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張際春的一首詞

作為一名1926年入黨的革命家，張際春身上有幾個鮮明的標簽——

100位開國元勛之一；

黨的“七大”時的中央候補委員、“八大”中央委員；

“劉鄧大軍”三號人物；

“抗大”學員心中的“老媽媽”……

與這些標簽相對應的，是張際春曲折而堅定的革命歷程。

從湖南省立第三師范學校走出來的張際春，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共產黨。

兩年后的1928年4月，張際春跟隨朱德和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從此，他作為一位以思想政治工作見長的革命者，從井岡山走上長征路；從紅軍大學走進抗日軍政大學，又作為“劉鄧大軍”三號人物，從戰爭年代走進新中國和平時期。

▲張際春

新中國成立后，張際春先后擔任中宣部副部長、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等職務。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并離世。

對張曉剛來說，發生在父親張際春身上最遺憾的事情，是“文革”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生命卻終止于那場風暴正盛之時，沒能親身感受洗冤昭雪的時刻。

“文革”期間，張際春賦閑在家時，寫了一首詞。通過這首《踏莎行·憶舊》總結過往并表達心情——

《踏莎行 · 憶舊》

棲鳳舟橫，青橋人阻。
烽煙遮斷郴衡路。
亂兵討逆托空談，

湯丸冤案無從訴。

五四風云，七一春煦。
瀟湘聆訓驅迷霧。
騎田嶺下組農軍，
井岡山上重開步。

在接受紅船融媒采訪時，張曉剛對這首詞的后半段做了解讀——

“五四風云，七一春煦”，是五四運動和黨的誕生。

“瀟湘聆訓驅迷霧”，瀟湘，是指湘江上游就是瀟水。聆訓，是指張際春在湖南三師讀書時，曾在1921年下半年聆聽毛澤東的一次講座，心中關于中國何處去的迷霧被驅散。

“騎田嶺下組農軍”，指的是張際春親歷的湘南暴動的經歷。這里的騎田嶺，是張際春家鄉附近南嶺山脈的一個著名山峰。

“井岡山上重開步”，重開步，是指湘南暴動之后，張際春到了井岡山成為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干部后的經歷。

“上了井岡山，又見到當時給他做講座的老師了，他非常激動。那時候，他有點像年輕學生見到了把自己帶上一個新的事業道路的兄長，覺得特別高興。”張曉剛如是描述其父親在井岡山上，再次見到毛澤東時的心情。

張曉剛在介紹《踏莎行·憶舊》的寫作背景時，講述了一則故事——

北宋的時候，蘇東坡的學生秦觀，被貶到了郴州。在郴州，秦觀寫過一首非常有名的詞叫《踏莎行·郴州旅舍》，其中兩句是：“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詞句中，有點抱怨的情緒，意思是自己為國家做了不少貢獻，平白無故就被貶到這里來了。但是，這兩句詩受到了蘇東坡的贊揚。

因為有一個歷史名人（秦觀）在我們家鄉寫過這么一首詞，當地學生都記得清清楚楚。所以，我父親在“文革”的時候，也寫了一首“踏莎行”。

無論是透過寫作背景，還是透過詞句，都能讀出一位革命家在逆境中的“初心”。

從“湖南三師”走上革命道路

1900年，張際春出生在湖南省宜章縣天塘鄉羅軫村一戶農家。

“湖南那個地方其實挺窮的，附近就是國家森林公園，山高林密，風景優美，但農業并不發達，缺少水利設施，一般人家都要把紅薯當口糧。”張曉剛在介紹其父親的出身時，語言依舊樸實無華。接著，他介紹了張際春的求學歷程——

湖南農村宗族制度盛行。我們老家，同一個姓氏的家族都有一個祠堂。祠堂定了個規矩，不管誰家的孩子到了上學年齡，只要大家覺得哪個孩子聰明，每年會選兩三個人，由整個宗族給他們捐學費去讀私塾。

