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可以隨意進出的縣政府，才會讓人覺得，那是“我們”的政府，是可以安心享受服務的地方。

撰文丨任大剛

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所能接觸到的最高政府層級，就是縣政府。縣政府機關發生的事情，最容易引起普通公眾的高度關注。

近日，浙江象山縣“寒磣”的政府大院在網絡上引發關注。照片中，象山縣政府的大門顯得簡陋狹小，與現今高樓林立的城市景象形成鮮明對比。該縣宣傳部一工作人員表示，門面雖舊，但房屋一直能用，也沒有漏水等問題，可以滿足正常的辦公標準，院內還有一個省級保護文物“淳熙井”。

公開資料顯示，象山縣曾在2024年度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市榜單中，位居全國第53位，成功入選“2024年中小城市優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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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縣政府的消息，最近還有幾則：

3月29日《中國新聞周刊》報道，2022年，湖南漢壽縣實施“靚城戰略”，“拆圍透綠”工作，自2022年以來，漢壽縣共拆除115處圍墻、復綠9萬多平方米。打通連片老舊小區，增設休閑廣場、停車場。除中小學校外，縣城38個機關和事業單位均拆除了圍墻。

報道還稱，早在2014年，湖北黃石市發出公告，自當年5月1日起，市級機關大院對市民開放，4月至9月為每天6:00至22:00；10月至次年3月為每天6:30至21:30。開放地點為除市級機關大院內辦公大樓外的公共場所。

2016年，國務院發布《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解決交通路網布局問題，促進土地節約利用”。

在這一政策推動下，各地積極響應。當年，安徽涇縣10家政府機關大院自拆圍墻，政府機關大院變成市民的社區公園，并通過增補綠化面積、道路及基礎設施完善等項目改造，讓市民享受更多綠色資源。此后，河南信陽市、安徽舒城縣、績溪縣也開放了政府大院。其中，舒城縣不僅開放了政府大院，還將院內公共衛生間、停車場和機關食堂向群眾開放。

此外，部分政府大院雖設有院墻和大門，但始終對市民完全開放。在西藏察隅縣政府大門幾乎全年敞開。有一次不知誰家的羊群跑進來，啃光了一大片葉子。

4月26日《學習時報》的一篇文章“土坯房縣委大院為何受關注”提到，河南盧氏縣的縣委大院帶有20世紀50年代的典型風格，西四東五九排“紅磚”矮房、一座兩層半磚樓疏朗有序排列其間。常年在這里辦公的有200多名干部職工，還有包括縣委常委等班子領導。

1986年春，在盧氏縣委土坯房前院老縣衙舊址出土了名為“圣諭碑”的古碑，碑上刻著“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16個字。當地人介紹，“圣諭碑”影響了盧氏歷代為官者，有明代盧氏縣令還一度將縣衙更名為“親民堂”。

4月29日，微信公眾號“衢州發布”推送了市政府食堂對外開放的消息，公布的菜單里包含自選套餐，每份18元。同樣，今年“五一”期間，重慶榮昌區政府機關食堂推出了20道“榮昌味道”小碗菜，價格從3元至18元不等。5月2日中午，一頓午飯時間，食堂就有8000名游客蜂擁而至，蒸了半噸米飯不夠吃。

鄉鎮政府的食堂也在開門迎客。安徽黟縣宏村鎮春節期間，曾開放食堂接待游客，“五一”假期再度開放，每天菜品不重樣；北京市門頭溝區三個鎮——清水鎮、雁翅鎮、齋堂鎮也同步開放了政府共享食堂。這些食堂大多靠近景區，步行數分鐘，或20分鐘內車程可達，解決了游客辛苦和“吃飯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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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國內地一些縣政府的上述舉動，在王朝時期的縣衙里不可想象。這從縣衙的建筑結構就可以看出端倪。

首先是最有象征意義的大堂，具體的大堂各有名稱。比如明朝時宛平縣的大堂叫節愛堂，清朝時上海縣的大堂叫清節堂，大堂有個一致性的別號——訟堂。所謂老爺升堂，聽訟斷案，場面都擺在這個大堂上。

大堂的背后是堂帳，猶如現在舞臺上掛的“天幕”，幕布后面并非實實在在的墻壁，而是六扇門，又叫中門，專供縣太爺升堂時進出，所以這堂帳上齊門枋、下及于地，從中間上方起，呈人字形分掛兩邊。

由中門往前走，堂上又砌起一塊石臺，臺上再放一張長方形公案和一把靠背椅子，這就是縣太爺高高在上的地方了。

公案之上及兩邊，有印包、簽筒、筆架、硯臺和醒木，以及寫有“回避”“肅靜”等字樣的虎頭牌面之類。

大堂前也有一面大鼓，放在一個高高的木架上，叫作堂鼓：和鼓樓的作用不同，它是用來作“放衙”的。所謂“放衙”，就是宣布縣太爺下班。明清時期，衙門上班退堂的信號改為敲榔子擊云板，但是堂鼓依舊放在那兒，專供來不及寫帖子告狀的老百姓鳴擊叫冤用。

