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美國向日本廣島投下了世界第一顆原子彈，代號“小男孩”，頃刻間，核爆產生的高溫將一切都化為灰燼，9萬平民死于非命。

三天后，美國又在日本長崎投下了另一顆代號“胖子”的原子彈，瞬間4萬人死亡，由于強大的核輻射，在后來的幾年里，大量的日本平民相繼痛苦地死去，真實的死亡人數要遠高于日本官方給出的數字。

奇怪的是，為什么日本政府從來沒有對美國首先使用核武器，表示公開譴責呢？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戰后美國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以盟軍總司令的身份接管日本。

1951年，當麥克阿瑟離開日本的時候，光東京就有十幾萬民眾為其送行，竟然很多人感動得淚流滿面，日本的一個縣竟然有12萬人，給麥克阿瑟送了一樣禮物，用了八個月時間為他繡了一個畫像，并懇請他繼續留在日本。

無數日本兒童在“最崇拜的人”一欄里填寫麥克阿瑟將軍，這里美國向日本投下兩顆核彈，僅僅才過去六年，這不禁讓人三觀俱碎。

日本歡送麥克阿瑟

本文我們將深度分析這背后的原因，戰后的日本與二戰時期的日本就是兩個極端，在二戰末期，了抵御美國軍隊強大的優勢，日本空軍組織了神風特攻隊，通過自殺的方式和美軍的艦船同歸于盡。

神風敢死隊

為了防止飛行員逃生，甚至在出發前，直接將戰斗機的艙門焊死，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更是將所以日本國民作為賭注，當時的日本人口一億左右，于是就喊出來“一億玉碎”的口號，發誓要和美軍死磕到底，就這樣一個拼死頑強抵抗的日本，為什么在戰后對美國感恩戴德？前后的反差竟然如此之大？

人們通常都認為美國對日本的使用原子彈，是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理由就是原子彈在日本爆炸的時間，離日本宣布投降就隔著幾天，美國用核彈徹底摧毀了日本的戰斗意志，所以今天日本對美國俯首帖耳，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核彈爆炸的毀滅性是空前強大的，但是戰爭是政治的延伸，日本軍事上的投降，并不意味著政治上的投降，核彈雖然終止了戰爭，同時也是日本政治的“護身符”，這個觀點，你也許會覺得很不可思議，甚至違反常識，但是如果我們回溯當時的歷史過程，就會發現一個全新的視角。

早在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間，中國軍隊與侵華日軍在以長沙為中心的第九戰區進行了4次大規模的激烈攻防戰，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長沙保衛戰。

長沙保衛戰中國指揮官薛岳將軍

這是整個抗日戰爭中，人數最多，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一次大會戰，日軍受到中國軍隊的沉重打擊，日軍共傷亡10.7萬人，中國軍隊共傷亡13萬人，這場震驚世界的會戰以中國軍隊的大獲全勝而告結束。

如果說淞滬會戰粉碎了日軍三個月吞并中國的幻想，那么長沙保衛戰之后，日本失去了在中國正面戰場上發動大規模作戰的能力，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

在毛主席《論持久戰》的思想指導下，多年來日本陸軍深陷中國戰場，資源匱乏的日本，迫于能源問題，日本偷襲珍珠港，將美國卷入戰爭，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島戰役中，遭到美軍的毀滅性打擊，徹底改變了太平洋戰爭的局勢。

毛主席《論持久戰》

日本海軍從此徹底失去了整個太平洋戰場的戰略主動權，日本陷入全局戰略的失敗，1944年，日本已經意識到敗局已定，但是當時日本并沒有選擇投降，因為日本仍然有大量兵力，可以作為與同盟國外交談判的籌碼。

1944年9月中旬，日本在外交層面上就開始尋求媾和的可能性，日本通過瑞典向英國建議: 如果日本能獲得和平，它將準備放棄所有在太平洋戰爭中征服的地方，如有必要，還將放棄“滿洲國”。

但是英國方面給的暗示是，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其實我們對什么是“無條件投降”一直存在疑問，那么究竟什么是“無條件投降”？

最早這個概念是由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943年提出來的，所謂“無條件投降”針對的不僅僅是軸心國的武裝力量，還包括其發動戰爭的機制及文化。

