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評論

作者：廖婕，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約4600字，預計閱讀時間12分鐘）

2025年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宣布對所有貿易伙伴實施“最低基準關稅”，這一政策不僅引發了全球貿易體系的震蕩，更引發了共和黨內部的分裂。

西班牙《阿貝賽報》敏銳地觀察到：“特朗普重新掌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拜登執政期間美國經濟經歷了多年痛苦的通貨膨脹，但如今，越來越多的共和黨人及其核心圈子的重量級人物擔心，在特朗普入主白宮還未滿一個季度之際，經濟可能反過來威脅其權力。”

這一判斷在隨后的事態發展中得到了印證——4月2日，參議院以51票贊成通過決議，要求撤銷對加拿大商品的25%關稅，四名共和黨議員倒戈支持，其中包括肯塔基州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這場看似普通的貿易政策爭端，實則揭示了共和黨內部的意識形態差異，以及自由意志主義傳統在特朗普時代的生存困境。

理念與現實：自由意志主義者的困境

作為茶黨運動的重要代表和自由意志主義的當代旗手，蘭德·保羅的政治行動始終貫穿著一條清晰的主線——對行政權力擴張的警惕和對國會憲政角色的捍衛。4月5日，他聯合四名共和黨籍參議員：阿拉斯加州的麗莎·穆爾科斯基（Lisa Murkowski）、猶他州的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緬因州的蘇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共同提出《限制總統關稅權力法案》，直指特朗普“違背財政保守主義原則，濫用總統緊急權力”。保羅在參議院演講中的聲明擲地有聲：“我不在乎總統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我不想生活在緊急狀態之下。我不想生活在一個我的代表不能為我發聲、權力沒有制衡的地方。”這番言論不僅是對特朗普政策的直接挑戰，更是對共和黨近年來權力集中化趨勢的深刻反思。

保羅的政治基因可追溯至其父親——三度競選總統的自由意志主義代表羅恩·保羅（Ron Paul）。作為“茶黨運動之父”，老保羅在2007年就通過“茶黨募款活動”播下了反抗的種子，其主張“稅已經足夠多了”（縮寫TEA，同“茶”）的口號成為這場運動的核心理念。蘭德· 保羅繼承了這一政治遺產，2010年借助茶黨浪潮當選參議員后，迅速與吉姆· 德敏特（Jim DeMint）、邁克·李（Mike Lee）在參議院成立“茶黨”黨團，成為這場運動的國會代言人。與父親純粹的理想主義不同，蘭德展現出更靈活的政治智慧，正如共和黨老牌策略師羅恩·彭季恩評價的：“他比他的父親這一生都更有政治頭腦……既努力與‘茶黨’共和黨人合作，又與共和黨領導層合作。特別是特朗普上臺后，共和黨的議程逐漸轉向貿易保護主義和國家主義，進一步驅使著保羅需要在“原則與實用主義”之間搖擺。

▲ 2009年美國茶黨運動抗議現場。

蘭德·保羅與特朗普的關系也呈現出“戰術性合作與戰略性沖突”的復雜圖景。2016年大選期間，保羅曾尖銳批評特朗普“缺乏原則”，但在后者當選后轉為務實合作，支持其司法任命和稅改。這種轉變并非機會主義，而是根植于其意識形態的核心矛盾——作為“憲法保守主義者”，保羅一方面堅持限制政府權力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對民粹主義崛起的政治現實。正如他在2009年一次電臺節目中所言：“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自由派）信息必須擴大并吸引整個共和黨選民，因為你必須贏得黨內初選。”

保羅與特朗普的沖突在2017-2024年間多次爆發，每次都圍繞行政權力邊界這一核心議題。2017年，特朗普嘲笑保羅“像個被打腫臉的拳擊手”，以報復后者反對廢除《平價醫療法案》；2020年，保羅成為首位公開反對特朗普以“國家緊急狀態”挪用軍費修建邊境墻的共和黨參議員。最具象征意義的是2023年12月，保羅發布年度“浪費報告”，痛斥白宮濫用9000億美元納稅人資金，從研究“讓貓直立行走”到資助無休止的戰爭，這一舉動被視為對特朗普政府財政紀律的公開羞辱。然而，當特朗普需要關鍵支持時——如2023年的稅改法案——保羅又往往展現出合作姿態。這種搖擺不定的關系模式，在2025年關稅爭端中達到了臨界點。與傳統的政黨領袖不同，特朗普更依賴個人魅力而非制度忠誠來維持黨內團結。當保羅等人挑戰其關稅政策時，特朗普的回應不是政策辯論，而是人格攻擊——稱他們患上了“盲目反對特朗普精神錯亂綜合征”（TDS）。

