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滿清與日本分別遭遇西方列強入侵之后，分別走上不同的富國強兵之路，滿清實施的是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日本也在“黑船事件”后開始了明治維新，以推翻了現有的德川幕府，建立君主立憲的近代天皇制為主。

有別于晚清洋務運動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張之洞）的不同，明治維新將改革的目標劃分為：“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但兩國有一項目標都是一樣的，就是都是以軍事為主，必須建立起一支強大的武裝部隊。

但兩國的差別在于，滿清變革更多是關注于技術，僅僅局限于武器裝備的升級，沒有觸及根本，而日本則不同，日本明治維新核心是“和魂洋才”（福澤諭吉），意思是保留日本原有的民族精神（軍國主義和武士道）的情況下，不斷吸納和學習西方政治、經濟、思想、軍事等先進之處。

俾斯麥對此有著最深刻的點評，“日本人到歐洲，學習和討論的是歐洲的政治、研究學術，想要帶著一身本領回國改革，而清國人的除了少數有先見之明外，其余都渾渾噩噩，不懂世界潮流”。說白了就是，日本學到了其中的核心，而當時的中國人學的其中的皮毛，而且皮毛還沒有學好。

同治十三年，日本入侵臺灣，這就是中日第一次交鋒的“牡丹社事件”雖然最后以日本退兵結束，但滿清還是賠了日本60萬兩白銀，但此事也引起了滿清的高度警惕，建設現代化海軍已經是刻不容緩，李鴻章為此上書慈禧，他在《上奏籌議海防折》中提到：“若將本國所有兵船徑往，守住敵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由為防守本國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只保護緊要數處，即可固守。”

不能說李中堂沒有遠見，可他奏本的核心精神在強調“自守”，大清的海軍重點在于防御，可同時在開發現代化海軍日本卻是另一番景象，明治天皇在詔書里直言不諱地寫道，他們要“拓萬里之波濤，揚國威于四方”，帶有明確的侵略性，是“進攻”。這就證明了八年后北洋水師失敗的必然。

明治維新的理論家福澤諭吉在《脫亞論》，提出了“脫亞入歐”的建議，宣揚侵華主張，要像西方列強一樣侵略、瓜分東亞鄰國，朝鮮，中國。“只能按西洋人對待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

在這種理論宣傳下，中日大戰將在朝鮮揭開序幕。當時朝鮮作為中華宗藩體系下的藩屬國，長期處于中國的蔭蔽之下。在滿清光緒二年，日本明治九年的時候，日本開始計劃入侵朝鮮，于是派遣一支海軍前往朝鮮，強迫朝鮮簽訂了《江華條約》。在這個條約中，日本對朝鮮國王是高宗李熙表示，日本“承認”朝鮮為自主之邦，擁有和日本平等之權，并要求互派使節，朝鮮開放通商口岸，日本人在這些口岸享有領事裁判權。本質上是啪啪地打大清的臉，但清朝這個宗主國已經徒有虛名，滿清雖然反對但又無可奈何。

面對列強的強取豪奪，朝鮮內部陷入了動蕩。此時的朝鮮“體制”和大清很類似，國家的實際控制人是李熙王后閔茲映（好比是慈禧），但表面上的當家人是“大院君”李昰，他是朝鮮國王李熙的生父（和醇親王奕譞與光緒的一樣）。

朝鮮當時情況就是兒子李熙繼承王位，由生父李昰輔政。但李熙的王后閔茲映對此不甘心，她想讓老公實際控制王權，也就是她自己當家，由于“大院君”李昰背后是滿清，為此閔茲映就極力主張引入日本勢力，希望借助日本進行改革，對抗大院君勢力。李熙夾在生父和愛妃之間，里外不是人，實際上就是庸君。在這場朝鮮宮廷權斗，最終演變成為中日沖突的導火索。

光緒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大院君李昰面對閔妃和朝鮮親日派壓迫（開化黨）發動了“壬午兵變”。鼓動沒有領到軍餉的朝鮮官兵起義，攻擊親日派，七名日本軍官被殺，日本使館被燒，日本公使花房義質逃回日本，閔妃集團的親日派官員大量被殺，閔妃打扮成宮女逃出宮才躲過一劫。

大院君李昰想利用兵變執掌大權，卻忽視了滿清與日本在朝鮮的利益，兩國都時刻關注著朝鮮的風吹草動，“壬午兵變”一發生，中日都對朝鮮展開了行動。

朝鮮壬午兵變后，慈禧命吳長慶所部奉命入朝，平定兵變，期間，24歲的袁世凱初露鋒芒，吳長慶在給清廷的呈報中將他贊揚了一番，說他“治軍嚴肅，調度有方，爭先攻剿，尤為奮勇”，袁世凱由此成名。

