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統一之后，對于武將兵權回收，永遠是一個難題，也是每一個王朝必須謹慎對待的事情。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形成極為強大的軍功集團，如西漢朝，影響國家政治百余年；處理太過極端，就會造成大殺功臣的情況，如朱元璋的明朝；歷史上處理比較好的如北宋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唐朝李世民改革兵制等，但是也同樣留下后遺癥。

即使進入到現在的政治管理制度中，兵權回收中央同樣是一個問題，國民黨就沒有處理好，蔣介石雖然是國家領袖，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人也是國民黨的要員，但是都有嫡系部隊，這些部隊的指揮權則并非在中央。而即使蔣介石的中央軍，也有很多派系，如土木系屬于蔣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另外還有何應欽的派系等等。

同樣為現代化國家的越南，就是因為軍隊勢力過于強大，導致目前越南的政府并不能很好地管理軍隊，反而軍隊還能要挾政府。

上述種種，都說明了在國家初期，軍隊收歸國家的重要性，同樣的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也需要考慮如何解決。在毛主席的巧妙安排下，人民解放軍避免了出現山頭主義，也沒有出現地方坐大的情況。當然這得益于黨對軍隊的領導及我軍領導人的偉大黨性，但同時也是毛主席巧妙安排和布局的結果。

毛主席的方法簡單可以概括為：一拆、一調、一換、一用。分別對應我軍四大野戰軍，下面和大家進行分享：

第四野戰軍——拆：

四大野戰軍中實力最強的當數第四野戰軍，從黑土地打到海南島，全軍從出關的十一萬，到入關的近百萬，最終兵力達到了150萬。全軍實力強大，戰斗力強悍，野戰軍的主要領導為林羅劉。

毛主席和黨中央對于第四野戰軍的方法簡單說就是“拆”，平津戰役后，羅帥因為身體原因首先離開第四野戰軍，后來管理所有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劉亞樓則是被安排組建空軍，成為空軍司令員；兵團司令中，蕭勁光調任海軍司令，程子華調任山西省委書記，只有鄧華南下華南。

第四野戰軍雖然用了一個“拆”，但基本是委以重任，而第四野戰軍解放海南島后，改為中南軍區后，中央又調派葉帥擔任林總副手，協助相關工作。

第三野戰軍——調：

第三野戰軍是在新四軍和山東軍區的部分部隊發展而來，陳老總長期擔任這支部隊的領導，屬于第三野戰軍的靈魂人物，在整個解放戰爭中，第三野戰軍屢建奇功，殲敵無數，全軍發展到80余萬余人，是我軍各大野戰軍中戰斗力第二的部隊。

大軍過江之后，陳老總便被調往上海擔任上海市市長，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上海的經濟建設中。而第三野戰軍的主要領導工作，由粟裕將軍擔任，粟裕將軍在戰斗中雖然長期負責戰役指揮，但是其威望相對陳老總還有差距，這一點從后來三野將領寫的回憶錄中就可以感知到。

到第7兵團解放舟山群島后第三野戰軍前委撤銷，組成新的華東軍區黨委，統一領導華東軍區和第三野戰軍的工作。

第二野戰軍——換：

第二野戰軍的領導人為劉鄧，號稱中間都不能加一個“逗號”的搭檔，這一對搭檔一起合作長達13年，二人也是第二野戰軍的靈魂人物。當第二野戰軍解放大西南的時候，毛主席安排兩路大軍，一路大軍由劉鄧指揮，從川東進入，迂回包抄整個大西南；另外一路大軍由賀老總率領，由北入川。

當大西南解放后，第二野戰軍的總人數發展到120萬人，隨著解放西藏任務的結束第二野戰軍改為西南軍區，劉帥擔任軍政委員會主席，西南軍區的司令員則換成賀老總擔任，后續的剿匪工作，主要由賀老總來負責。隨后中央又組建軍事學院的工作，即調劉帥擔任院長，負責軍事學院的籌建工作。

第一野戰軍——用：

第一野戰軍長期由彭老總司令政委一人兼任，部隊在增加華北的兩個兵團后，也達到了40萬，隨著新疆的和平解放，大西北的軍事任務也基本告一段落，就在彭老總準備投入西北的建設工作時，遠在北京的毛主席電令彭老總進京。

彭老總進京后，參加了是否出兵朝鮮的討論會議，并且擔任志愿軍司令員，從此彭老總開赴朝鮮，指揮整個抗美援朝戰役，戰役后期回歸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毛主席和中央軍委對四大野戰軍的主要軍事領導基本進行調換，巧妙避免了出現軍權集中到將領的身上的情況，防患于未然，可謂妙之又妙。隨著各野戰軍軍權回收中央，下一步毛主席和中央也巧妙地將各區域行政收歸中央，這便是“五馬進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