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說：“玄宗何以舍壽王瑁而立肅宗為皇太子，此為別一問題，非茲篇所能論及也”，一筆帶過，沒有從正面解答。后來，他又從唐代李武韋楊婚姻集團的角度重新提出這一難題。他認為，李亨“終能立為太子”，是因為武則天之后武氏政治勢力到開元、天寶時猶未衰歇，李亨生母楊妃是武氏姻親，且對李亨出生有恩的張說也是武氏之黨的緣故。對于武氏政治勢力在武周以后的存在情況以及在開元天寶時期是否仍然存在，黃永年先生既有正面的論述，也有針對性的剖析，指出陳寅恪先生對這一問題的立論難以成立。

另外，趙永東先生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指出陳寅恪先生的立論“不足為訓”。他認為，唐玄宗在武惠妃死前之所以未冊壽王為太子，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似乎對武惠妃的政治品行并不完全信任，心存疑慮；二是壽王與太子李瑛被廢死有關。這無疑是有道理的。不過，若認為是唐玄宗對早已廢死的王皇后的“追悔之念”抑制了他確立壽王為太子的行動，認為李亨最終被選為繼承人是因為唐玄宗對王皇后的所謂“追悔之念”與王皇后對李亨的“撫養之恩”，則未必是對此事的恰切解釋。細繹此事之因果，我們發現要對此事做出完美的解答并非易事。

不過，通過梳理，我們從中能發現這一時期中樞政治格局的若干內容。從忠王與壽王的條件比較可以發現，繼承人的選擇不唯涉及朝廷宰相，也涉及后宮勢力以及宰相與后宮力量的結合等。看來，這還是一個不乏意義的問題。我們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重新對這一問題略加探討。

宰相擁立太子：不被皇權所容忍

太子李瑛被廢之后，唐玄宗為選擇繼承人頗費了一番心思。《舊唐書》卷10《肅宗紀》：

初，太子瑛得罪，上召李林甫議立儲貳，時壽王瑁母武惠妃方承恩寵。林甫希旨，以瑁對。

時任中書令的李林甫在唐玄宗向他征求儲君人選時，推薦壽王瑁是實情，但若說是“希旨”，則并不是實錄。在重新選擇繼承人時，唐玄宗從未向身邊的人透露過個人意向。直到開元二十六年六月，就連近侍宦官高力士也不清楚唐玄宗的真實想法。

在這種形勢下，李林甫敢于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既與他的中書令身份有關，據說也有討好武惠妃的私心。不過，有人認為李林甫開始為巴結武惠妃做擁立壽王的臺柱，而武惠妃死后“態度有所變化”，“狡猾的李林甫也就不必盡力保護壽王”，與事實并不相符。《舊唐書》卷106《李林甫傳》：“其冬，惠妃病，三庶人為祟而薨。儲宮虛位，玄宗未定所立。林甫曰：‘壽王年已成長，儲位攸宜。’”說明李林甫在武惠妃死后擁戴壽王的態度仍一如既往。

李林甫的這一政治態度僅僅用他巴結武惠妃來解釋可能還遠遠不夠。另據史書記載：“李林甫以壽王母愛，希妃意陷太子、鄂光二王，皆廢死。”也就是說，無論是從當初三庶人之禍的發生與結局而論，還是此后擁立壽王瑁，都說明此時出任中書令的李林甫與皇位繼承問題頗有干系。且不管李林甫的本意若何，僅從中書令在國家政治中樞中的重要地位這一個角度，就不能不使唐玄宗認真對待宰相與皇位繼承人之間的政治關系。

從前文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知道，自開元以來，無論是對太子的政治權力還是對其政治生活的空間，唐玄宗都已經著手加以削弱與壓縮。他通過調整宰相集團成員實現廢黜太子瑛，所以，他當然不會希望再看到未來的皇位繼承人與中書令之間存在深厚的政治淵源。道理很簡單，太子與朝廷宰相之間的任何形式的政治聯系，都會使太子獲得政治發展與勢力膨脹的機會與可能性。筆者認為，壽王之所以沒有成為新的皇位繼承人，正是由于在唐玄宗看來，他與中書令李林甫之間存在一種不被現實皇權所容忍的政治淵源。

壽王李瑁與唐玄宗長兄寧王的淵源

另外，在唐玄宗的諸子之中，壽王還有一點與眾不同，那就是他與寧王之間存在其他皇子所不具備的深厚淵源。原因是壽王出生后即被送往寧王府邸，爾后在寧王府生活了十幾年，由寧王一手撫養成人。送壽王到寧王府中舉養，是因為其母武惠妃所生二子一女，皆襁褓不育。至于是“帝命寧王養外邸”還是“寧王請養邸中”，抑或是寧王妃元氏“請于邸中收養”，史書記載不一，但是壽王被送往寧王府后，是元氏“自乳之，名為己子”卻是實情。正是由于他“十余年在寧邸，故封建之事晚于諸王”。