而私塾老師會對學生說：“你們誰要是學得好，是全班頭三名，可以免學費。”結果，我父親是那個可以免學費讀私塾的學生。

上完私塾以后，我父親又到縣城上了小學。然后，從縣城又去了衡陽上了省立第三師范學校。那時能到三師上學的，也得是本縣的好學生。

張際春入讀湖南省立第三師范學校（簡稱湖南三師）的時間是1920年。

“父親上的這個學校非常重要，是湖南省立第三師范（學校）。那個時候，湖南一師出了很多理論家，湖南三師出了很多實干家。”張曉剛介紹道。

在那個革命潮流勢不可擋的年代，湖南三師和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簡稱湖南一師，在長沙）都是中國革命搖籃。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從湖南一師走出來的革命家。蔣先云、胡世檢、黃克誠、曾希圣、江華、伍云甫、張經武等先輩，都是從湖南三師走出來的革命家。

當年的湖南三師，就是如今的衡陽師范學院。正是因為在湖南三師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張際春當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張際春入讀湖南三師的第二年，黨的“一大”召開。

參加“一大”之后，毛澤東回到湖南開展革命。當時，湖南三師的進步學生運動已經是遠近聞名了。他非常重視湖南三師的革命工作，并在1921年親手建立了湘南第一個黨小組——中共省立三師小組。

在湖南三師期間，毛澤東還發表了一場題為《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的講演。這場著名的演講，成了湖南三師師生共同的記憶——

那是一天晚上，在湖南三師的一間教室里，毛澤東對300多名師生作了一場演講。他指出，歷次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都先后失敗了，其根本原因就是沒有一個先進階級的政黨作領導。

毛澤東發表這場演講時，張際春也在現場。

“那個時候，湖南三師學生運動組織得非常好，我父親那個時候也是學生運動的一個積極分子。聽了毛主席的講座，他覺得眼前一亮，認為中國社會那么多的問題還是能解決的。從那個時候起，他就被共產黨的思想和主張所吸引。”張曉剛說。“所以他晚年時一直念念不忘‘五四風云，七一春煦。瀟湘聆訓驅迷霧’。”

據張曉剛介紹，張際春曾寫過一篇文章，回憶當時和同學一起聽毛澤東講座的往事。在講述這段歷史時，張曉剛特別提到一個名字——革命先烈張秋人。當時，為了發展湖南三師的黨組織，毛澤東請陳獨秀介紹一些革命者到這里任教。1922年8月，張秋人就是陳獨秀推薦來到湖南三師擔任英文教師。

“張秋人對學生運動組織得非常好。三師學生不是光喊口號，他們的學生組織會幫助貧困學生，學生之間的互助做的非常好。”張曉剛說。

在這樣的環境中，張際春受了三年時間浸潤。

后來，張秋人去了黃埔軍校任教。張際春沒有追隨其腳步前往黃埔，而是回應一位名叫李文香的革命者召喚，回到宜章縣任教。

“當時，還是大革命時期，父親回到老家去，他還是想從事農民的教育。實際上，他就是一個農民的孩子。”張曉剛如是評價父親的選擇。

李文香是鄧中夏等革命者的老師，也是宜章縣早期革命者之一。早在1922年，他就在宜章縣城開設書店推廣《新青年》《共產主義》等進步刊物。在1924年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后，他以教師身份作掩護，繼續在宜章縣開展革命活動。1925年7月，李文香當選中共宜章縣第一屆執委會負責人，起草了《告全縣農民書》，在他的領導下，宜章縣掀起了農民運動高潮。

“李文香相當喜歡我父親，就跟我父親說‘你得回來幫我辦農村教育’。”張曉剛說。李文香心中“讓我們本鄉本土的農民孩子都能上學”的愿景，令張際春心動，他便回到宜章縣，成了李文香任校長的學校一名教師。

