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維克多·雨果作為最頂尖的文學大師都有著崇高的聲望，尤其是他的兩部杰作——《巴黎圣母院》（1831）和《悲慘世界》（1862）在世界文學之林中占據著顯赫地位（百度AI根據多個權威來源的整理，“世界十大名著”的各類評選中只有五部作品處于高頻入選行列，雨果的這兩部代表作牢牢地占據了其中的兩個名額）。但許多人所不知道的是，文學世界之外的雨果同樣令人驚嘆，因為他不只是一位出色的詩人和劃時代的小說家，他還是一位創作了超過3500幅畫作的杰出畫家（甚至被視作超現實主義和抽象主義的先驅），一位終生致力于為爭取自由而不懈斗爭的頑強斗士（即便在近二十年的流放生涯中，他依然通過各種方式進行艱難抗爭），一位癡迷于中國古典文化并熱愛收集中國藝術品的裝飾藝術家（他的著名散文《致巴特勒上尉的信》（1861）飽含著對中華文化的高度贊譽和熱愛，以及對英法聯軍掠奪圓明園的強盜行為的深深譴責）……在長達六十年之久的創作生涯中——無論是文學世界的內或外，雨果都以旺盛的精力、頑強的意志、澎湃的激情、先鋒的姿態、深刻的洞見及卓絕的品味，書寫了法蘭西歷史和文化的一段不朽傳奇，也為世界人民留下了一份豐厚的思想、精神和文化遺產。

奧古斯特·羅丹制雨果半身像

畫家或隱秘的激情

在文學的浩瀚星海中，許多大師級作家都對繪畫懷有濃厚的興趣，如歌德、卡夫卡、黑塞、泰戈爾、魯迅等等，但能達到相當成就的卻寥若晨星，而雨果正是這極少數之一。與他聲名顯赫的文學成就不同，繪畫對于雨果波瀾壯闊的人生而言，乃是一個內心的事業，或曰一份隱秘的激情。盡管雨果聲稱繪畫只是“在寫兩節詩的中間，得以輕松一下”的消遣，但其在繪畫藝術上所傾注的持久的心力，絲毫不遜于其在文學創作和政治事業上的巨大熱情。學者程曾厚就雨果傳世的畫作數量，曾向巴黎橘園美術館前館長皮埃爾·若熱爾請教，而后者經過多年考證斷言約為3500幅。作為一位著作等身的世界級文豪，這一繪畫創作數量是極為驚人的。法國浪漫主義畫家德拉克羅瓦在致雨果的信中曾贊嘆道：“倘若您立志成為畫家而非作家，您的成就將超越這個世紀的所有藝術家。”

值得一提的是，雨果的繪畫生涯與其旅行生涯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從19世紀30年代萊茵河畔的那些旅行開始，雨果開啟了自己的繪畫生涯。十年間，雨果數次造訪萊茵河，并用畫筆快速記錄下那些沿途的景物。不過，雨果那些天馬行空的筆觸和隨心所欲的涂抹，與其說是記錄現實中的風景，不如說是在記錄心靈的風景——這些畫作所描繪的萊茵河遠遠超越現實——雨果憑借純熟的繪畫技巧，賦予了這些奇特的畫作以一種戲劇化的藝術效果。在1939-1940年沿著萊茵河流域的一次漫長旅行中，他找到了一個令他鐘愛并能為之傾注想象力的創作主題：“古堡”——聳立在河畔嶙峋的山巔之上的中世紀城堡。此后七年，雨果迷上了用畫筆描繪古堡。這一時期，雨果很少寫作，并停止了公開發表政治言論，他在文學上被抑制了的創造力和消失的政治激情，在繪畫藝術中得到了完美的釋放。同時代的詩人兼畫家泰奧菲爾·戈蒂耶以行家的眼光欣賞和推介雨果的畫作：“他在這些濃重粗獷的幻想作品中，擅長把戈雅的明暗效果和皮拉內西的恐怖建筑糅合在一起。”