▲ 2011年，蘭德·保羅在美國國會大廈宣誓就任參議員。

此外，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明了新詞“PANICAN”-“恐慌”（panic）與“共和黨”（Republican）的混成詞，嘲諷反對關稅的共和黨人是“由軟弱愚蠢者組成的新政黨”。這種處理方式雖然能動員基本盤，卻無助于彌合共和黨內部的理念分歧。值得注意的是，保羅的反抗獲得了部分重量級人物的聲援，前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公開批評關稅政策“失策”，得州參議員特德·克魯茲（Ted Cruz）則警告關稅可能導致2026年中期選舉“血洗”。這些支持表明，共和黨內部對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的憂慮已超越自由意志主義小圈子，開始向主流保守派蔓延。

結構性脆弱：共和黨的分裂與重組

蘭德·保羅的“反叛”并不是孤立現象，而是共和黨內部結構性矛盾的產物。他與羅姆尼、穆爾科斯基和柯林斯構成的“反叛四人組”，在119屆國會參議院中占據關鍵搖擺地位。由于共和黨僅以53席對47席的微弱優勢控制參議院，任何法案的通過最多只能承受2-3名本黨議員的“叛變”。這一數字游戲在2025年3月的短期支出法案表決中顯露無遺：保羅以“赤字失控”為由投下反對票，迫使共和黨領袖向民主黨妥協。

此外，共和黨內部的分裂線在關稅爭端中表現得尤為清晰。七名共和黨參議員正推動立法要求關稅政策必須由國會批準，而非如特朗普所愿成為總統專屬特權。雖然這些努力在眾議院可能受挫——那里對特朗普的忠誠度更高——但已有共和黨眾議員公開支持類似提案。這種分歧不能簡單歸結為個人忠誠度的差異，而是反映了共和黨在不同選區面臨的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現實。例如，內布拉斯加州眾議員唐納德·貝根（Donald Bacon）因選區依賴農產品出口，不得不在中期選舉壓力下與民主黨合作提出反關稅法案。正如1888年關稅大論戰時民主黨內部出現的保護主義派系（以塞繆爾·蘭德爾為首）一樣，當代共和黨也因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分化而難以維持貿易政策上的一致立場。

歷史比較的視角能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當前危機。1888年，美國同樣深陷關稅論戰，民主黨主張降低關稅以減輕消費者負擔，共和黨則以捍衛本土產業為由力挺高關稅。那場爭論的結局頗具啟示性——主張關稅改革的克利夫蘭總統雖然贏得普選，卻因選舉人團制度而敗北，保護主義者本杰明·哈里森入主白宮。然而僅僅四年后，經濟衰退就使民意逆轉，克利夫蘭卷土重來。道格拉斯·歐文在《貿易的沖突》中指出：“關稅問題不會從政治舞臺上消失，整個國家似乎已經認可了共和黨的貿易保護主義。”這一歷史循環暗示，當前爭端可能不是短暫的政策分歧，而是共和黨意識形態轉型的陣痛。

未來戰場：自由意志主義的反攻路徑

基于蘭德·保羅的意識形態軌跡和當前政治動態，自由意志主義者與特朗普主義的沖突可能在未來向三個關鍵領域蔓延。

財政政策正在成為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新戰場。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2025年3月的報告指出，新關稅體系每年可創造約3000億美元收入，但需要同步削減2萬億美元福利支出以實現收支平衡。這一計劃遭到保羅的激烈反對，他在福克斯新聞專訪中警告：“用中產階級的醫保和養老金換取關稅收入，是對財政保守主義的背叛。”這種理念沖突會投射到圍繞《社會保障改革法案》的立法博弈。特朗普為維持“不削減福利”的競選承諾，勢必要求國會將關稅收入的40%專項用于社保基金，而保羅派堅持將關稅收入全額用于減赤，與特朗普持續抗衡。

