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生孩子，到底是誰的問題？

伴隨著出生率逐年下降，各個國家也陷入了恐慌之中。

然而，對此現狀，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卻表示：生不出孩子的原因都在男性身上。

這究竟又是什么說法呢？

出生率持續降低的表現

如今，全球生育率持續走低已成為了一場悄無聲息的“人口革命”，根據聯合國數據顯示，全球總和生育率已從1950年的4.7降至2021年的2.3，接近維持人口穩定的2.1警戒線。

這場“無聲的浪潮”正在重塑當今人類社會的基本面貌，各個國家的出生率也實在讓人堪憂。

在韓國首爾江南區月子中心，門可羅雀的景象折射出韓國生育率（0.78%）全球墊底的現實，日本幼兒園不斷傳出閉園的消息，適齡兒童數量已經連續42年持續下降了。

中國2023年出生人口跌破800萬，但上海戶籍人口的生育率卻僅占0.7%，獨生子女政策形成的“421”家庭結構正在倒轉。

這些地區，都呈現出“三高”的特征，也就是職場競爭高壓、教育投入高額、住房價格高企。

韓國首爾新婚夫婦平均需要攢夠11年才能買得起房，北京學區房的價格甚至要超過家庭年收入的30倍……這些無形中都為家庭增加了沉重的負擔。

而就其他國家而言，德國生育率長期徘徊在1.5%左右，美國的生育率跌至1.66%的歷史新低，加州硅谷的精英們寧愿把錢花在加密貨幣上，也不愿意拿來養育孩子。

法國作為歐洲生育率“高地”，雖然出生率達到1.83，但卻面臨著郊區移民與本土居民生育率的兩極分化。

除此之外，人們婚姻觀念的根本轉變也是造成出生率低的關鍵因素之一，日本“終生未婚率”突破30%，中國的“懶婚族”群體也在逐步擴大，年輕人似乎非常抵抗“婚姻”。

同時，生育決策也從“家庭義務”轉向了“個人選擇”，現在的年輕人誰管你要不要傳宗接代，只想著及時行樂，享受當下的美好生活。

而這一些，都要歸結于城市化進程所催生出的新型的生活方式，在科技感十足的深圳，人們平均初育年齡推遲到31.6歲，與上世紀相比，延后了至少近10年的時間。

目前，全球大城市正在演變為“兒童稀缺型”社會，這場全球性的生育衰退也正在改寫人類文明的發展軌跡。

而這不單單只是人口數量的簡單變化，更是人類對生存意義、家庭價值、社會結構的根本性重構。

當生育率曲線持續下行，我們正在見證的或許是人類文明史上最深刻的社會轉型之一，對此，著名諾貝爾獎得主歸結出了原因……

諾獎得主提出：多國生育率暴跌，原因都在男性

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迪婭·戈爾丁提出的“生育率暴跌，其實原因都出在男性”的結論。

這一結論的提出，無疑顛覆了人們傳統認知中，將生育壓力歸咎于女性的思維固化。

根據她的研究顯示，現代職場結構與男性對家庭責任的逃避，構成了阻礙生育的核心矛盾，這個看似反常識的結論，其實才是基于對半個世紀勞動力市場變遷的真正深層次的剖析。

戈爾丁研究發現，高薪職業就像一個“時間黑洞”，以美國為例，收入前10%的男性每周工作時長要比1979年增加8.2小時，而陪伴子女時間僅增長半個小時。

在東京某單位，35歲男性的平均工作日睡眠時間壓縮到4.5小時，這種隨時待命的工作文化，無疑將男性鎖定在“缺席的父親”角色之中。

而更嚴峻的是職場晉升的隱性規則，企業傾向于獎勵“隨時待命”的員工。

硅谷科技公司中，放棄育兒假的男性獲得晉升的概率高出27%，這種制度性的壓迫，使得部分男性陷入“賺錢養家”與“參與育兒”的二律背反。

戈爾丁指出，男性對家務的消極態度形成負向循環，日本內閣府調查顯示，65%的丈夫認為“掙錢就是盡責”。

但現實卻是東京普通家庭僅靠單收入就已經難以維持生計，這樣的結局只能迫使妻子在“職場和育兒”的雙重壓力下選擇少生。

如今，各國政府推出的育兒支持政策頻頻失靈，戈爾丁揭示其根源在于制度設計中的性別盲視。

瑞典雖提供480天共享產假，但男性平均僅使用28%，導致雇主潛意識歧視育齡女性，倫敦金融城推行“靈活辦公”后，選擇彈性工作的女性晉升率下降41%，但男性卻不受影響。

這種系統性的偏差，使得當代女性面臨殘酷抉擇，要么放棄職業發展，要么就壓縮生育計劃。

結語

傳統的性別角色認知成為了隱形的額“枷鎖”，中國“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使得北上廣深30%的男性拒絕分擔育兒的壓力，育兒壓力全部壓到了女人身上。

而戈爾丁的解決方案直指要害——重構“成功男性”的定義標準，畢竟，生育從來不是女性單方面的責任，而是人類文明存續的共同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