁紙一直活著”，她在1950年代對青年學生，講述孫中山遺囑時如是說。

南京中山陵于1929年落成，孫中山遺體以冷藏防腐技術保存。

陵墓門楣上鐫刻“天下為公”，墓室左壁鐫刻國事遺囑全文。

每年清明，宋慶齡步行上山，駐足無語，后人多次見其面淚未干，衣角未整。

她從不對外宣讀那封家事遺囑，只在去世前將原件交國家檔案館，附信寫道：“此紙無印，無章，唯其親筆、親簽、親愿，是故無可疑。”

1960年代，蘇聯國家檔案館公開《致蘇聯遺書》副本，內容與鮑羅廷所記一致，證實聯俄意圖未曾變更。

宋慶齡在此后致信檔案館感謝保存，“此信保存二十年，終未散佚，是對亡者的尊重”。

遺囑的精神，未能在政治實踐中全面延續，但在宋慶齡個人生命中，成為她言行的唯一標準。

她一生未著新衣，穿孫中山舊大衣出席多數場合；拒絕國葬安排，葬于北京西山與孫中山衣冠冢遙遙相對。

參考文獻：
1. 郭岱君主編：《重探中國近代史》第十二章，《孫中山遺囑文本考異》，中華書局，2018年版。
2. 《何香凝回憶錄·孫中山病榻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出版，第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