《雨果旅行畫記》

相較于幽深蜿蜒的萊茵河，更讓雨果心潮澎湃的是大海。1836年游歷布列塔尼期間，雨果看到洶涌浩瀚的大海時喜不自勝，他急切地赤身奔向大海，“海浪每次把我包圍，并將我沖到泡沫之中，那都是一件極其美妙的事情。”雨果對于大海的這種奇特情懷，或許正是羅曼·羅蘭所謂的“海洋情感”。在雨果的文學和繪畫作品中，海洋無處不在。海洋的力量和規模成為衡量這位作家、同時也是視覺藝術家和政治家的天才的藝術創作的重要尺度。1864年，雨果在莎士比亞誕辰300周年演講中的一句話似乎最能代表他的心聲：“似乎只有海洋是個足夠廣闊和雄偉的對手，可以起到平衡的作用。”

大海在雨果的流亡生涯中占有特殊的地位。1855年開始，海峽群島的根西島成為雨果近二十年流亡生涯的居住地。在此期間，這個孤獨的偉人常常面對大海，與漁民和水手擦肩而過……并從這個海上窗口寫作和繪畫。1857年，雨果創作了描繪海洋的繪畫杰作《我的命運》。在波濤洶涌的大海上，狂風正卷起巨浪襲來，一條小船飄搖在浪尖，上空一縷青煙隨風而散——鋼筆墨水和水粉的交疊使用看似隨心所欲，卻是雨果“奇異的雜糅”的創作技法的一個縮影，正如他在給詩人波德萊爾的信中的自白：“我只是在這些畫里混合用上點鉛筆、木炭、烏賊墨、煤粉、炭黑，以及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混合物，才能大體上表現出我眼中，尤其是我心中的景象。”此外，雨果借風雨飄搖的小船與滔天巨浪的激烈爭斗，來承托自己顛沛流離的人生境遇，那股不屈不撓的豪邁之氣躍然紙面。

在雨果看來，沒有大海，生命就不可能存在，它是感知和感受人類存在的脆弱性及其真實維度的重要場域，并使我們能夠在幾個不同的宇宙之間建立起聯系。經過在根西島十年流亡生涯的經歷、感悟與沉潛，雨果于1864年開始創作一部關于海洋的小說，這部不朽的杰作只花了短短的十個月即告完成，它就是著名的《海上勞工》——一首對海洋和“海上高貴人民”的頌歌。作家以一艘名為“杜朗德”號的汽船為引子，以此喚起人們將蒸汽引入海上運輸的紀念。雨果為這部新小說專門繪畫了一系列以海洋、船只、燈塔和沉船為主題的水洗畫插圖，共計36幅。大海的狂暴、包容、奇異和浩瀚，在一個個充滿人性的故事中得以展現，而這些出色的插畫作品與這部小說可謂相得益彰，令人驚嘆。

癡迷政治者或自由斗士

隨著1831年《巴黎圣母院》的出版問世，年僅29歲的雨果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驚人的才華和深刻的思想。在雨果的帶動下，這股浪漫主義文學的潮流席卷整個法國文壇，徹底打破了古典主義長期以來的統治地位。然而，對于雨果來說，文學上的成就并不能滿足他想要成為“精神領袖”的終極理想。而立之年后，雨果常為自己在公共領域不能發揮作用而焦慮不安。事實上，他的政治野心曾一度空前膨脹，渴望躋身于治國安邦的偉人之列。可在當時，一位作家若想成為議員，必須先考上法蘭西學士院的院士。

就這樣，雨果接連四次向法蘭西學士院發起“沖鋒”，均以失敗告終。第五次沖擊時，恰好一個院士離世而空出一個名額，加上有大仲馬相助，雨果終于得償所愿。這時，他的政治野心已人盡皆知，一位親王夫人幻想自己成為法蘭西女王時擬定了“內閣名單”，排在第一個的“作戰部長兼議會主席”就是雨果。不過，雨果后來的政治之路十分坎坷，他最終實現當選參議院議員的理想時已是74歲高齡，但自從他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轉而贊成共和制之后，雨果就為他的信條——自由、平等、博愛——而不斷斗爭。50年代中期，雨果甚至自愿被放逐達19年之久，且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拒絕接受專制主義，并在《懲罰集》《小拿破侖》和《一樁謀殺案》等一系列作品中譴責專制、政變和篡位。這位早年的政治癡迷者，最終活成了一代自由斗士。

