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讀書的好處，古今中外名言警句不勝枚舉，幾乎每個人都能了然于心。

可真正的現實是，每年世界讀書日發布的官方數據報告中，國人平均年讀書數量僅在5本以下，如果減去課本之類的書籍，這個數字會更低。

與此同時，在算法與短視頻的圍獵下，閱讀的功利化、碎片化與淺薄化，正將人類推入“有知識無智慧”的深淵。

面對當代閱讀危機及思想貧瘠的現狀，我們需要探尋一條回歸精神豐盈的路徑：唯有通過深度閱讀，才能抵抗異化，重獲獨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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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利環境下，凡事都要考慮其“有用”與“無用”。書也是一樣，“有用”的課本、工具書、技能手冊被奉為圭臬，而哲學、詩歌、經典小說則往往因為“無用”而被打入冷宮。

這種分類的本質，是將人降格為功能化機器——只追求效率與產出，卻漠視靈魂的震顫，結果則是“無用之書”式微，精神世界淪為廢墟。

市場總是能精準地掌控人們的需求，面對浮躁人群的知識焦慮，社交媒體上“五分鐘讀完《百年孤獨》”“三句話總結康德”等內容泛濫，既減緩了知識焦慮，還能讓看客以讀書人的身份自居，省時省力，不耽誤社交、娛樂和刷短視頻。

當人們用“效率”衡量閱讀價值時，《戰爭與和平》的厚重與《卡拉馬佐夫兄弟》的艱澀，自然被拒之門外，從而使深刻思想淪為快餐式消費。

對于這樣的擔憂，營銷也有對策。比如給一些暢銷內核的圖書披一件“人文”的外衣，用贗品，讓你輕松接受還能得到自以為深刻的幻象。

叔本華曾告誡“別碰那些暢銷書”，我們也需要重新審視“開卷有益”的古訓。

一方面，要明確所謂的“無用之書”往往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對于人格完善、思想深邃、精神豐盈、人生風雅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

另一方面，需要在圖書市場中仔細辨別，選擇閱讀那些真正的“好書”，如果感覺被各種包裝和宣傳方式迷惑得難以選擇，就先避開暢銷書，最為穩妥地選擇經典作品。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親自閱讀，不要在“吃別人咀嚼過的甘蔗”中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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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人文藝術教育研究和實踐中，筆者發現，長期的應試教育馴化，不僅讓學生變得執著于被動記憶，不敢主動思考，而且在語文學習中形成的習慣，會影響很多人的閱讀方式，成為修養提升和思維拓展的一種障礙。

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表現：

其一為僵化的閱讀方式，即將文本視為待解剖的尸體，而非躍動的生命。

這樣的解剖式閱讀，尤其對于文學作品來說，是一種災難性的存在。

作家劉亮程就說“有些語文老師常把文學講死”，“他們采取的往往是一種屠宰式的課文欣賞教學方式，先把一篇作文分段肢解了，大卸八塊，然后逐一解讀。”

在劉亮程看來，好的課文首先是有生命的：“貫穿一篇文章的情感和氛圍是她的氣息。她有溫度，有情感，有脈搏，有心跳。我們閱讀時會被她感動，這正是文章最有價值，也最值得我們仔細體味和學習的，而不是簡單地總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

這種訓練使人喪失對文字美感的直覺，淪為技術分析員。一旦形成習慣，即便離開校園，每每閱讀作品，也會不自覺地拿起思維的手術刀，將一個原本有生命的作品拆解為一個個器官標本。

其二是“膜拜式”閱讀造成的思考權讓渡。

本來，我們對于書就有一種天然的敬畏，應試教育背景下的教科書更有著毋庸置疑的權威性。

長期的教育讓許多人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對每一本書都抱著“學習”的態度去讀，頂禮膜拜，全盤接受，不敢質疑也不想質疑，等于將思考權拱手讓人，久而久之，他們的頭腦就成了一個U盤，聰明者也就是移動硬盤，只會存儲，不會運算。

假如放棄了思考，所讀的書只會讓人滿腦子“標準答案”，卻不能內化，不會變通，更難以創新。儲存的“知識”越多，越可能成為身體的負擔，而非前行的動力。

學者徐賁說不思考有三大后果：輕信、盲從、被洗腦。

有人評價這是“不讀書”造成的惡果，而事實上你會驚訝地發現，他們中的很多人讀過不少的書，也有很多人擁有較高的學歷。

愛因斯坦有句非常有名的話：“大學教育的價值不在于記住很多事實，而是訓練大腦會思考。”讀書的價值不也是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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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對閱讀的沖擊不僅力量強大，而且幾乎是全方位的。