兵變33天后，大院君李昰被清軍逮捕，押往中國軟禁。清朝之所以火速派兵入朝平亂，就是為了避免日本的政治干預，朝鮮就在滿清龍興之地一側，滿清絕不能容朝鮮朝鮮有失。而日本借口日本人在朝鮮被殺，強迫朝鮮簽訂《仁川條約》獲取賠款，又效仿中國，取得了向朝鮮派兵的權利。

此時滿清與日本都在朝鮮扶植了各自的代理人，一派為“事大黨”，堅持事大主義，顧名思義，即仍舊效忠宗主國清朝，親近中國；另一派為金玉均等為首的“開化黨”，主張依附日本，以日為師，實現近代化。

滿清光緒十年，日本明治十七年12月，親日派代表，朝鮮副相金玉均在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的支持下。發動了“甲申政變”，暗殺親中派官員，并引日軍攻打王宮，挾持國王李熙。金玉均想要在朝鮮也實現一次“維新”，宣布廢除中朝宗藩關系，殊不知，他只是被日本當槍使。

得知朝鮮發生政變，滿清駐朝鮮使臣袁世凱立即意識到危機的到來，于是，袁世凱第一時間寫信給駐守旅順的四叔袁保齡，提出穩定朝鮮四策：

一是力保朝鮮，朝鮮是大清“第一要緊屏藩；二是，因此時中法戰爭尚未結束，大清不可雙線作戰，但必須備戰。三是大清軍隊必須立即進入朝鮮；四是釋放大院君回國，打擊朝鮮親日派。袁保齡收到袁世凱的信函后，將其轉給給李鴻章，事后，慈禧與李鴻章基本上采納李鴻章的建議。

26歲的袁世凱展現出了殺伐果斷的一面，在沒有未收到清廷的指示的情況下，就提前發動軍事行動。袁世凱掌管著駐扎漢城的軍隊，他先致信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聲稱，他應朝鮮國王請求，將率隊進宮，保衛國王，別無他意，希望日方多多配合。竹添進一郎由于國內沒有的指示，拒不作答。

于是袁世凱故意大張旗鼓地援助朝鮮，取得了外交上的先機，隨后火速率軍進宮，于亂軍中救出朝鮮國王李熙。李熙移駕袁世凱兵營后，便公開痛斥“開化黨”人金玉均等犯上作亂、誅殺大臣，由于國王已被解救，亂黨失去了籌碼，很快作鳥獸散。

政變發生的六天后，12月10日，袁世凱護送李熙回宮，控制朝鮮王宮，親日的金玉均在此情況下逃亡海外。由于袁世凱的遠見卓識，滿清控制了對朝鮮局勢的主動權。日本人對此感慨：“袁之外交，誠有飆悍之手腕哉。”

但日本不甘心失去朝鮮，于是隨后和清朝展開談判。清光緒十一年，明治十八年三月，以伊藤博文為全權大使、西鄉從道為副使的日本使團抵達天津，與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學臣李鴻章開始談判。

伊藤博文一見面，就直接要求李鴻章處分駐朝的清軍將領、賠償被殺的日本在朝僑民、兩國共同從朝鮮撤軍。但這提議被李鴻章斷然拒絕，最后，中日各退一步，避免事態惡化。當年年4月18日，中日簽訂《天津會議專條》，其中有一條規定，朝鮮若再出現重大變亂，兩國皆可派兵，但須互相知照。這為后來甲午戰爭的爆發埋下了伏筆。在這次交鋒中，清朝都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在之后的談判中卻表現得軟弱無能，喪失了主動權。

事后，慈禧正式讓袁世凱“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多次立功的袁世凱成功得到任命。從這一年開始直到甲午戰爭爆發前夕，袁世凱在朝鮮的十二年，他成為清朝在朝鮮的全權代表，地位如同“監國”。清朝派袁世凱駐扎朝鮮，是為了“明尊親之義，定搖惑之志，內修政治，外聯邦交”，維護清朝和朝鮮的宗藩關系，遏制日本、沙俄等國對朝鮮的滲透。

而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找不到可乘之機，只能再次利用朝鮮的內亂挑起事端。光緒二十年，明治二十七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國王李熙在此情況下正式向清朝提出求助。滿清對此表示同意。

當年6月，清政府致電駐日公使汪鳳藻，告知日本政府，清朝答應朝鮮的請求，按照“我朝保護屬邦舊例”，決定派兵增援朝鮮。日本方面對此做出了答復是，為保護僑民和使館的安全。也將派一支軍隊前往朝鮮。

清軍分三批渡海入朝，助朝鮮鎮壓東學黨起義。與此同時，日軍也大舉入朝，此后一個多月，中日雙方再次交涉。清朝中樞出現分歧，有人主戰，有人主和，日軍進入朝鮮后，在朝多年的袁世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日軍抵達漢城，將大炮對準了袁世凱的官署。英國駐朝公使朱爾讓袁世凱躲進英國使館，才免于被殺。

這一年7月，豐島海戰前夕，袁世凱已經由仁川登船回到中國，我們不禁去想象一下，如果袁世凱還是駐朝鮮大使，甲午海戰是否可能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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