寧王是唐玄宗的長兄，以其“嫡長，合當儲貳”，且文明元年（684年）時也曾為太子。平定韋后之亂時唐玄宗功大，唐睿宗復位后也因此為選擇繼承人而傷神。寧王主動上表辭讓，方使問題化解。唐玄宗即位以來，表面上與諸兄弟相處融洽，但絲毫沒有松懈對諸王的防范。他把寧王等兄弟安置在緊鄰興慶宮的勝業坊、安興坊內，不時親往諸王府邸或派中使探看，都不乏深意，自非“天子友悌”一言可以道盡。寧王于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十一月死后，唐玄宗特為其加冊“讓皇帝”之謚。顯而易見，對居于藩邸的諸兄弟，唐玄宗在政治上沒有絲毫的輕忽。如此一來，選擇與藩王有如此深厚淵源的壽王瑁為皇位繼承人，并不符合此時唐玄宗的政治思路與策略，因為唐玄宗不希望太子在政治上擁有任何可能獲得發展的條件，更何況寧王這個時候仍然在世。

李亨得立是因為長得像唐太宗？

在唐玄宗的諸子之中，由于東封后設立十王宅，諸子雖然分別被授以邊地都督或節度大使，但均系遙領，并不實任；諸王雖加開府，卻無府僚。若論及諸子的個人才干與政治資本，客觀上講，無一有機會出人頭地者。也就是說，由于唐玄宗設立十王宅，諸皇子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處于他的嚴密控制下，這樣一來，也就成功阻止了諸皇子憑借個人才能進行政治上的經營。從這一點上來說，唐玄宗設立十王宅的效果是很明顯的。

從目前所見的史料來看，倒是有一件與李亨有關的記載，多少反映了十王宅中的忠王李亨的出格之處。據記載：開元十八年，奚、契丹犯塞。六月，唐朝以“[十]八總管”兵進討，以李亨遙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大軍出發時，“仍命百僚設次于光順門，與上相見。左丞相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嘗見太宗寫真圖，忠王英姿穎發，儀表非常，雅類圣祖，此社稷之福也。’”

張說拿李亨與唐太宗作類比，并稱為社稷之福，顯然有為他進行政治鼓吹的意圖。不過，在開元十八年（730年）六月時，忠王李亨與十王宅中的其他諸王并無任何相異之處，張說自罷任中書令以后，一度致仕在家修史，雖然開元十七年（729年）復任尚書左丞相，但他的政治影響力已經是大打折扣。再說，張說自開元十八年生病，“玄宗每日令中使問疾，并手寫藥方賜之”，十二月即不治而終。張說的身體狀況是否有可能支撐他進行這一系列的動作，確實值得懷疑。

立李亨是不是真正的“立長”

在唐玄宗選立繼承人時，任何一位皇子都不會因為他們的政治才干或政治資本相對優越而當選。所以，即使是中書令在國家政治事務中處于極其優越的地位，李林甫在擁立壽王時也舉不出可以說服唐玄宗與朝廷的理由。唐玄宗對李林甫的提議雖然沒有立即加以否決，但是對他的提議完全不予理睬。同理，唐玄宗選定的繼承人，也不會因為令人矚目的政治才能折服朝廷百官。

也許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在三庶人之禍以后，唐玄宗為繼嗣不定而猶豫不決、郁郁寡歡，重新立儲費時達一年又兩個月，而且還是在武惠妃死后半年。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宦官高力士提出的“推長而立”的原則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選擇。《通鑒》卷214“開元二十六年五月”條記載了他們之間的對話。話題是高力士借關心唐玄宗的生活起居引出的：

……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圣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

高力士在這個時候提出立長的建議，自然說明了他豐富的政治經驗，也反映出他在唐玄宗政治中樞中的地位。不過，這是否如黃永年先生所說是屬于“內廷與外朝之爭”、是“已成為內相即玄宗的代理人”的高力士抑制外朝宰相的手段，恐怕可以進一步討論。畢竟，在這一過程中，高力士并不曾得到什么政治利益。再說，高力士多年在皇帝左右，言行舉止極為謹慎，此前宰相人選的更換、王皇后與太子李瑛被廢，他均是三緘其口。當立儲之事陷于微妙之際，高力士敢于直陳己見，說明他經過冷靜的分析，對形勢有了比較準確的把握。事實證明，高力士的建議非常符合皇帝的思路。開元二十六年（738年）正月，即武惠妃死后的第二個月，唐玄宗在舉行親祀東郊的典禮時，用忠王為亞獻，并用潁王為終獻。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頗有意味的信號，多少可以透露出唐玄宗內心的一些玄機。