它用一些無聊的短視頻占據了時間，浮躁了人心，用碎片化閱讀代替了系統的閱讀，用信息灌輸掩蓋了知識獲取……

更為嚴重的是，即便你是在認真閱讀，但被算法控制后，人的思維會進入“信息繭房”到“意義監獄”的雙重牢籠。

當我們沉浸在信息沖浪的快感之中，大數據的精準推送形成的個性化“投喂”又會讓我們受困于認知孤島，以為在毫無阻隔的互聯網上的所見即世界，殊不知你的所見不過是你所“愛見”。

美國社會學者伊萊·帕里澤在《過濾泡》中說，算法推薦根據用戶的偏好、行為和興趣提供相應內容，導致用戶只能看到符合自己喜好的信息，而忽略多樣化的視角，形成一種類似“過濾氣泡”或“信息繭房”的狀態。

社會學家周雪光在《主體間意義、象征世界與社會學研究》一文中提出：比信息封閉更可怕的是“意義繭房”，就是人們用固有思維框架去解讀詮釋信息。

換言之，信息繭房是意義繭房自我選擇的結果。不是信息導致意義解析不同，而是相反的因果關系：思維定式導致信息的不同意義。

因此，他認為意義繭房比信息繭房更為危險，因為信息繭房可以隨信息的增加或改變而得到突破，而意義繭房，新的信息經過原來的意義框架來印染和解讀，不但不能打破，而且有可能會強化。

這種預設觀點的思維定式一旦形成，即便是離開互聯網，也會帶著觀念框架去讀書，將所讀的一切都消化成了固執己見的養分，這就等于進入了一個意義監獄，將思維自我囚禁，而難以獲得新知，無法拓展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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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幾點，是當今閱讀所面臨的困境，其實也是一部分人的思維困境。

突圍的方式說起來非常簡單，但真正實現，或者說真正大范圍實現，卻并不容易。但為了防止滑入低智甚至反智的泥淖，我們必須突圍。

而破局之道，在于重拾“無用的勇氣”——甘愿為一部優秀小說耗費整夜，為一首動人的詩歌淚流滿面，為一個新穎的觀點拍案叫絕。

同時，我們還要保持一種定力，不被時髦誘惑，不被潮流裹挾，用平靜的內心擁抱經典，投入地被它們熏陶、浸潤、感動乃至激發。

我們需要重新明確“知識”這個概念的本義，“知”是“知道，了解”，而“識”，則為“辨別圖形（或事物）的形狀和細節，并用言語描述之”。

也就是說，我們頭腦中儲存的，只能是“知”，具有了辨別并表述的能力之后，才能稱為“知識”。也難怪，有人將知識分子，稱為“知道分子”。

孔子也曾說“君子不器”，我們不是工具，因而閱讀之時，頭腦必須保持運轉狀態，思考而且是主動思考，對文字學會用感知取代解剖，對觀點敢于懷疑甚至質疑。

因為，文字信息需要經過思考分析整理，才能成為“知識”。而知識，也只有經歷了主觀的熔化鍛打，才能變為思想。

當算法企圖將人類壓縮為數據點，我們也必須明確，唯有深度閱讀能讓我們重新觸摸思想的棱角。

因而需要錨定自己的心境，讓互聯網成為自己獲取新知、提升自我的工具，以開放的姿態，兼收并蓄，用深度思考抵御信息洪流，吸納不同的觀點，找到真知灼見，而不被以流量和營銷為目的的歪理邪說蒙蔽蠱惑。

林語堂說，讀書是為了“開茅塞，除鄙見，得新知，增學問，廣見識，養性靈”，只有選擇真正的好書、認真仔細地閱讀、主動深入地思考，才能實現這樣的目的。

本文作者：馬永安，山東第二醫科大學人文藝術教育中心主任、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家、策劃人、綜藝戲劇編導。

來源：《當代教育家》2025年04月第04期[上半月]（節選）

圖文排版| 孫彥晗

初次校對| 孫彥晗

二次審核| 董慧慧

最終審核| 張雪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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