同年，中、美、英三國發表的《開羅宣言》中又明確提出: “三大盟國將堅持進行，為獲得日本無條件投降所必要的長期作戰，換而言之，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就必須徹底根除日本軍國主義。

開羅會議

之前的文章里，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源頭進行過分析，這里就不再贅述，這樣一來就必然對日本天皇進行定罪，這觸及到了日本的核心，這在日本人看來無異于“亡國滅種”。

日本的策略是非常狡猾，一方面在外交上單獨向美國，蘇聯談判，在投降條件的問題上，討價還價。

另外一方面壓上整個日本國民的命運，喊出了“一億玉碎”的口號，在武士道精神的鼓舞下，日本軍隊陷入精神的癲狂，要與美國玉石俱焚，大大增加了日本在軍事上投降的難度，美軍的傷亡也不斷擴大，日本試圖利用同盟國在戰后利益上的分歧，為自己謀求更寬松的投降條件。

我們先從美國的視角出發進行分析，隨著1945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在任期間離世，他是美國歷史上首位連任四屆的總統，隨后杜魯門出任新總統，美國政壇的更迭，導致美國對日本策略的變化。

羅斯福時期的美國參議院，在對待日本投降這個問題上，是堅持“無條件投降”的，但是杜魯門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發生了改變，當時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約瑟夫·C·格魯，曾經擔任過美國駐日本大使。

約瑟夫·C·格魯

他本人伙同美國的一群親日派，開始強烈主張利用天皇來為美國利益服務，并且在美國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上提出了著名的“蜂后論”。

他認為日本社會和馬蜂的社會模式類似，日本天皇就像蜂后，日本民眾就像眾多工蜂為蜂后效力，如果從蜂窩里把蜂后拿掉，這個蜂窩就會崩潰，天皇是日本社會的安定要素，如果不折不扣的執行日本無條件投降，那么對美國的利益并沒有什么好處。

1945 年 5 月，格魯還強調指出: 在實現日本順利投降的過程中，天皇是唯一能使日本穩定的力量，只有天皇有足夠的力量強制日軍停止在中國的戰斗，依靠軍部首腦無法讓日本投降。

現實情況中，日軍歇斯底里的抵抗毫無投降之意，美軍的傷亡持續飆升，杜魯門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促使美國的政策開始轉變，不再強調日本天皇和國家的投降，而將對象限制為日本的武裝力量。

6月，在硫磺島戰役以及沖繩戰役中，美軍遭遇巨大傷亡，美軍的一些高級將領也開始傾向于約瑟夫·C·格魯的主張，接著美國主導盟軍修改了《波茲坦公告》。

波茲坦公告

相比德國的“無條件投降”來說，新版《波茨坦公告》則作出了很大的變動，沒有涉及天皇問題，對日本政府也采取了寬容的態度，有兩處承認了日本現政府，條款也相對緩和。

新版的《波茲坦公告》幾乎完全是站在美國利益的角度，對日本以天皇為首的主和派來說，是一個相對不錯的選項，按道理，日本應該在這個時間選擇投降，但約瑟夫·C·格魯低估了當時日本的復雜性，天皇的確是日本盡快投降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

接著我們切換到日本視角，日本天皇作為實際統治者，在日本敗局已定，向英國求和被拒絕之后，日本“主和派”只能選擇從美國、蘇聯入手，約瑟夫·C·格魯作為美國親日派，試圖撮合美國和日本，至少要保留日本天皇制度。

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權衡多方利弊之下，謀求自保，選擇“棄車保帥”，因為裕仁對本土作戰沒有信心，畢竟日本是一個島國，沒有任何戰略縱深，一旦最終盟軍占領日本，被迫接受無條件投降，這種結果是是裕仁無法接受的。

日本昭和天皇裕仁

在日本歷史上，從鐮倉幕府到德川幕府時代的終結，整整七百年間，日本天皇一直沒有實權，只是精神象征，幕府將軍為首的武士階層統治日本社會，19世紀中葉，明治天皇睦仁，通過推動社會變革，徹底將日本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一個工業國。

明治天皇（睦仁）的權力被前所未有的強化了，實現了日本社會的政教合一，在日本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當睦仁的孫子，裕仁成為日本天皇的時候，他的野心就是要統一世界，實現日本神道教里，歷代天皇的夙愿“八纮一宇”。

