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婚姻登記改革看身份證明簡化之道

2025年5月10日，新修訂的《婚姻登記條例》開始施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結婚登記不再需要戶口本，僅憑身份證即可辦理。這一改革不僅體現了政務服務便民化的趨勢，而且反映出我國社會治理的重要進步。長期以來，各類辦事機構對身份證明材料的過度要求，已成為群眾辦事的一大堵點。此次婚姻登記制度的調整，應當成為推動身份證明全面簡化的契機，促使相關部門重新審視那些煩瑣且無實質意義的證明要求，真正踐行“讓數據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的服務理念。

筆者認為，在信息化程度較低的年代，戶口本作為家庭戶籍的法定憑證，確實在身份核實、社會管理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隨著電子政務建設的深入推進，身份證的防偽技術、信息集成度及數據互聯能力已大幅提升。如今的身份證不僅具備生物識別功能，還能通過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實時核驗持證人的婚姻狀況、戶籍信息等情況。在此背景下，仍要求群眾額外提供戶口本等證明，似乎多此一舉。

事實上，許多辦事機構對戶口本的依賴，并非出于實際管理需要，而是源于慣性。一些部門固守傳統流程，未能及時適應技術進步帶來的變革，甚至將多重證明視為規避責任的“護身符”。這不僅增加了群眾的辦事成本，也暴露了政務服務與時代脫節的問題。婚姻登記取消戶口本要求，恰恰證明身份證的信息承載能力已足夠支撐大多數政務服務的辦理，其他領域理應跟進。因為，在技術手段高度發達的當下，戶口本造假并非難事，而基于全國聯網數據庫的身份證核驗手段更為可靠。

在數字化時代，許多國家已推行“一證通”服務，如韓國的“住民登錄證”、新加坡的“國民身份證”，均能覆蓋絕大多數政務服務場景。我國若繼續維持“多證并行”的模式，既不符合國際趨勢，也會給群眾帶來諸多不便。

婚姻登記取消戶口本要求，看似只是一項具體流程的調整，但其象征意義不容小覷：只要技術和管理能力允許，政務服務就應盡可能減少非必要的證明要求。這一邏輯同樣適用于其他領域。例如，在房產交易、子女入學、社保辦理等民生高頻事項中，戶口本仍被許多地方列為必需材料。然而，這些事項的核心信息（如產權歸屬、親屬關系、戶籍情況）完全可以通過身份證調取的數據進行核驗。若相關部門能夠打破信息孤島，推動跨部門數據共享，完全可以在不降低安全性的前提下，大幅減少證明要求。

此外，此次改革也為“證明事項清單”的動態優化提供了范例。國務院近年來多次清理奇葩證明，但少數地方仍存在“清單外增設”現象。未來，應建立更加剛性的證明事項準入機制，凡是能通過電子證照、數據共享獲取的信息，則不得要求群眾重復提供。同時，可通過立法或政策明確身份證作為基礎身份證明的優先地位，限制辦事機構隨意增設附加條件。

《婚姻登記條例》的修訂是一次值得肯定的進步，但這不應是終點。在數字中國建設的大背景下，身份證明的簡化不僅關乎便民利民，更是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標尺。有關部門應以此次改革為契機，全面梳理各類政務服務中的冗余證明，充分利用技術手段替代傳統紙質材料，真正實現“一證通辦”。

政務服務的優化，本質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體現。當婚姻登記這樣的“人生大事”都不再需要戶口本時，那些墨守成規者更應反思：我們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多證明材料？唯有打破慣性思維，順應技術發展趨勢，才能讓群眾享受到更為高效、便捷的政務服務，也讓社會治理更加契合時代需求。（王孌）

來源：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