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概念史？如何研究概念史？國內外學者在這方面已有很多論述和研究實例。德國概念史家科塞雷克說：“20世紀50年代以來，人們用‘概念史’（conceptualhistory）來指代歷史科學研究中的一種設想。它不再把語言視作所謂真實性的附帶現象（即卡爾·馬克思所言，‘存在決定意識’），而是認為，在對世界或社會不擁有任何體驗與知識的前提下，語言是在方法論上不可追問的最后要素……對于概念史而言，語言一方面是此前已被發現的‘事實’的指示器，另一方面又是發現這種事實的因素。概念史既非‘唯物主義的’，又非‘唯心主義的’。它關注的問題既包括哪些體驗與實情被帶入到概念中，又包括這些體驗或實情是如何被概念化的。在這一意義上，概念史斡旋于語言史與事件史之間。它的任務之一就是分析歷史進程中所產生的概念與實情之間關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異性。”

方維規教授在他的一系列著作特別是《什么是概念史》一書中，對概念史的歷史、派分及其新近發展與未來走向作了系統扼要的解說：“一般而論，概念史、觀念史或關鍵詞研究，都可用‘歷史語義學’來稱謂。”概念史作為歷史語義研究的一個范式，主要圍繞概念—詞語—事物討論問題，“關注一些特殊的、重要的詞匯，既審視語言符號的形式又探究其語義和作用，并在這兩個層面上描述和勾勒一個概念的常態、斷裂及其變化”。概念史“率先在德國登上學術寶座并獲得國際聲譽”。在德國，概念史研究的旨趣、方法和價值充分體現于主要由科塞雷克領銜編纂的《歷史基本概念》，其“主導思想是，通過查考概念的變遷來解析舊世界的解體和新世界的誕生，不僅呈現歷史上的概念界定，而且竭力重構與之相關的經驗場域”。

在每個國家的歷史經驗中，可能都存在著某種前后狀況迥異的過渡期，科塞雷克稱之為“鞍型期”（Sattelzeit）。“鞍型期”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許多中心概念的誕生，即某些概念從其多樣性（復數）向單一性（單數）的過渡，經歷了不斷抽象的不同階段，使新舊含義附著于同一個概念，或者舊詞義退場，新內涵出現。科塞雷克稱之為“復合單數”。科塞雷克強調要把“基本概念”或“主導概念”作為概念史的研究對象。“基本概念連通各種經驗和期待，從而成為特定時代最迫切的焦點問題”，因此必須“厘定它們的多重含義、內在矛盾及其在不同社會階層的不同應用”；“關鍵是把握概念網絡中的大概念、下屬概念、對立概念等各種概念之間的關系，以揭示概念的內在語義結構。唯其如此，固能彰顯一些特定概念的建構能量，否則無法真正理解文本或語境”。

概念史與社會史的關系是科氏史學方法思考的中心點。科氏的著名信條是，“歷史和社會基本概念不僅是社會和歷史發展的‘表征’，而且是能夠直接影響歷史變化的‘因素’，概念本身就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之一”。在他看來，任何歷史都是由行動之人的經驗和期待構成的，政治和社會的基本概念，都蘊含著過去的經驗、現在的體驗和對未來的期待，這就生發出科氏分析概念時所依托的兩個重要范疇：“經驗空間”與“期待視野”。近代以來，經驗和期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許多概念的經驗內涵逐漸減弱，塑造現實的政治訴求越來越重。概念具有記錄經驗和催生經驗的功能，因此就有事實在先、概念在后與概念在先、事實在后兩種現象。科氏將前者稱為“表征”（Indikator），是記錄時代變遷的顯示器；后者叫作“因素”（Faktor），通過利益交關的語言行為來重新評價和謀劃現實，是推動歷史或塑造歷史的能量動力。

方維規不僅歸納了以科塞雷克為代表的德國概念史的基本內容和關鍵概念，也指出其研究進路及其局限。“科氏概念史方法，旨在從概念的含義變化入手，厘清過去的歷史經驗。”“從詞語入手考析概念，并從歷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儲存其中的歷史經驗之可描述性的理論預設出發，專注于經過歷史考驗而流傳下來的概念，顯露出兩個系統上的盲點：它既排除了那些不以特定概念（或對立概念）為依托的知識，又舍棄了其他語言表述所傳達的知識。”德國概念史研究方法應用的背景主要是德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政治經驗，但是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歷史語境下，德國概念史的理論和方法是否還適用？不少學者對此問題都有所思考。其中，孫江肯定了德國概念史研究方法能夠成為詮釋中國“近代”的方法，但同時強調中國以及東亞的歷史傳統和近代語境。

