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楊振寧來看望身患癌癥晚期的鄧稼先，鄧稼先當時情緒還不錯，楊振寧就開玩笑地問：“搞原子彈、氫彈，你得了多少獎金呀？”沒想到，鄧稼先笑了笑，伸出兩根手指，卻沒直接說多少錢。

楊振寧很驚奇，猜道：“是不是20萬？”鄧稼先笑著搖搖頭，他的夫人許鹿希卻說：“獎金是20元”。鄧稼先聽后補充說道：“原子彈10元，氫彈10元！”

這句看似輕描淡寫的回答，卻像一把重錘砸在鄧稼先心口，畢竟那時候鄧稼先的諾貝爾獎的獎金就有3.2萬美金，楊振寧覺得，鄧稼先的成就和能力并不在自己之下，結果獎金才20元？！！

但鄧稼先說的就是事實，1964年原子彈爆炸成功后，國防科委曾計劃給科研人員發放獎金，但當時國家正處于經濟困難時期，周總理在審批方案時斟酌再三：“還是先緊著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吧。”

最終，這筆獎金被擱置了15年，直到1979年才正式發放，在核工業部的檔案里，清晰記錄著這筆“遲到的獎勵”：

原子彈研制集體獎1萬元，氫彈研制集體獎1萬元，由17個單位、1000多名科研人員共同分享，而鄧稼先的獎金還是這里最高級別的。

看出鄧稼先并沒有說謊，楊振寧定定地看著他，道：“稼先，你這20元獎金，給中國人換來的是無價的尊嚴。”

和鄧稼先同期的美國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只是基本工資就相當于當時中國科研人員的數百倍，而鄧稼先本應是他們之中的一員，只是，他放棄了外國優厚的條件，選擇一心想回到祖國。

鄧稼先回國時，國內百廢待興，一窮二白，當中央決定啟動“兩彈一星”項目時，資金、設備甚至是技術都沒有，當時國際上的某些大國還用核武器威脅我們，更加不會給我們幫助。

因此，鄧稼先作為原子彈的領隊人，帶著一幫剛畢業不久的年輕人前往大西北，在那里他們住的是帳篷，喝的是鹽堿水，吃的是凍窩窩頭。

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鄧稼先他們用算盤打出了原子彈的理論數據，用手搖計算機完成了氫彈構型設計。

在他們的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羅布泊上空升起巨大蘑菇云，原子彈爆炸成功；接著，鄧稼先又馬不停蹄地去研究氫彈，3年后，氫彈也研發成功。

后來，有人問鄧稼先為何能夠堅持下來，他說：“我們虧欠家人太多，但我們不能虧欠國家。”

鄧稼先在荒無人煙的大西北，一呆就是28年，他不能告訴家人自己所做的事，也不能陪在家人身邊，就連父母去世，他都不能到場，他虧欠家人太多。

但他知道，只有國家站起來，不被人欺負，他的家才是安穩的，所以他的第一選擇永遠是國家，有國才有家，他相信家人也會理解他的。

然而，1979年的一次核試驗事故中，他為保護數據樣本遭受致命輻射，身體里的白細胞一度降到1000以下，但他卻擺擺手說不礙事，繼續投入到工作中。

但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他開始脫發流鼻血頭暈，但他卻一刻也不敢停下來，反而比之前更拼命了，沒人比他更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他自己已經有了不好的猜想，想在有限的時間里做更多的事。

1985年，鄧稼先在眾人面前暈倒，被確診直腸癌晚期，當組織表示要給他最好的醫療條件和級別時，鄧稼先卻拒絕使用進口止痛針，他說：“留給更需要的同志。”

直到生命最后三天，才同意用上一支價值50元的外國鎮痛劑，這相當于他兩個月的工資，在最后的手稿里，他這樣寫道：

“比起犧牲在羅布泊的戰友，我已足夠幸運，若有來生，我希望還能選擇中國，選擇核事業。”

在鄧稼先的遺物中，有一個磨損嚴重的鐵皮箱，里面裝著他歷次獲得的榮譽證書和獎金收據，1985年住院前，他特意讓妻子整理這些物件，他說：“這些不是錢，是我們那代人的軍功章。”

2019年國家頒發兩彈一星功勛獎章時，妻子許鹿希將證書輕輕放在丈夫遺像前：“老鄧，大家都沒有忘記你。”

像鄧稼先這種舍小家為國家的抉擇，在那代科學家身上并非個例，例如：

核物理學家王淦昌為了參與原子彈研究，化名“王京”隱姓埋名17年；還有核動力專家彭士祿為了核潛艇事業，隱瞞身份30年，連女兒都以為他是普通工程師......

他們用行動詮釋了什么叫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他們做的是驚天動的大事，做的是隱姓埋名的人，有些價值，永遠無法用金錢丈量，真正的富有，是用生命兌換民族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