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雯/漫畫

　　要點提示

　　●我們僅憑手機截圖很難確定“開盒者”是誰，實施暴力的又是誰，這也給追究“開盒者”的法律責任帶來一定辦案挑戰。

　　●取證時，截圖最好包含能體現其犯罪情節的內容，如發布內容、發布時間、發布者信息等，同時也要著重留存體現危害后果的關鍵信息，如閱讀量、點擊量等。

　　●“開盒掛人”的行為人因侵犯他人隱私權、名譽權、個人信息權等民事權利，大多會被追究民事責任。一旦“開盒掛人”行為人涉嫌侮辱罪、誹謗罪等，將面臨刑事處罰。

　　●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行為人凡參與轉發、評論或擴散相關信息的，也需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作為網暴發生地的網絡社交平臺，可以通過完善實名制與內容審核、屏蔽暴力言論、設置未成年人保護模式等具體措施加強監管。

　　當你突然在網上看到一串再熟悉不過的數字，那是你的手機號，旁邊還附上了你的真實姓名、家庭住址等個人信息，甚至還有你最近的行動軌跡。很不幸，你被“開盒”了。

　　這不是諜戰片里的情節，而是真實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網絡暴力。“開盒掛人”即不法分子利用非法技術手段搜集個人隱私信息，并在網絡平臺公開發布。在檢察機關辦理的相關案件中，境外的一個小群組竟公然“開盒”3000人，不僅公布了照片、電話號碼等個人信息，甚至還“開”出了幾點幾分到達醫院、選擇哪個科室就診等私人蹤跡。由此可見，“開盒掛人”已逐步從線上虛擬空間的隱私圍剿蔓延至線下真實空間的生活困擾。

　　遭遇被“開盒”，普通人該如何應對？“盒子”被“打開”的背后隱藏著哪些問題？“關上”隱私的“盒子”又需要采取哪些舉措？日前，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和司法人員。

　　追蹤虛擬身份面臨技術挑戰

　　如果遭遇被“開盒”，我們第一時間想的便是“截圖取證”。然而僅咔嚓一聲截圖，卻未必能揪出背后真正的“開盒”元兇。

　　“網絡平臺信息不易捕捉，加上‘開盒’行為技術含量高，且犯罪行為人常利用境外社交網站和虛擬賬號實施‘開盒’行為，我們僅憑手機截圖很難確定‘開盒者’是誰，實施暴力的又是誰，這也給追究‘開盒者’的法律責任帶來一定辦案挑戰。”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官張文秀回憶起曾辦理的一起“開盒掛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在那起案件的辦理中，犯罪嫌疑人說他是受‘老板’的指示去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再發給‘老板’。但這個‘老板’是誰？沒名沒姓，還未找到。”張文秀說。

　　“因為線上與線下這一‘虛’一‘實’之間的斷裂，難以確認不法分子與‘開盒者’的身份，打擊‘開盒掛人’上下游完整產業鏈仍面臨不小的工作難度。”張文秀告訴記者，“目前，我們利用遠程勘驗、電子數據提取等技術偵查手段獲取基礎證據，并委托專業人員進行技術協作，協助審查證據”。

　　面對取證難，被“開盒”的人該如何應對？“被‘開盒’后，應第一時間采取更有針對性的取證行為。截圖最好包含能體現其犯罪情節的內容，如發布內容、發布時間、發布者信息等，同時也要著重留存體現危害后果的關鍵信息，如閱讀量、點擊量等。遭遇線下騷擾時，首先要將與對方的通話記錄、短信記錄等予以保存。”張文秀說。

　　“開盒掛人”不僅要承擔民事責任，甚至可能承擔刑事責任

　　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開盒掛人”的行為人因侵犯他人隱私權、名譽權、個人信息權等民事權利，大多會被追究民事責任。受害人可要求行為人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主張精神損害賠償。不過，一旦“開盒掛人”行為人涉嫌侮辱罪、誹謗罪等，將面臨刑事處罰。

　　“單純泄露信息可能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而如果有組織地攻擊‘開盒’對象可能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若疊加名譽損害，可能涉嫌侮辱罪、誹謗罪。如果引發公共秩序混亂，則可能升級為尋釁滋事罪。在司法實踐中，具體罪名需結合案件實際情況綜合考慮。”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吉冠浩告訴記者。

　　當遭遇“開盒掛人”時，如何具體判斷施暴者觸犯了哪些罪名？張文秀結合檢察機關最近辦理的一起案件向記者解釋，“兩名不法分子伙同境外人員，設立用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通訊群組，發布有關違法犯罪的信息，群組成員賬號數累計達到3萬以上，最終二人被判處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設立用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網站、通訊群組，情節嚴重的，即可構成該罪。兩名犯罪嫌疑人設立的社交群組中的人數早已超過了《解釋》規定的人數，因此被判定為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張文秀說。

　　除了“開盒者”之外，還有一些人正在利用二手“開盒”信息進行網暴造謠，如參與轉發、評論或擴散相關信息。對于這些人，法律又該如何規制？“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行為人凡參與轉發、評論或擴散相關信息的，也需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即便未直接實施侵害行為，其擴大不法信息傳播范圍的行為也可能涉嫌違法。”吉冠浩表示，認定這些人的相關罪名，要考量包括信息點擊量、傳播范圍、社會影響等多方面因素。“以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行為為例，相關司法解釋明確規定，滿足入罪標準的情形之一，便是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500次以上。”吉冠浩說。

　　“開盒掛人”背后的個人信息保護困境

　　近日，一名13歲未成年人“開盒”一位孕婦的事件，讓“開盒掛人”“人肉搜索”等問題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記者搜索“開盒掛人”類相關案件時發現，不少參與者是未成年人。“許多參與網暴的未成年人最初因為在虛擬世界中與他人沖突而被‘開盒’，但因為沒有選擇合法的維權方式，逐漸演變為主動‘開’他人。這背后既有家庭教育缺失、未成年人心理發育不成熟的原因，更有網絡平臺監管不足的問題。”在吉冠浩看來，作為網暴發生地的網絡社交平臺，可以通過完善實名制與內容審核、屏蔽暴力言論、設置未成年人保護模式等具體措施加強監管。

　　“開盒掛人”行為背后體現的是個人信息保護脆弱的問題。“盡管當前預防數據泄露的技術手段已日趨成熟，但要從根源上杜絕信息泄露仍面臨諸多現實困境。”張文秀說，在日常生活中，從移動支付到政務辦理，從社交娛樂到消費記錄，互聯網使用的每個環節都伴隨著數據留存。

　　吉冠浩建議，在日常生活中，個人可以從以下5個方面入手做好預防工作：首先，要增強自身隱私保護意識，了解網絡環境中存在的隱私泄露風險，避免過度分享個人敏感信息；第二，個人可以通過設置強密碼、安裝正規安全軟件等方式加強網絡安全防護，收到可疑信息時，要通過官方渠道核實；第三，個人要注意合理設置隱私權限，在社交平臺中仔細檢查并謹慎設置隱私權限，限制個人信息的公開范圍；第四，避免參與網絡暴力、人肉搜索等不良網絡行為，培養良好的網絡行為習慣，減少因言語不當引發的網絡暴力風險，降低被“開盒”的風險；第五，要做到及時處理個人信息泄露風險，定期檢查賬戶安全，如有異常及時修改密碼并聯系平臺客服。一旦發現個人信息被泄露或被惡意利用，選擇及時報警和維權。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