孫江曾言“裔出德國的概念史告訴我們，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概念史”，并以法國漢學家于連所著的《勢：中國效力的歷史》以及中國臺灣學者張壽安的論文《專門之學：鉤沉傳統學術分化的一條線索》為例，指出“于連和張壽安的研究分別揭示了與西方現代知識相對應的中國知識敘述的可能性”，但是“與德國不同的是，中國的概念史研究還具有跨文化特質，這是德國概念史未曾嘗試過的”。16世紀以降，在中國和日本分別出現了一個被稱為“翻譯文化”或“跨語際實踐”的時代，并且中日之間還經歷了以漢字為媒介的“概念旅行”。概念史研究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文本，文本當然也有很多種，包括翻譯文本、教科書等。“與概念和文本相關的制度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概念、文本、制度是展開中國概念史研究的三個切入口，其他還有諸如‘文體’、‘圖像’等路徑可尋”。

借鑒德國的概念史，自然無法繞開科塞雷克提出的衡量“歷史性基礎概念”（方維規譯作“歷史基本概念”）的“四化”標準——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時代化（Verzeitlichung）、可意識形態化（Ideologisierbarkeit）、政治化（Politisierung）。孫江認為科氏提出的這個“四化”標準只能適用于他所界定的“鞍型期”，不可隨意套用到中國研究上，并對其進行修正，提出了研究中國概念史的“四化”標準——標準化（standardization）、通俗化（popularization）、政治化（politicization）、衍生化（derivatization）。

19世紀中葉以降，東亞地區受西方列強勢力的強烈沖擊，形成一個類似于科塞雷克所謂的“鞍型期”，學術界早就以多種視角和方法對這一段歷史展開研究。除了較為老套的思想史范式，還有受洛夫喬伊的“觀念史”、威廉斯的“關鍵詞”以及以波考克、斯金納等為代表的劍橋學派等各種研究范式影響的進路。馮天瑜先生則希望接續傳統的訓詁學，提倡“歷史文化語義學”的研究路徑，并著《“封建”考論》以為示范。類似方式的研究也體現于黃興濤的《“她”字的文化史》《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以及金觀濤、劉青峰的《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盡管各有說法，但是按照方維規對“歷史語義學”的理解，這些著作基本上都可以歸屬歷史語義學的研究范疇。

歷史語義學通常聚焦于詞語，但概念不等于詞語，因此若以詞語為線索來鉤稽概念難免存在局限。斯金納曾批評威廉斯不能清楚地區分詞語和概念——他以威廉斯討論“自然”這個詞語為例，說彌爾頓認為詩人的原創性極為重要，但他從未使用過“原創性”（originality）一詞，這個詞在彌爾頓死后一百余年也未出現于英語中。從歷時性角度來看，盡管尚未出現后來較為固定指代某一概念的詞語，但是這個概念早已存在。在共時性方面，同一概念可能表現為多個不同或近似的詞語。如五四時期，民主（democracy）概念就有“民主”“民權”“平民主義”“庶民主義”等多種指稱或譯語。如果對此不察，僅以“民主”一詞檢索數據庫，進而分析其出處文本乃至語境，所得結論終究還是片面的。這也是方維規批評科塞雷克從詞語入手考析概念這一方法的局限所在。反之，名詞相同而言人人殊的情形也比比皆是。對此，桑兵頗有警示：“應當探究歷史以把握概念，而不要以概念勾連歷史。前者注意物事和概念淵源流變的錯綜復雜，通過梳理所有的史事把握概念的發生衍化以及約定俗成，后者則假定古今中外能夠一以貫之，由名詞連綴史事。”

由此看來，研究政治學概念史應避免使用通過檢索“政治學”并以此勾連排比片段史料的方法，就像研究文學概念史不應首先從“文學”入手一樣，因為這個譯名是后出的。如果對“政治學”這個譯名往前追溯，那么它有可能是指我們后來所理解的法學知識領域，就像《文學興國策》（1896年）中的“文學”其實是對應于“education”。因此，如果從后來人們對于某一學科關涉對象的普遍共識來說，研究法學史反而要追溯到“政治學”，研究教育概念史反而要追溯到這里提到的“文學”；同樣的道理，研究政治學也只能從關于政治學研究對象的寬泛概念出發往前追溯，看看早期的人們是如何認識與談論關于政治的話題。但是這樣一來也將面臨從何入手的問題，如前文提及錢穆認為中國儒家之學必以政治治平大道為歸宿，非兼通四庫，即不能通知中國之政治，那么如何能夠從如此廣大的知識思想倉庫里提煉出中國古代的政治學概念呢，還有應該如何確定提煉的標準呢？

其實，無論是德國的概念史還是劍橋學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或者是法國的“話語分析”，都有各自的方法論前提，也不可避免彼此互視的局限性，但都應成為我們學習與參考的對象。比如，劍橋學派重視文本、語境和修辭的綜合分析，對于習慣于考索主要思想家的經典文本是一大突破，而概念史關于“表征”和“因素”的分別則提示我們既往的研究過于關注概念（更多是等同于名詞）的語義紛歧及其變化，也即其“表征”或“顯示器”的一面，而較為忽視概念的“因素”一面。鑒于此，以下各章的論述力求貫通史實，并在此基礎上把握政治學概念變遷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指稱及其含義。

摘自孫宏云《政治學》，“學衡爾雅文庫”，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版，感謝江蘇人民出版社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