裕仁的野心就是日本侵略擴張的精神根源，昭和時期的日本，就活脫脫變成了邪教，日本軍國主義就是這個邪教的“魂”，所以日本靖國神廁又叫東京招魂社，由裕仁親自參拜。

1944年，裕仁已經年過四十，如果無條件投降，裕仁很可能連吉祥物都做不了，而是成為日本二戰的頭號戰犯，所以保留天皇制度，對裕仁而言，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日本當時并沒有盡快接受新版《波茨坦公告》，主要出于兩大原因，首先是日本當時沒有搞清楚蘇聯的意圖，早在1941年4月，日本與蘇聯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此時還在有效期內，只要蘇聯還沒有和日本宣戰，日本認為自己仍然有回旋的余地。

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是貪婪、自負、心存僥幸的，只要蘇聯愿意給出更好的投降條件，日本會立馬倒向蘇聯，出于這個目的，日本一直猶豫不決，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受到武士道思想的影響，軍部對于投降認輸是一件非常恥辱的事情。

尤其是當時的日本陸軍，當時擔任陸軍大臣的阿南惟幾，對于接受新版《波茨坦公告》，感到非常屈辱，所以他極力主張實施本土決戰，于是阿南惟幾不斷向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施加壓力。

結合以上兩個原因，導致日本內閣對待新版《波茨坦公告》的態度是再等等看，1945年，6月28日下午，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宣稱: “新版《波茨坦公告》只不過是《開羅宣言》的翻版，政府認為它并無任何重大價值，只有對它置之不理，唯有堅決地把戰爭進行到底。

日本政客在投降問題上的猶豫不決，待價而沽的賭徒心理，是日本遭受核打擊的直接原因，完全是咎由自取，日本的表態，讓同盟國徹底失去了耐心，于是同盟國選擇升級武力手段。

1945 年 8 月 6 日，在美國投下廣島原子彈之后，杜魯門總統立即發表了對日聲明，敦促日本盡快投降，日本首相鈴木提醒天皇裕仁，此時是最佳投降時機，但是由于蘇聯方面一直沒有表態，日本內閣仍然心存僥幸。

日本內閣及首相鈴木貫太郎

直到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次日零時, 蘇軍從中國東北地區向日本關東軍發起總攻，當天美國在長崎投下了第二顆原子彈，當全世界都在圍剿日本的時候，日本才組織內閣會議，幾個回合地討論下來仍然無法達成結果。

經過5天的爭論，日本內閣的“主戰派”與“主和派”爭論不休，直到8月14日，仍然沒有結果，最后天皇裕仁直接繞開內閣，在15日，通過廣播宣讀了“終戰詔書”，要求日本武裝力量停止戰爭行為，當天一直堅持抵抗到底的日本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在家中切腹自殺。

通過這一系列歷史經果，理清來龍去脈之后，我們會發現，日本天皇和軍國主義分子根本無視國民的生死存亡，原子彈造成的巨大傷亡，并不是日本投降的根本原因。

天皇裕仁宣布投降的根本動機是，全世界已經和日本為敵，要是再不投降，日本的天皇制度將會不復存在，至于日本國民，在他們的眼里不過是炮灰而已，根本死不足惜，這就是二戰時期，日本全民之赴湯蹈火的“神”，昭和（核）天皇裕仁。

日本戰敗后的昭和天皇裕仁

所以作為中國人又怎么能指望日本能夠洗心革面，正確地認識歷史，為曾經犯下的滔天罪行懺悔呢？邪教從來不用擔心沒有教徒為他們賣命，只要有日本天皇這個頭目存在，就會有狂熱右翼分子繼續扇陰風點鬼火，它們隨時可以卷土重來，而“終戰詔書”是這一切的開始。

日本搶在美軍進占日本本土之前，改變了所有部隊的名稱和番號，進行了大規模的工作調換和偽造檔案，有組織地銷毀與侵略戰爭有關的機密文件，要求全國各地圖書館，把所有載有戰犯嫌疑人的履歷資料的書籍處理掉。

這都是為了規避戰爭責任，保存實力，欺壓民眾，加強同美國占領當局討價還價的地位，裕仁迫于壓力而采取了一種積極合作的態度，主動地做出了順應美國的要求，9月27日竟然驅車來到美國駐日大使館畢恭畢敬地拜見了麥克阿瑟，此后麥克阿瑟在日本就有了“五星皇上皇”的稱號。