后來，在李文香的介紹下，張際春入了黨，一邊任教一邊從事革命工作。

“如果沒有‘4·12’政變，我父親可能就會安安心心當一個農村教師。”張曉剛告訴紅船融媒。

遇見朱德，投身湘南起義

在張曉剛心中，家鄉宜章縣是一個神奇的地方。這里雖然很偏僻，但在當年這里的人民接受革命思想非常快。

正當宜章縣和很多地區一樣，正在接受轟轟烈類的大革命運動洗禮之際，“4·12”反革命政變爆發。

1927年，隨著“4·12”反革命政變的爆發，宜章縣也陷入血雨腥風之中。“這個時候，宜章縣也出現了我們在電影里看到的‘還鄉團’。”張曉剛介紹道。當年5月1日，李文香慘遭敵人“割耳、挖眼、敲牙”后殺害。

“殺害李文香的還鄉團頭目，曾經是他的學生。”張曉剛說。他用“大逆不道”“慘無人道”等詞語來描述此事。

李文香遇害帶給張際春的心理創痛自不必多言，但他無暇撫平創痛。因為，在殘害李文香之時，反動勢力把懸賞捉拿他的布告，貼在了宜章縣城的城門上。

危急關頭，張際春帶著一些從湖南三師回到宜章縣的低年級同學、在宜章縣各個學校任教的青年教師回到老家的山區，暫避一時，等待轉機。

大約半年后，1927年的冬天，這個轉機來臨了。

“當地有農民運動的種子，農民運動挺活躍。大家不甘于農民運動被撲滅。”張曉剛說。他說的“大家”，就包括宜章縣的農會主席楊子達。

楊子達所屬的楊家祠堂，是在山那邊的廣東（現在廣東省樂昌市）。一天，楊子達在樂昌縣，遇到了朱德和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余部，便開始醞釀日后被稱為湘南起義的農民暴動。

▲張曉剛

據張曉剛介紹，張際春把湘南暴動當作自己的人生轉折點。

“我父親當了宜章縣農民協會的秘書長，他知道這個時候自己必須義無反顧投身武裝斗爭了。他覺得這是自己一生中一個轉折點，也就是‘騎田嶺下組農軍’。”張曉剛說。“如果沒有‘4·12’，他可能就安安心心當一個農村教師了。”

“4·12”是張際春投身湘南暴動的動因，也是蔣家王朝傾覆的根源。

張曉剛在接受采訪時，特別介紹了張際春對“4.12”的看法——

“4·12”殺得很多的是國民黨內部的左派。我父親曾說，國民黨為什么失敗？（因為）“4·12”以后，它就變成地主老財黨了。為了迎合國外的各種勢力，包括上海那些資本家的勢力，把整個中國社會里頭最活躍、最有創造力的人就給拋棄了。這是國民黨最大的失敗了。從那以后，這個組織里面就沒有活力了，就全是吹牛拍馬、貪污腐化，完完全全就沒有什么統治能力和社會感召力了。

在湘南暴動的地火火焰涌動時，張際春毅然投身到了革命事業中。他和縣里黨組織的其他同志一道，通過辦農校、搞講座、貼布告等方式，在農民中做宣傳鼓動工作。作為當時稀有的文化人，張際春做了不少文告起草工作。

在多年后回憶自己這段革命歷程時，張際春寫了“騎田嶺下組農軍”的詞句。

“湘南暴動，是朱老總政治生涯的重要轉折點。”在講述湘南暴動這段歷史時，張曉剛特別提到了朱德——

朱老總是一個不顯山不露水但非常有能力的人。他作為一名職業軍人，既沒有組織農民運動的經驗，也沒有團結青年知識分子的經歷，但在組織湘南暴動的過程，他自然而然地完成了角色的轉變，而且是行云流水一樣的轉變。

南昌起義部隊與地方黨組織的結合，自然而然在朱老總身邊聚集起了一批出自湖南南部青年知識分子，其中大量都是早先的三師學生進步運動參與者，也創造了中國革命史上知識分子與基層人民相結合的最初經驗。

湘南暴動實際上影響力非常大。當時，把很多個縣的農民組織起來完成了湘南暴動。然后，帶著這支很大的人力上了井岡山，跟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的隊伍匯合。