行政權擴張與公民自由領域的沖突同樣不可避免。保羅長期反對國家安全局的監控項目，并在2015年總統競選中承諾“上任首日終止違憲監控”。這一立場與特朗普“法律與秩序”的強硬路線存在本質沖突。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若特朗普以“邊境危機”為由動用《叛亂法》部署軍隊，保羅可能援引1878年《地方保安隊法》發起立法阻擊，這將是一場關乎美國軍民關系原則的憲政較量。

外交政策的動機分歧雖不如前兩者顯性，卻可能產生更深遠的影響。盡管保羅與特朗普均主張減少海外干預，但前者反對軍援烏克蘭是出于財政考量，而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敘事則深嵌于其民粹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邏輯——通過重構全球化的損益分配，回應銹帶工人階級與本土產業資本的雙重焦慮。這種差異在本質上是自由意志主義的非干涉傳統與特朗普民族主義之間的鴻溝。保羅自稱“現實主義者”而非“孤立主義者”，試圖在兩者間尋找中間道路，但這種平衡在危機時刻難以維持。若特朗普為討好選民而突然調整對北約或東亞盟友的承諾，保羅可能以“戰略短視”為由公開批評，這將考驗共和黨在外交政策上的團結。

自由意志主義的反抗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能否超越精英圈子，轉化為基層動員力量。在這方面，保羅有其獨特優勢。作為“茶黨”代表人物，他在2013年保守政治行動大會（CPAC）的意向投票中贏得25%的支持率，顯示出對草根保守派的吸引力。然而，隨著茶黨運動被主流共和黨吸收，其反抗能量已大不如前。保羅需要找到新的動員語言，將憲政原則與民眾的經濟焦慮連接起來，就像他在關稅辯論中強調“通脹壓力轉嫁給普通家庭”那樣。這種連接能否成功，將決定自由意志主義是成為共和黨的矯治力量，還是被邊緣化的歷史遺產。

結論：共和黨站在十字路口

蘭德·保羅在2025年關稅爭端中的反抗，標志著共和黨內部意識形態斗爭進入新階段。這場沖突表面上是貿易政策分歧，實則是兩種治理哲學的對抗——一方堅持民粹主義的威權傾向，另一方捍衛自由意志主義的憲政傳統。正如西班牙媒體觀察到的：“共和黨內部裂痕日益明顯。迄今作為特朗普左膀右臂的馬斯克已與總統的保護主義政策保持距離。”這種分裂不可能通過人事妥協或修辭調整來彌合，因為它觸及共和黨身份認同的核心問題：它究竟是一個堅持有限政府原則的憲政黨，還是一個追隨領袖意志的民粹運動？

保羅的反抗有著深刻的歷史回響。1888年關稅大論戰中，克利夫蘭總統曾猛烈抨擊高關稅是“不可原諒的敲詐勒索”，這一指控與保羅對特朗普政策的批評驚人地相似。歷史學家道格拉斯·歐文對于貿易保護主義”的預判對當前局勢具有警示意義——如果保羅等人的反抗失敗，共和黨可能徹底轉型為一個放棄自由市場原則的保護主義政黨。

然而，自由意志主義者面臨的挑戰也不容低估。一方面，他們需要克服自身的矛盾性——保羅既反對“大政府”又反對削減社會福利，既支持減稅又擔憂財政赤字，這種立場在邏輯上難以自洽。另一方面，他們必須找到將憲政原則轉化為選舉語言的有效途徑。正如保羅在2016年總統初選中的表現所示，自由意志主義在共和黨基層有一定市場，但還不足以挑戰民粹主義的霸權地位。

美國政治正站在十字路口。若特朗普繼續推行單邊主義政策，共和黨的分裂或將不可逆轉。在這種情況下，蘭德·保羅等人捍衛的“小政府”原則能否成為黨內改革的種子，還是最終被民粹浪潮吞噬，將決定美國保守主義運動的未來走向。無論結果如何，2025年的關稅爭端已被載入史冊，對于觀察美國政治的研究者而言，這場斗爭的價值不僅在于其即時政治影響，更在于它揭示了一個根本問題：在民粹主義時代，自由的傳統能否找到新的生存方式？答案將影響整個西方政治的未來圖景。

作者：廖婕，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中國人民大學外交學專業，研究興趣為中美關系，美國政治。

編務：殷晨浠

責編：劉佳豪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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