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并非都在記述歷史，而是在記述歷史的同時具有一定的文學特征。也就是說，寫作史書的人通過發揮想象，構建了個人化的歷史。

司馬遷的《史記》被稱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開篇就說上古時期的事，但上古時期的事并不是司馬遷能夠知道的，于是他展開文學化的筆法，進行了一番浪漫的想象。無論是姜嫄產了巨人腳印而懷孕，還是簡狄吞了玄鳥蛋而懷孕，都有一定的浪漫傳奇色彩。用文學化的筆法來描寫上古時期的歷史，本身就是一種戲說，或者符合了人們內心的迷信思想，帶有傳奇性，能夠吸引人，而且放在史書的開篇，本身就算是開了一個好頭，但對于歷史來說，卻不算是開了好頭，而是用文學化的筆法來描寫歷史，往往注重了傳奇色彩，注重了吸引人的元素，卻忽略了歷史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司馬遷寫《項羽本紀》，抓住秦末起事、巨鹿之戰、破秦分王、敗走孩下幾件事，講述了項羽英雄一世終致自刎的可歌可泣的事跡，體現了他的英雄氣概和在滅秦中的作用，敘述淋漓灑脫，算是講了生動的故事，容易吸引很多人，但這樣的故事不等于真實的歷史。就像《三國演義》講的故事一樣，非常生動，卻不等于《三國志》，也不等于《資治通鑒》。《左傳》雖然“以一字寓褒貶”，記述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命運，但仍然具有一定的文學色彩。晉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吃盡了苦頭，最后衣錦還鄉，稱霸諸侯，本身就具有傳奇色彩，吸引讀者閱讀下去。對于史書的文學色彩有所察覺的史官大約產生于宋代，陳寅恪曾說：“中國史學莫盛于宋。”。編年體盛行起來，從而產生了綱目體與紀事本末體，梁啟超以為：“蓋紀傳體以人為主，編年體以年為主，而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夫欲求史跡之原因結果，以為鑒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可。”

范曄撰著《后漢書》時曾對紀傳體和編年體進行過比較。他說：“《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人擬作，所以為短；紀傳體，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后學，此焉為優，故繼而作之。”記事為主的史書容易吸引人，也容易讓人在事件中悟到一定的道理，但偏偏在記事的過程中出了問題。史觀在記事的過程中加入了個人的思想，帶有明顯的個人思想印記，而且要符合當朝的主流意識形態，不能和皇帝宣揚的思想背道而馳，更不能背叛整個官僚階級。即便他們有民本主義思想，也不一定能體現在史書的描述中。歷史怎樣書寫，似乎全憑他們個人做主，當然也有描寫歷史的一群史官，似乎是群策群力的結果，卻最終讓歷史成為描寫統治階級的歷史，而不是描寫人民群眾的歷史。梁啟超曾經說過，二十四史是帝王家史，不是老百姓的歷史。即便如此，作為正史的二十四史，也大多有一些文學色彩，能夠吸引人，卻往往忽略了客觀性與公正性。

歷史要客觀公正地寫出來，即便枯燥乏味，也要忠實于歷史，而不能寫得個人化色彩非常嚴重，以至于發展成個人化的歷史。史官要大量收集材料，在材料的基礎上寫作歷史。當他們占有材料不足的時候，就會展開文學化的想象，尤其是當朝修前朝的歷史，史官會揣測前朝人物的言行，寫得活靈活現，就像寫小說或劇本一樣。不但如此，而且史官采用了先入為主的觀念，用這種觀念來統攝歷史寫作，最終弄得歷史成了當朝主流意識的形態宣傳品，失去了客觀性與公正性。史書中的故事都是史官們編寫的，大多具有文學色彩。有了各種各樣的文學化的描述，有了浪漫而瑰麗的想象，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有了一定的結構支配，史書就成了文學作品，而不再完全忠實于歷史。后代人讀史書，一定要讀出史書中的文學色彩，通過事件的蛛絲馬跡來還原真實的歷史。司馬遷寫作史記的時候，似乎已經注意到文學描述的不可靠性，但并沒有完全剔除文學描述，而是用文學筆法來描述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但他采用了“互見法”，就是對歷史人物的描述不是從一個角度出發的，而是在不同的歷史事件中展現了同一歷史人物的風采，讓讀者在前后對比中看到歷史人物多層面的表現，進而更加全面地掌握歷史人物的性格和行動軌跡。

史書的文學色彩有一定的作用，就是把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描寫得非常生動，能夠吸引人讀下去，不然弄得枯燥乏味，就沒幾個人喜歡讀了。但歷史本身并不是那么豐富多彩，很可能是枯燥乏味的。因為講究客觀性和真實性，史書就會寫得非常乏味。史官似乎早就關注了這個問題，就要在描寫歷史的過程中大量運用文學化的手法。可是，文學化的手法固然可以讓作品更加生動，更加豐富多彩，也可以展現更多的想象力，但文學不是歷史，文學描述只能是一種想象的描述，卻不是客觀化的歷史描述，甚至對客觀化的歷史描述形成一種傷害，以至于誤導了后代的很多人。史學家要在閱讀史書的過程中盡量剔除文學化的描述，而且要在文學化的描述中發現歷史真相，除了要大量查閱資料，進行各種人物和事件的比對，就是要有自己的綜合分析，要分析文學化描述的背后意義，分析史官的心態，分析史官生活朝代的主流意識形態，還要分析史官的個人喜好，才能約略看到歷史真相。倘若當朝人記述當朝的歷史，就更不可信了，甚至會出現完全文學化的描述，把歷史弄成歌功頌德的作品，弄成夸大式的描述，當然就不是歷史了。

史書中的文學色彩很明顯，即便是當代歷史，也仍然有一些人物和故事的描述，仍然充滿了文學色彩。倘若史學家能夠還原當時真實的歷史，就不一定能發表出來，因為歷史的真相總是被權力系統和資本封殺，是血淋淋的，并不好看。而文學化的歷史卻比較好看。而且有了歌功頌德的意味，當然就可以流傳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