上井岡山的隊伍，秋收起義的人不是特別多，南昌起義下來的軍人也不是特別多，實際上非常大的一股人力資源，就是組織起來的湖南南部的農民和工人。

“組織農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湘南暴動的時候，真正開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跟農民運動的深度結合。”張曉剛說。

湘南暴動過后，朱德、陳毅帶領數以萬計的起義隊伍上了井岡山。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里，屬于原南昌起義部隊有王爾琢、林彪、粟裕等；屬于湘南各地農民運動領導人的，有胡少海、黃克誠、肖克、陳光等（張際春是中共宜章縣委的領導人之一）。

在井岡山上，做古田會議記錄者

“到了蘇區，或者說整個紅軍時期，我父親都在做思想政治工作。”張曉剛如是概括張際春上了井岡山之后的歷程。

1928年4月，朱德與陳毅率領的起義軍與毛澤東帶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會師后，兩支隊伍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從那時起，張際春就開啟了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生涯。

張際春出色的工作能力，很快就引起了毛澤東等領導人的關注。隨著時間推移，領導人把許多重要工作交給他去做。

1929年12月28日，在中國革命歷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古田會議召開。在這一關鍵時刻，張際春不僅起草了許多會議文稿和宣傳資料，而且和其他參加湘南暴動青年知識分子完成了古田會議的紀要。

參加古田會議的經歷，在張際春日后轉變俘虜等工作中，發酵成了超凡能力。由于對古田會議確定的官兵平等、堅決杜絕打罵士兵等原則牢記于心，張際春在解放戰爭時期改造俘虜工作中嚴格踐行這些原則，收到良好成效。

古田會議閉幕一年多之后，張際春升任紅四軍第十一師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但是，他的志向不在當官，而是情牽教育工作。

張際春做思想教育工作的起點，是林彪任團長的紅28團。

事情還得從紅29團說起——

紅29團，基本由參加湘南暴動的成員組成。上了井岡山之后，有人就想打回湘南去。這一“打”，紅29團就被打散了。

“那時，有一個重要問題，把那么多農民組織起來（參加紅軍之后），有的人就特別想家。就需要通過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戰士，要服從組織紀律，大家共同為一個大目標去吃苦。”張曉剛在接受紅船融媒采訪時說。

親歷了紅29團“被打散”之痛的張際春，比一般人更了解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也因此成為人民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奠基者之一。

“在部隊里，政治思想工作的起點是教育戰士。然后，（開始）教育部隊里的連長、營長、團長，讓大家都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通過教育，共產黨建立了一支非常可靠的隊伍，然后就可以實現共產黨的最終的目標。”張曉剛在介紹張際春的工作任務時，站在全局來看待問題。

很快，紅軍的教育目標和任務就被提了出來，就是創辦軍校。

“我父親一聽到這個消息，就要去軍隊的學校。”張曉剛說。

1933年冬，張際春被調到紅軍第二步兵學校（公略步兵學校）擔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由于非常珍視這次工作調動，張際春一直保留著當時中革軍委任命他到紅軍第二步兵學校當政委的任命狀。“當時的任命文件，是我們家一個比較好的文物”，張曉剛說。他們兄弟姐妹，把這份任命書保留至今。

▲任命狀

遺憾的是，紅軍第二步兵學校成立不久，王明就帶著那些左傾主義者來到中央蘇區。

伴隨著左傾冒進問題的積累和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開始長征。

在長征前夕，包括紅軍第二步兵學校在內的四所紅軍學校整編為“軍委干部團”。張際春被調整到紅五軍團政治部，隨著這支被譽為紅軍“鐵屁股”的部隊踏上了長征路。

長征途中，從紅五軍團到紅軍大學

在介紹紅五軍團的歷史時，有人用了“血染的征程”五個字。這支17000人的隊伍，在湘江保衛戰中犧牲了5000多人。在此后的長征途中，以紅五軍團依舊多次殿后。

1935年6月，中央紅軍翻越長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之后，在四川省懋功縣的達維鎮與紅四方面軍會師。這一標志著重大勝利的歷史時刻，同時也是一場巨大沖突的爆發點。