《自由的聲音：大革命后的法國知識分子》

巴黎公社時期，身在布魯塞爾的雨果對公社既同情又不理解。公社失敗后，反革命勢力大肆屠殺，他勇敢地站出來，保護受迫害的公社成員，開放自己的布魯塞爾住宅作為他們的避難所。在所有參議院議員默不作聲之際，雨果以振聾發聵的激情打破了會場的沉寂，再次為“經過長期圍攻依然泰然自若”卻被取消首都稱號的巴黎辯護。盡管他要求給予公社成員完全大赦的主張只獲得九位同僚的支持，當時，圖盧茲的共濟會仍向他表示了共和派的感謝：“對于具有知識和道德的法國來說，你永遠是偉大的詩人、充滿勇氣的公民、雄辯的思想家、那些最偉大的人道且神圣法則的代言人。”這位年過七旬的自由斗士堅持不懈地要求大赦，直至1880年7月大赦最后獲得通過。

同樣讓雨果掛念于心的，是被奴役民族的獨立問題——他一再為受到土耳其壓迫的塞爾維亞人辯護。在1876年8月29日《致塞爾維亞人民》的演說中，雨果吶喊道：“讓那些殺人的帝國滅亡吧！控制那些狂熱和獨裁的言論吧！打碎那些具有威脅性的迷信和教條的枷鎖。不要再有戰爭，不要再有屠殺，不要再有蹂躪，而是要思想自由、貿易自由，要博愛。和平難道如此困難嗎？除了建立歐洲共和國、大陸聯邦，沒有別的政治選擇。”同年9月，雨果再次向民主派的代表大會提出，一定要有共和國的紀念日。在他看來，以下就是可以打碎枷鎖和鏈條的至高法律：“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意識自由；生活方面的自由，面對死亡的解脫；自由的人，自由的靈魂。”

事實上，1848年革命后的雨果致力于所有自由的事業——大赦、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市長選舉的逐步恢復，建立行業協會的自由、確立世俗和免費的義務教育、離婚自由的恢復……在雨果去世時，在歐洲有哪個國家在自由方面能與法國媲美？在幾年的時間里，曾蒙受恥辱、令人失望、受人中傷的第三共和國，被置于受到《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以及一個世紀動蕩歷史激勵的自由民族的基礎之上。如今，當人們嘲笑崇高、將自由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挖苦19世紀的文學政治時，我們依然要感謝像雨果這樣的自由斗士所留下的珍貴遺產，正如法國史學名家米歇爾·維諾克的忠告與提醒：“我們依然需要自由原則來奠定未來，某種自由的激情也將繼續引領我們。”

仔細審視雨果文學作品的那種獨特的創造力，其實與他為爭取自由所作的政治斗爭密不可分。尤其是晚年的一連串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包括《兇年集》（1872）、《九三年》（1874）、《一樁謀殺案》（1877）、《歷代傳說》（1877/1883）、《精神的四種風向》（1881）、《多爾格瑪達》（1882）等，涵蓋了詩歌、戲劇、小說、歷史著作、散文等各個領域。與此同時，新上演或重演的劇本也大獲成功：根據小說《悲慘世界》改編的劇本于1878年在圣馬丹門劇院上演；同年，莎拉·貝納爾再次主演《埃爾納尼》《呂伊·布拉斯》以及1879年改編的《巴黎圣母院》，1882年《國王取樂》再度上演……所有的作品中都浸潤著雨果“以自由為本”的靈魂，以及無處不在的人道主義精神。

裝飾藝術家或中國迷

許多中國讀者在讀到《巴黎圣母院》或《悲慘世界》前，都是通過九年級語文課本上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認識了維克多·雨果。雨果在信中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強烈地譴責了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強盜行徑，代表了人類的良知。同樣難能可貴的是，雨果對中國藝術的高度審美覺知，他在信中將圓明園作為偏于幻想的東方藝術的至高代表，與偏于理想的西方藝術代表——巴特農神廟相提并論，并將兩者視為藝術的兩大來源。事實上，在其先前的作品《趣味》中，雨果就曾斷言：“此為‘太陽神’，彼為‘中國龍’……這兩個世界屬于最高的趣味，標志出這最高趣味的兩極。這最高趣味的一端有希臘，另一端有中國。”更令人驚嘆的是，他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也十分熟稔，2023年法國拍賣行驚現雨果親筆注釋的《道德經》抄本，他在“治大國若烹小鮮”一句旁批注道：“老子早于孟德斯鳩兩千年提出治國智慧。”