麥克阿瑟與日本天皇裕仁

為了降低歐美國家對天皇制的抵觸情緒，迎合美國人對“民主”和“人權”的偏愛，天皇在 1946 年元旦主動以詔書形式發表了《人間宣言》，公開放棄自己的神性。

與此同時，日本保皇派則向美國占領當局大肆游說，天皇親自廣播了終戰詔書，才使得戰爭順利結束，因此天皇在接受公告、決定投降過程中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美國方面不應對此視而不見。

這讓麥克阿瑟更加意識到保留天皇制為美國占領服務的必要，因此認為不應將天皇作為戰犯審判，麥克阿瑟開始幫助裕仁逃避戰爭責任，幫助日本保留天皇制度，而天皇制的保留則是戰后日本改革不徹底，無法正視歷史的主要原因。

與同為法西斯的納粹德國相比，戰后對日本軍國主義戰犯的處理有天壤之別，在紐倫堡審判之后，德國直到上世紀90年代都在繼續追究納粹犯罪分子，搜查嫌犯案超過了 10 萬件，其中 6000 多件被判決有罪，納粹德國被連根拔起。

紐倫堡審判

1970年，德國總理威利·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隔離起義區紀念碑前，突然自發下跪，突然自發下跪并且為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要知道，威利·勃蘭特從16歲就開始和納粹德國斗爭，本人是一個堅定的反法西斯斗士，他這一跪背后的意義非常重要。

華沙之跪

但是相比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有過之，而無不及，東京審判最終只是絞死了一小部分戰犯，大量的戰犯逃脫了審判，美國在這個問題上難辭其咎。

屠龍的少年，終將變成惡龍，這不是什么童話故事，而是對現實的預言，罪惡昭彰的731部隊成員，回到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繼續學術研究，731部隊的頭目，石井四郎不但沒有被受到懲罰，后來竟然還出任美國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高級顧問。

日本政壇更是“百鬼夜行”，今天在活躍在日本政壇的幾乎全是戰犯后代，日本內閣更是右翼分子的集散地，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以及現任防衛大臣，岸信夫是親兄弟。

他們的外公就是在美國的庇護下，逃脫審判的戰犯岸信介，綽號“昭和之妖”，不僅如此，后來成為了日本首相，日本歷史上執政時間最長的兩個首相，一個是他的外孫，安倍晉三，另一個他的親弟弟，佐藤榮作，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美國的兩顆核彈一下將日本的國際形象從“侵略者”，變成了“受害者”，這種身份的轉變，成為了掩飾侵略罪行的政治工具，對日本右翼分子來說，求之不得。

美國的兩顆核彈便成了日本政府投降的一個契機，是日本政府迫不得已“棄車保帥”的一種政治伎倆，或者是一種交易，美國主導日本的戰后重建，根本目的就是，為將來與蘇聯進行博弈，增加籌碼。

國際社會不存在正義和道德，也不是我們眼里的“恩怨情仇的江湖”，各國的國家利益是戰略的基本出發點，各國政府會根據需要，隨時切換態度，日本人在其政府的洗腦之下，開始對美國人心存感激，這符合美國和日本各自的利益。

于是才有了開頭的一幕，日本民眾就對美軍司令麥克阿瑟的離開，感激涕下，聲淚俱下，結合前因后果，這就不難解釋了，美國投下的核彈不但不是日本投降的根本原因，反而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保命符，同時也是美國收割二戰成果的工具，并且在當時看來這是正義之舉。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日本再次邀請各國領導人訪問廣島、長崎，意在強調其作為唯一原子彈受害國的身份，長崎每年8月舉行大規模紀念活動，長期舉行關于核爆的展覽、教育和宣傳，但是很少提及原子彈攻擊日本的歷史背景。

日本政府也不會為死于核彈的遇難者，公然譴責美國，因為一旦美國反駁，必然就會追溯到日本軍國主義殘暴的罪行，那么日本多年來精心包裝的“受害者”形象就會化為泡影，所以很多日本人只有受害者心態，不會去反省災難發生的本質。

軍國主義思想一直在扭曲日本民眾的歷史觀和價值觀，這將是危害中國乃至世界和平的最大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