大堂后是二堂，和大堂的區別在于，一個是公開審理，一個是秘密審理。二堂的后面，有的還安排有三堂，有的安排為后衙，也叫知縣廨，包括縣太爺的書房及其家屬生活起居的上房、仆人房、師爺房、花廳等許多建筑。

其中最心臟部分的是簽押房，是衙門一把手的辦公廳。簽押房，也就是機要辦公室，上司下發或平行街署平移的機密文件，按規定也必須在簽押房里拆閱。

古人往往稱州縣官署的具體辦公場所為“堂前”或“門上”，這就是泛指大堂前面左右兩側的廊房式建筑了。從宋徽宗崇寧年間起，開封和祥符兩縣分知縣屬為士、戶、儀、兵、刑、工六曹，大觀年間，令天下州縣都照此式修造，從此一直沿襲下來，統稱“六房”。

五臟俱全的衙門以知縣廨為中心。知縣以下，還有丞、尉、主簿、典史等其他佐官和屬員。按秦漢以來的傳統，他們并不與縣太爺合署辦公，而是另有專門的署。這些署可以是放在縣衙門內部或連在一起又單獨對外開門的，也可以是靠近縣衙門但單獨建造的。不過有一點定為制度，即主管教育的學署必定單獨起屋，以為如此才能顯得更“清要”一點。（以上內容來自完顏紹元《天下衙門》）

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出，古代衙門沒什么公共性可言，它的功能和事務主要有三：第一，征收賦稅及安排徭役；第二，治安和決斷民事刑事糾紛；第三，掌管文教。個別時期可能會舉辦一些社會福利。它就是朝廷派駐地方的統治機構，并不為地方老百姓提供服務。

而且可以看出，在古代，閑雜人等不可以隨意進出衙門。普通人只要不涉及上述三項衙門事物，通常也沒什么事情要去衙門辦理，都是自行解決，不必勞動官府。而因為交通不便，縣令本人下鄉很麻煩。朱元璋甚至規定，縣令不準下鄉，以免滋擾百姓。官民之間的直接互動，并不多見。

但這種衙門建筑顯然不適合現代社會。現代政府有很多新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廣義的經濟功能：產業發展、招商引資、財稅收支、資產管理等等，不是幾個人忙得過來的；古人的生、老、病、養、死，基本上自己解決，不跟政府有關，現在也要全部管起來了，要有相應的部門提供服務；過去的官學頂多只有一所，現在遍地是學校，政府也要負責；至于現在的治安及民事刑事，也遠非古代可比。古代的衙門建筑，根本承載不了如此多的功能。

現代政府職能與古代政府相比，雖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本質上完全是兩回事。現代人的日常生活與縣鄉兩級政府之間，可以說關系異常之多。縣政府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公共建筑，而不再是古代的“統治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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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縣令沒有發展經濟的考核指標，更沒有“縣財政”的概念之類，只要能將就使用，上級就不會給一筆修衙門的錢。加上縣令的任期很短，一般只有三四年，所以，他們對縣衙門的修造并不熱心，得過且過，所謂“官不修衙，客不修店”是也，都是過客，修好也是別人享受，何必費這個神？

縣令也是“理性經濟人”，真要搞修建，還不如修水利，說不定可以在御史那里留個好名聲，得到升遷機會。在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由于政府職能轉變，有人看到修造政府辦公場所的發財機會，有人在修造縣政府時，獲得權力膨脹的心理滿足。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縣級政府的辦公大樓巍峨壯觀，顯得比五角大樓還氣派，讓人望而卻步；有的門樓雕梁畫棟，精美絕倫，讓層級更高的政府機關黯淡失色。

這是在傳統和現代面前的雙重失序，一方面，它試圖以現代方式，傳承老百姓對縣衙門的畏懼，另一方面，它又罔顧傳統的“官不修衙”，利用“縣財政”的自主性，揮灑自如，把縣政府的修造變為滿足私欲的舉動。

這導致的一個結果是，縣政府辦公場所既丟失了傳統衙門的“樸素”傳統，也不具備現代政府辦公場所的公共性。人們一方面以“樸素”的縣衙門來批評縣政府辦公場所的奢華，另一方面，又以現代政府職能的“人民性”，批評其拒人于千里之外。

上文提及的多個地方縣級政府則走出了上述窠臼，以樸素門面、開門接納市民停車與休閑、開放機關食堂，向公眾展示其“人民性”的一面，宣示其辦公場所是公共建筑，是提供公共服務的地方。

對一個門禁森嚴，讓人望而卻步的縣政府，一般公眾不會覺得那個地方能夠為“我”提供服務；公眾可以隨意進出的縣政府，才會讓人覺得，那是“我們”的政府，是可以安心享受服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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