這種對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熱愛乃至癡迷，集中體現在雨果對中國藝術品的收藏上。逃亡暫居在根西島期間，雨果先后48次購買中國藝術品，為此共花費了3000多法郎。要知道，他給情人朱麗葉買下的公寓，也才花了14000法郎。為了精心打造兩人的愛巢，雨果花了近一年的時間，親自為朱麗葉的“高城仙境”設計裝修，還特意把自己收藏的中國風物件都一股腦地匯入其間，比如花瓶、烏木家具、宮燈、佛像，等等。終于，雨果為朱麗葉打造出一間富有奇異東方元素的“中國客廳”。面對雨果的這件“中國風”禮物，朱麗葉感受到她從未體會過的、繁復夾雜陌生的華麗感，她完全被迷倒了，并由衷贊嘆道：“這是一首真正的中國詩。”在此，雨果儼然化身為一位裝飾藝術家。

1902年雨果百年誕辰之際，巴黎市政府將位于孚日廣場6號的公寓辟為雨果故居博物館。朱麗葉的“中國客廳”里大部分物件和裝飾品，連同雨果在其他住所的一些重要收藏品，都源源不斷地被轉移到巴黎的雨果故居博物館，這棟三層建筑的二樓就囊括了令無數中國游客嘖嘖稱奇的“中國客廳”。這間“客廳”的中央懸掛著中式宮燈，上繪仕女圖。墻體及天花板布滿漆著深深暗綠色的木制嵌板，兩幅四尺中堂繪制著《四游記》人物。各類瓶、杯、碗、碟、盤等瓷制擺件，都被巧妙安放在雕刻著蘭、竹、梅、鳳等圖案的櫥柜上。最讓人驚嘆的是，是雨果鑲嵌在墻壁上的大約60個瓷盤所構成的盤子墻，它們有如排山倒海之勢，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力。暗綠色的墻體，貼合其上的潔白瓷盤，如群星般光芒閃爍，這美麗攝人的夜空，大概就是雨果心中所謂幻想式的東方藝術極境吧。

雨果故居博物館中的“中國客廳”

縱觀歷史，西方作家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鐘的為數不少，但能達到雨果這般境界的，恐怕十分罕見。從17世紀開始，歐洲曾狂熱地流行起“中國風”審美，甚至還創造出一個法語單詞——Chinoiserie專門與之匹配。中國風和洛可可藝術結合在一起，構成了當時的西方人對裝飾藝術的一種新潮認知。事實上，到19世紀中葉，裝飾藝術上的中國風已然退潮，但雨果依然堅守著他的東方情調，甚至還創作了57幅“中國題材畫”，其中的38幅木板烙畫，密集懸掛在“中國客廳”的墻上。在此，雨果畫了各種各樣的中國人，有當官的、乘船的、雜耍的、遛狗的、挑擔的、做夢的……種種樣態，都被雨果以可愛的喜感呈現，這些人物往往是洋蔥一般的頭、倒八字的眼睛、天真開朗的笑容、神秘莫測的表情……雨果對充滿新奇而純真的東方趣味的想象盡在其中。

1877年的一天，雨果的女仆不小心把他心愛的一只中國花瓶打碎了，75歲高齡的雨果立刻寫了《粉碎的花瓶》一詩。詩的起興可謂驚心動魄：“老天哪！整個中國在地上被打得粉碎！”這是他“絕無僅有的花瓶”，是“難得一見的奇跡”。聯系到中國花瓶是瓷器，在法文里“瓷器”和“中國”是同音詞，雨果分明是在感嘆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欺凌下的山河破碎，再聯想到《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雨果對英法聯軍暴行毫不留情的聲討，我們就更能體味到詩篇開頭處這個絕妙雙關的沉痛與悲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