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雨果整整思考醞釀了十年，可謂他一生思想的結晶。書名《九三年》是指法國大革命進入第四個年頭、也是紅色恐怖進入高潮的一七九三年。這是革命關鍵的一年，因路易十六國王手下的將軍“老伯爵”在法國旺代地區率眾起義，羅伯斯庇爾的革命黨派共和軍去“平亂”。

圍繞描寫起義與平亂，雨果提出對革命的總體看法。首先，他認為，大革命是對國王制度的反抗。路易國王和老伯爵莊園的“塔樓”代表法國十幾個世紀的君主政治，是君權，特權，神權的結合。這片土地上，灑過太多的鮮血和眼淚，埋有太多的尸骨和罪惡；于是“兇險的樹在這不祥的土地上萌芽”，復仇者最后冒出來，暴怒地對“塔樓”說，“我是你的女兒”——它就是“斷頭臺”！

其次，在雨果看來，君主制雖有嚴重問題，甚至罪惡，但是，羅伯斯庇爾的大革命更可怕，因為它更暴烈、更兇殘、更血腥。如果說國王政治是“一個令人厭惡的瘤”，那么大革命就是“一把斧頭”，它亂殺亂砍，濺出一片血腥和恐怖。雨果蓋棺論定說，“大革命就是斷頭臺”，對其痛恨至極！

雨果在書中用老伯爵的口痛斥革命的罪惡：“你們殺掉國王，殺掉貴族，殺掉教士，踢倒圣壇，粉碎上帝；你們只會破壞、粉碎、摧殘、毀滅，心安理得地充當殘暴的野獸。——你們把整個過去集體屠殺！”

這種革命是高舉“善”的大旗、以人民的名義、用最殘酷的手段進行的。曾在巴黎街頭看過斷頭臺斬首場面的托爾斯泰說，這是人類發明的最丑陋、兇殘、令人作嘔的機器。雨果則在《九三年》中寫道，“這個怪物這么丑陋，卑劣和渺小……這個丑怪的東西就是斷頭臺。”在大革命發生的幾年之內，就有六萬個頭顱在斷頭臺落地。最具嘲諷意義，最表明其殘暴本質的是：其中246人是曾判過別人上斷頭臺的革命法庭的法官。

雨果在書中描繪了革命領袖的傾軋、陰險、刻毒和殘忍。在巴黎的革命議會里，“大家互相辱罵∶陰謀家！殺人犯！叛徒！互相檢舉、毆打、詛咒、挑戰；彼此怒目而視；揮舞著拳頭，微露出手槍，半抽出匕首。”羅伯斯庇爾眼睛盯著丹東，“瞄準對象就發動閃電式的攻擊，很憤慨地爆發出一大堆充滿不祥字眼的話∶我們認識那些陰謀家，那些賣國賊，他們就在這個議會里。”丹東則叫喊，“該隱（亞當和夏娃的長子，因妒忌而殺死自己的弟弟）隱藏在仇恨里，現在跳出來了，混在人們中間，那就是馬拉。”而馬拉則威脅他倆說，“你們聳聳肩膀，腦袋就可能掉下來的。”

雨果感嘆說，“在他們判決路易十六上斷頭臺時，羅伯斯庇爾只有18個月可活，丹東15個月，馬拉5個月3星期，圣法葉只有一天。”

在這種革命中，沒有規矩，沒有法律，更沒有慈悲，只有弱肉強食，野蠻的叢林部落法則：贏者為王，敗者下地獄；誰拿到權力，就是正義和真理的化身。它必須靠暴力統治，必然產生血腥，必然帶來恐怖和死亡。

雨果對國王政治是批判的，對大革命是否定的，那么他要怎樣的政治？他要的是一種人道主義為核心價值的政治。他明確提出，“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更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探討大革命的理論書很多，但文學家通過講故事和塑造人物，往往能把作家對革命的理解表達得更生動、更準確。十九世紀的四位最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雖然他們的經歷大相徑庭，所寫的故事各有千秋，但他們不約而同都對無視生命本身、踐踏人道情懷的“革命”持負面看法。

雨果和狄更斯的作品，明顯表現出對法國大革命的厭惡和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則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到來之前，就有預感和恐懼。他們之所以能對“革命”有更準確的把握，是因為他們衡量對錯的標準是人、人性、人道；而不是政治家的意識形態。

在雨果的小說世界，都是人道情懷贏得最后的勝利。從《悲慘世界》中警長的投河，到《九三年》中軍政委的自盡，一腔理想主義光芒的雨果，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僅塑造自始至終洶涌著人道情懷的高大英雄，同時讓被法律教條和意識形態毒化的“魔鬼”都無法承受內心深處的“人性”光芒。

意識形態必須讓位于人道情懷，人道主義的光芒高于一切。雨果的《九三年》就是把人道主義精神推向極致的精品。

《九三年》的主角有三個：忠于國王、要挽救君主制的旺代叛軍首領朗德納克侯爵，其侄孫、有人道情懷的共和軍司令郭文，郭文曾經的家庭教師、公安委員會特派員西穆爾登，圍繞他們展開了錯綜復雜的情節。但關鍵的角色，卻是三個不諳世事的孩子。這三個孩子開篇就出現，結尾時更被矚目。三個弱小的生命，支撐起幾個高大的、閃爍著人道主義情懷的形象。最后人道主義戰勝一切，贏得最后的勝利。

《九三年》開篇最精彩的部分是一個革命軍和一個村婦的對話。軍人問：“你是什么政見？你是和藍軍在一起？還是和白軍在一起？”回答：“我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村婦告訴軍人她丈夫三天前被殺害了。“誰殺了他？是藍軍還是白軍？”“是子彈殺了他。”

《九三年》里最高大英雄的最偉大壯舉，是救了這個什么政治也不懂的村婦的三個孩子。在書的結尾，這三個孩子被大火包圍，本已逃脫革命軍包圍的老侯爵毅然返回，白發在火光中閃動，救了那三個孩子，寧可自己被捕、上斷頭臺；侯爵用自己的自由換取三個孩子的生命的舉動引起了郭文劇烈的思想斗爭。郭文認為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這是上帝賦予他的責任，他決然放走了侯爵，自己留在地牢中。為了這一寬恕，西穆爾登按革命法律判處郭文以砍頭，施刑的前夜，他來到地牢中與他的孩子一同進餐告別，內心充滿痛苦。天色微明，當郭文被執行砍頭的同時，一聲槍響，西穆爾登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這本書實在是非常地“雨果”，他在把人道主義的旗幟高揚到高于一切意識形態之上的同時，把人性的潛能提高到近乎耶穌才能企及的高度。其人道情懷和理想主義的光芒，使幾百年來任何國家為了種種意識形態——均貧富、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等等——而踐踏具體生命的革命者們，卑微到無法理喻的程度。

雨果提出了至今仍是人類嚴肅而重大的問題：孩子和革命哪個重要？生命和政治哪個寶貴？雨果的結論是：人道高于革命，仁慈重于意識形態。人，人性，人道，這些價值是至高無上的，它是衡量一切“革命”的尺子。在三個無辜的生命面前，沒有藍軍、白軍，沒有保皇和革命。

西穆爾登自殺的一聲槍響，客觀上宣判了這種革命的死刑。

美國版《九三年》的英文序說，斯大林最欣賞的就是《九三年》中那個冷酷、殘忍、極端忠于革命價值觀的原為教師的公安委員會特派員西穆爾登，他在喬治亞當學生時看了這本書，后來把名字改為“斯大林”（意為鋼鐵），開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