確定了立長原則，皇位繼承人的人選也就容易明確了。因為唐玄宗第一次立儲時沒有遵循立長原則，李瑛是以皇次子的身份居于儲君之位的。實際上的皇長子李琮在玄宗第一次立儲時沒有考慮進來，再次立他為太子的可能性不大，加之李琮沒有子嗣，收養了廢太子李瑛的兒子，所以他更不可能成為新的皇位繼承人。除慶王琮之外，唐玄宗最年長的兒子就是忠王李亨了。再說，別的不論，若與慶王無子相比較，忠王在這方面的優勢就大大地表現出來了。因為李亨在開元十四年（726年）十二月時就有了長子李俶，李俶就是唐玄宗的長孫。也就是說，唐玄宗的取舍只可能在壽王與忠王之間。按照立長原則，在皇三子忠王與十八子壽王之間當然也就只能選擇忠王李亨。

事實上，唐玄宗選立李瑛時就不曾遵循立長的“舊典”，選立李亨是不是屬于真正的立長也值得疑問，甚至事隔多年以后，就連李亨自己都認為由他繼承大位屬于“非次”。因此，所謂“推長而立”云云，不過是唐玄宗立儲時的一種從權變通、一個方便操作的手段。這樣說來，李亨得以被立為儲君，他較之壽王更為年長自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決定性因素。除李亨以外，比壽王年長的皇子還有多位。因此，李亨被選為皇位繼承人，應該另有他為唐玄宗所看中的優勢與條件。

在我們看來，當時李亨與李林甫為首的宰相集團之間缺乏像壽王那樣的政治上的淵源關系是唐玄宗選中他的重要原因。此外，李亨此時已二十八歲，在十王宅中生活沒有顯露任何劣跡，更不見他在后宮中有什么依靠。至于說李亨被立為太子，與所謂“武氏之黨”及武氏勢力左右政局并無關系，黃永年先生早已有論述，可視為定論，在此不另外贅述。總之，此時的李亨在內廷外朝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依賴，這一點正是唐玄宗所看中的。而得到中書令李林甫擁立與武惠妃支援的壽王也就不可能被唐玄宗選中。

有后宮助力，是壽王不得立為太子的重要原因

有人說李亨被立為太子是因為他曾“得之于王皇后的撫養之恩”。李亨出生后就送給當時的太子妃王氏撫養確是實情。關于此事，《新唐書》有“命王皇后舉之”一句，據周一良先生考證，“舉”除了長養之意，“又有承認其身份地位之意”。依照這一看法，唐玄宗把李亨交由王氏舉養，是為了確立李亨的名分，表明李亨如同王氏所出，以免授人以柄，并不是為了讓李亨享受尋常人的母愛。

事實上，在開元時期，王皇后從來沒有因為舉養過李亨而被認為有己出之子。比如，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與親信大臣姜皎密謀廢后，所舉出的理由便是“后無子”，“后兄（王）守一以后無子，常懼有廢立”。由此來看，李亨被立為太子是因為“得之于王皇后的撫養之恩”，這一觀點很難講通。

另外，由于王皇后在開元十二年（724年）十月死去，李亨的生母楊氏也在開元十七年撒手人寰，開元二十六年時才被立為太子的李亨到底能得到王皇后的哪些助益，我們無從知曉。再者，從王皇后被廢的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唐玄宗對這位早年“頗預密謀，贊成大業”的妃子沒有絲毫的留戀。當時，王皇后與三庶人的母親皆色衰愛弛，武惠妃則有取代王皇后之心。

筆者認為，頗乏后宮之助力，這一點恰恰是李亨得以被立為太子的重要因素之一。

相比之下，壽王李瑁在得后宮之助力方面比李亨有更大的優勢，因為他的生母就是開元以來頗得唐玄宗寵愛的武惠妃。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欲立武惠妃為后之舉遭到朝廷大臣的反對后，他并沒有像當年唐高宗立武則天為后那樣與朝臣們鬧翻，而是“特賜號惠妃，宮中禮秩，一同皇后”，這只是給予武惠妃與皇后相同的生活待遇，并不是給予她皇后的名分。自王皇后被廢之后，唐玄宗的后宮之中不再有真正的皇后。

壽王沒有在立儲中得到勝籌，應該與武惠妃在宮中的優勢地位有關。唐玄宗舍壽王而立李亨，就是不想讓一個得到后宮傾力支持的皇子成為皇位繼承人。割斷太子與后宮之間的密切聯系，自然可以避免給太子政治上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條件和機會。應當說，唐玄宗不立皇后，已經有效地預防了太子利用后宮之羽翼獲得政治上的發展，再選擇一位在后宮中缺乏奧援的皇子李亨，更是做到了釜底抽薪。這樣一來，太子與后宮之間可能的政治聯系便不復存在了。

（本選摘來自重慶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的《唐代玄宗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