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美關系的發展，幾十年來一直是國際社會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到1979年正式建交，中美兩國合作曾為世界經濟帶來巨大活力。那時大家談的是怎么“融入世界”，對普通百姓來說，能買到美國的電器、穿上美國品牌的衣服，幾乎是時代變遷的標志。

到了新世紀，隨著我國經濟體量不斷攀升，全球地緣格局悄然生變。自2001年我國加入WTO后，外企進入、出口猛增、經濟全球化給許多人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這種合作并非沒有摩擦。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美國開始反思制造業外流、產業空心化，我國則加快轉型升級。這種變化，讓原本的合作氣氛開始出現分歧的裂縫。

2010年以后，矛盾逐步浮出水面。奧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表面是多邊合作，實際是針對我國快速崛起的地緣調整。2018年，特朗普政府發起大規模貿易戰，加征關稅、限制技術出口。那一年，很多中國沿海的中小企業主第一次體會到什么叫“一紙關稅，訂單歸零”。不少外貿業務員回憶，原本穩定的訂單在短短幾個月內迅速減少，工廠不得不裁員或轉型。

拜登政府延續對華高壓政策，2021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直接把我國定位為美國“唯一的系統性競爭對手”。與此同時，美方高官多次表態要與我國“設定護欄”，防止戰略誤判升級。但這些年，無論是外交會談、電話熱線還是危機管控對話，都屢屢受阻。2022年8月，美國眾議長佩洛西竄訪臺灣，導致中美高層軍事溝通一度中斷。隨后解放軍在臺海周邊展開實彈演習，美方航母打擊群也頻繁出現在相關海域。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美國《紐約時報》、英國《金融時報》等多家媒體均指出，中美在安全、經濟、科技、海洋等領域已經難以恢復“相互信任”。即使雙方2023年底在舊金山舉行了高層會晤，強調危機管控，事后落實依然緩慢。德國媒體評論稱，“雙方都很清楚，現有的防護欄形同虛設，危機管控機制能否真的攔得住一場誤判，誰也不敢打包票。”

而在我國社會的感受中，外交緊張早已不只是“新聞里的事”。無論是沿海制造業工廠的負責人，還是大學里的年輕研究員，都清楚地體會到：國際環境比十年前更加不確定，每個人的職業規劃、投資選擇、甚至日常消費，都或多或少受到影響。許多老一輩人說，“過去鬧點小矛盾，頂多是新聞熱鬧兩天。現在，動不動就是制裁、斷供、撤資，氣氛不一樣了。”

二、

從臺海、南海到高科技領域，每一個細節的變化都牽動著區域安全和世界經濟。

臺海局勢，是中美摩擦最突出的焦點。2022年以來，美國不斷加大對臺軍售和高官交流，軍艦多次穿越臺灣海峽。2023年、2024年，我國在臺海組織了多次大規模實戰演練，模擬“封鎖島嶼”“反介入作戰”。臺灣民眾的生活表面如常，但島內輿論常常因兩岸軍演、輿情風波而緊張。對于我國普通百姓而言，臺海風浪已成為家里茶余飯后繞不開的話題。

南海局勢同樣不容忽視。自2015年以來，我國在南沙群島的島礁建設大大提升了海空力量的投送能力。美方“航行自由行動”不斷升級，2023年、2024年美軍艦機與中方艦艇最近時距離只有幾十米。菲律賓、越南等國在南海議題上與中美都有互動，增加了區域局勢的復雜性。我國漁民、遠洋海員，尤其是廣東、海南一帶的普通家庭，時常關注南海消息，有人甚至調整了捕撈、出海的時間以規避風險。

經濟科技領域的對抗則更加隱形卻深入骨髓。2018年貿易戰爆發后，中美雙邊貿易額雖未斷裂，但“脫鉤”跡象明顯。2022年，美國出臺“芯片與科學法案”，對我國高端芯片、半導體設備實施嚴格出口管制。我國則加大自主研發力度，推動國產替代。相關企業普遍感覺供應鏈壓力陡增。沿海制造業普遍感受到成本上升、訂單減少。2024年，國內多家新能源車企、鋰電池企業在歐美市場遭遇反補貼調查，不少企業負責人開始提前布局東南亞、拉美等新興市場。

全球化的產業鏈在中美對抗中步履維艱。2023年，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下滑，歐洲、日韓的企業也受到波及。有人調侃，“一場中美談判沒談攏，連快遞都要慢兩天”。現實生活中，普通人買進口商品、用國際品牌、甚至安排孩子留學，都比以往增加了許多不確定性和成本。

德國媒體觀察到，盡管中美尚未“全面脫鉤”，但“互相預備最壞局面”的趨勢已成為主流。產業鏈搬遷、外資企業多地布局、國內投資人慎重觀望，背后無不透露出對未來風險的現實擔憂。

三、

如果說過去的中美關系，哪怕有摩擦也能“斗而不破”，那么現在更多人關心的，是意外升級的風險。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引述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的觀點：“中美雙方關心的已不是如何避免沖突，而是何時、因何事爆發。”這一判斷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多年戰略信任滑坡、危機溝通乏力、地區局勢緊張的結果。

中美之間的“安全困境”，也讓政策制定者頭疼。每一次軍事演習、外交交鋒，媒體都會緊盯細節，專家呼吁設立更多危機溝通渠道，但現實是，信任已經難以修復。中美雙方都不斷強調“絕不主動挑起沖突”，卻又持續進行高強度備戰，類似“安全困境”在歷史上多次導致誤判，成為沖突的直接誘因。

社會上的普通人雖然對高層外交無從參與，但日常生活已受到波及。比如外貿、制造業工作者經歷的訂單萎縮，進口藥品漲價，科技行業研發被“卡脖子”，普通家庭投資渠道減少，乃至子女出國規劃都需再三斟酌。家有軍人、遠洋漁民、航運人員的家庭，則更直接感受到地區熱點變化的影響。

中美關系的變局，不只是國家層面的競爭，更深刻地影響了社會信心和個人選擇。德國媒體和國際評論普遍認為，這種“更關注戰爭何時、因何事爆發”的心理狀態，實則是對信任坍塌、理性機制失靈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