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農民革命參與人數眾多，有共同的目的，屬于合伙人經濟模式。

古代農民革命大多要達成一定的目的，雖然有的剛開始革命的時候，目的并不明確，最切近的目的只是要填飽肚子，甚至吃飽了就作鳥獸散，沒有紀律約束，也沒有領袖統一領導。但在發展過程中，農民革命會發展成有領導統一指揮，有書生制定策略，有大量農民被紀律約束的模式，而且他們有共同的目的，不但要解決溫飽問題，而且要推翻現有的政權。他們并沒有付出多少錢財，而是利用了自身的勞動力。本來該到田里去種地，生產糧食，但他們并沒有去種地，而是合伙鬧革命。就好像農村的互助模式一樣，有一家遇到婚喪嫁娶的大事，別人就會湊份子，還會過去幫工。當別人家有婚喪嫁娶大事的時候，其他的人家也會如此，幫助這個人渡過難關。這種原始的互助精神有助于農民之間展開合作，尤其是播種和收獲的時候，需要互相合作，才能保證種出糧食，并把長熟的莊稼收到家里。古代農民革命也是如此，總是互相幫襯，互相扶攜，而且他們大多不讀書，不識字，只是靠互相介紹，就可以加入革命隊伍。領導農民革命的領袖大多要裝神弄鬼，靠神權來統治人們。無論是黃巾起義的張角，還是大澤鄉起義中的陳勝、吳廣，都在裝神弄鬼，而且要人們相信天命所歸。農民起義領袖帶領一大幫農民兄弟鬧革命，本身就是湊齊一幫人鬧事的表現，但這種鬧事有明確的功利目的，除了要填飽肚子，就是要挑戰特權階級。

革命成功以后，革命領袖會成為特權階級的人物，領袖手下的一幫大將也會成為特權階級的人物。而跟隨領袖鬧革命的農民只是得到一點賞錢，并不可能成為特權階級的人物。他們跟隨領袖鬧革命的時候，似乎接受了空頭許諾，以為革命成功以后，革命領袖就會讓他們去做官。殊不知他們的人數太多，根本不可能都做官。革命成功了，他們有可能獲得更好的待遇，除了分得大量的賞錢和土地，變成中小地主，就是有可能成為特權階級的人物。不但擁有大量錢財，而且擁有很大的權力，不用參加科舉考試就能成為統治階級內部的人士，那么革命將是一本萬利的事。倘若在和平時期，農民想要躋身統治階級，簡直就是癡心妄想。他們可以花費三代以上的努力，培養出一個書生，讓書生去參加科舉考試，而書生能不能考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倘若他們一起鬧革命，就有可能通過革命來獲得特權，成為統治階級內部的人士。而革命本身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農民革命基本上不能成功，因為沒有先進的階級做領導，只是具備一定的自發性，沒有發展成為自覺，就很容易被統治階級鎮壓。農民沒有知識，沒有文化，目光短淺，甚至只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有的只是吃飽穿暖就不再革命了，或者失去了革命的進取心。

無論是李自成起義，還是洪秀全起義，都有這方面的問題，只是滿足暫時的欲望，就要忙著做皇帝，而且要分封手下的一幫大將，最終沒有繼續革命。當統治階級反撲的時候，或者異族入侵的時候，他們竟然無力抵抗，而且出現了內訌，很快大廈將傾，苦心經營的新政權迅速土崩瓦解。本來他們是合伙人經濟模式，卻最終發展成了革命領袖專斷的經濟模式，所有的革命獲得的資源被革命領袖統一支配，而跟著革命領袖鬧革命的農民兄弟們卻沒有獲得多少實惠。跟著革命領袖鬧革命的大將們獲得了一定的權和錢，會迅速做大做強，而且大多目光短淺，奉行山頭主義，最終拉幫結派，互相爭斗，最終弄得內耗嚴重，在外部勢力的反擊之下，迅速歸于失敗。本來說好了，農民兄弟一起革命，革命成功以后就可以不納糧，而且會分得自己的土地。農民的愿望并不大，也容易獲得滿足，就是擁有自己的土地，不一定非得像革命領袖以及跟隨革命領袖的大將一樣，要成為統治階級內部的人士，還有要享受榮華富貴。

農民的愿望非常容易滿足，但這么一點點愿望卻無法獲得滿足，原因還是合伙人經濟模式受到了挑戰。剛開始是合伙人經濟模式，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集權的模式，就是革命領袖把所有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有的還會把部分權力分給部下，讓他們一起做主。而農民想要獲得的愿望卻沒有得到滿足，卻在革命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即便有幸存下來的農民，也不會獲得好的結果，除非他們在革命過程中跑掉了，或者在戰敗的情況下跑掉了，隱姓埋名，繼續做農民，不然就會被當成叛軍處決。幾乎所有古代農民革命都有被革命領袖利用的嫌疑，因為革命過程中的權力被領袖竊取了，而農民能夠獲得的權力微乎其微，甚至連獲得自己的土地都變得不可能了。剛開始的合伙人經濟模式變成了最后的集權模式，由搶奪優質社會資源的合伙人模式變成了革命領袖統一指揮的暴力革命模式。即便農民革命由自發轉為自覺，即便取得了階段性勝利，最終也仍然是革命領袖竊取政權，獲得最大的權力，而跟隨革命領袖的農民卻沒有獲得合伙人經濟模式的福利。

就像古代土匪聲稱劫富濟貧一樣，卻大多劫富不濟貧，而搶劫的財產大多由土匪頭子支配，其他的小嘍啰只是能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卻并不一定能大稱分金銀。倘若古代農民革命從合伙人經濟模式發展成為民主革命的模式，那么這種革命是很容易取得成功的，而且改變社會制度，讓社會早進步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只是農民革命囿于自身的階級局限性，合伙人經濟模式很快變成集權政治模式，最終革命領袖利用了跟隨他的農民們，也褻瀆了原初的合伙人經濟模式，褻瀆了原初的互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