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后，兩支隊伍進行了混編。

一方面，中央對兩支部隊的部分師職以上干部進行了互相調動；另一方面，紅軍分為左路軍和右路軍——左路軍以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為主；右路軍包括紅一方面軍主力部隊、一部分紅四方面軍的部隊和黨中央。

在兩支隊伍混編時，朱德、劉伯承帶領紅一方面軍的幾位高級領導干部加入了以紅四方面軍為主的隊伍。

“朱德去了紅四方面軍，把我父親也帶過去了。”張曉剛告訴紅船融媒。

到了紅四方面軍后，張際春跟隨劉伯承進入紅軍大學。劉伯承擔任校長，他擔任政治部主任。然而，張際春來到新的崗位不久，張國燾開始實施其分裂行動——讓原本已按中央決議北上的紅軍，掉頭南下。

▲張際春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率領中央紅軍繼續北上，并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

1935年10月，對朱德、劉伯承等中央領導來說，一場反分裂的斗爭進入最激烈的時刻。

在中央紅軍北上時，張際春隨朱德、劉伯承等中央領導留在紅四方面軍。當朱德與張國燾有理有節地進行斗爭時，劉伯承和張際春堅定地站在他的身后。

當張國燾另立“中央”后，讓朱德給黨中央發電報，取消中央時，朱德的話擲地有聲：“那個要不得的，你這個中央是非法的。”張際春則和劉伯承一道，說服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服從中央決議繼續北上。

在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過程中，朱德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張際春也盡了自己的所能。

“朱老總這個人，是關鍵時刻特別管用的一個人。我父親和中央調過去的干部，都站在朱老總身后。”張曉剛說。

在延安，保護了一批四方面軍干部

1936年10月，隨著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長征結束。

隨著長征的結束，張際春進入了自己的延安歲月。

在延安時期，紅四方面軍的紅軍大學與中央紅軍的紅軍大學整編，成立了新的紅軍大學。張際春繼續在新的紅軍大學工作。

“到了延安以后，我父親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幫助四方面軍的干部轉變思想。這件事，他做得特別好。”張曉剛告訴紅船融媒。

▲1937年春，毛澤東與朱德等在延安紅軍大學合影。前排左二起：毛澤東、朱德、林彪、何長工、周子昆。后排左一楊得志，三楊梅生，四陳賡，五賀子珍，六姚喆，八肖興奎，九江華，十譚家述、十一譚冠三，十二劉型，十三張際春。

在講述其父親的這段歷史時，張曉剛的語氣里洋溢著自豪之情——

我父親跟四方面軍的人也熟，因為他是從那里過來的。

幫助四方面軍的干部轉變思想，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任務。（之所以說）我父親把這件事完成得特別好，（是因為）沒有發生以前在革命隊伍的肅反。沒有特別嚴厲的處罰，跟我父親有點兒關系。

要是換上康生，那可就會大不一樣了。

我父親這個人，有一個教書先生那么一股勁兒，他對人比較斯文。他也不是不打小報告，但是打小報告的時候，有壞事跟毛主席他們做匯報的時候，他不會說哪個人特別壞，他會說這個人有什么長處，但是他有些什么問題還還要我們怎么去做工作，就是學生學不好是老師的責任。

保護的結果，在日后的革命實踐中得以顯現。在抗日戰爭時期，129師有大量紅色方面的干部。無論是在抗日戰爭中，還是在解放戰爭中從京冀魯豫轉戰大別山，又從大別山轉戰大西南，他們都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而且英勇善戰，戰功卓著。

1937年1月，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紅軍大學更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在這所中國共產黨培養抗日軍事政治干部的學校，張際春開始了自己一生中最為重要的歲月——抗大歲月。（張際春的抗大歲月將單獨報道）

撰文：李秀平

視覺：王學民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