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的上海街頭，總能看到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兒，脖子上掛個報袋，手里攥著報紙，在弄堂口扯著嗓子叫賣。這小伙叫朱鴻興，每天天不亮就蹲在報館門口等報紙，刮風下雨都不歇著。他心里就一個念頭：多賣幾份報，給養父母寄點錢，讓老家的姐姐能添件新衣裳。

這天晌午，朱鴻興正踮腳往電車上遞報紙呢，突然聽見有人喊他名字。扭頭一看，養父母氣喘吁吁地從街角鉆出來，身后還跟著三個穿長衫的陌生人。朱鴻興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趕緊跑過去扶著養父老朱：“爹，娘，你們咋來了？” 可還沒等他接過娘手里的包袱，穿長衫的人就開口了，語氣又熱乎又鄭重：“小兄弟，我們是從延安來的，你親生父親是劉少奇，今天特來接你回家。”

這話像顆炸雷在耳邊響，朱鴻興手里的報紙 “撲簌簌” 掉在地上。他當然知道自己是抱養的 —— 十來歲時，養父酒后說漏過嘴，只說親娘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沒了，親爹遠在外地干大事。可誰能想到，這 “干大事的親爹” 竟是人人敬仰的劉少奇？他盯著陌生人胸前的布證，指甲都快掐進掌心了，腦子嗡嗡響：“我叫朱鴻興，在這賣報賣了三年，突然說我是劉家的兒子？”

故事得從十六年前說起。1930 年冬天，哈爾濱一家小旅館里，何寶珍咬著牙生下個大胖小子。孩子他爹劉少奇，早在三個月前就奉組織命令去了沈陽，只留她一個人挺個大肚子躲白色恐怖。孩子剛出滿月，哈爾濱的黨組織就遭了大難，特務挨家挨戶查 “赤色分子”。何寶珍連夜縫了個布兜，把孩子裹得嚴嚴實實，跟著逃難的人群擠上了去上海的火車。

好不容易在上海法租界租了間亭子間，一家三口團聚了沒兩年，1932 年秋天，劉少奇又接到密信，要去中央蘇區主持工作。那天晚上，何寶珍抱著孩子站在弄堂口，看著丈夫的背影消失在路燈下，怎么也想不到，這一別就是永訣。

為了掩護身份，何寶珍在霞飛路小學謀了份代課老師的差事。白天給孩子們上算術課，晚上就揣著傳單去工廠區撒。1933 年 3 月的一個雨夜，她剛走到弄堂口，就看見電線桿子底下蹲著兩個穿黑大衣的人，袖口露出的白手套跟特務平時戴的一模一樣。她心里 “咯噔” 一下，快步往家走，一進門就把孩子塞進衣柜，又把藏在墻縫里的油印機零件砸成碎塊，倒進馬桶沖掉。

正忙著呢，樓下傳來砸門聲。何寶珍扒著窗戶往外看，只見六七個特務舉著槍，把整棟樓圍得水泄不通。她急得直掉眼淚，忽然聽見對門房東太太在走廊里咳嗽 —— 這是平時約好的暗號。她猛地拉開門，把三歲的兒子塞進房東太太懷里：“張嬸，這孩子叫毛毛，過兩天有個穿灰布衫的人來接，您千萬幫我護住他！” 說完，她把圍巾往頭上一蒙，大步往樓梯口走，迎面撞上沖上來的特務。

這一去，何寶珍就沒再回來。她被關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敵人用竹簽子扎手指、灌辣椒水，想逼她說出上海地下黨的名單。可她咬著牙說：“我就是個教書的，啥都不知道。”1934 年秋天，叛徒指認她是 “共黨要犯”，敵人把她押到雨花臺，槍響時，她兜里還裝著半塊沒吃完的硬餅，那是留給兒子的。

再說小毛毛，房東太太當天夜里就把他送到了地下黨員姚慶玲家里。姚慶玲看著孩子凍得通紅的小臉，心都揪起來了，連夜坐火車把他送到江蘇江都的鄉下，交給了老實巴交的農民朱文玉。朱文玉和媳婦結婚八年沒孩子，見懷里的娃娃撲棱著小手沖他笑，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他給孩子取名朱鴻興，又把家里唯一的母雞殺了，熬了鍋湯給娘倆補身子。

在朱家，鴻興跟姐姐鴻樓最親。姐姐比他大五歲，每天背著他去河邊挖野菜，把窩頭掰成兩半，把軟和的一半塞給他。朱文玉起早貪黑地種地，農閑時就去鎮上做泥瓦匠，賺了錢先給鴻興買識字本。有一回鴻興出疹子，半夜發起高燒，朱文玉背著他跑了十里路找大夫，自己累得暈倒在藥店門口。

1943 年，日本鬼子在鄉下 “清鄉”，燒了朱家的草棚。13 歲的鴻興攥著養父的手說：“爹，我去上海找活干，賺了錢寄回來。” 就這樣，他跟著同鄉進了城，在報館當學徒，每天睡在庫房的地板上，啃著冷饅頭賣報。他不知道，此時千里之外的延安窯洞里，劉少奇正對著一張泛黃的照片發呆 —— 那是 1931 年在上海，何寶珍抱著襁褓中的毛毛，在弄堂口拍的全家福。

直到 1946 年春天，周總理親自批示尋找劉少奇失散的兒子。地下黨花了三個月時間，才在江都鄉下找到朱文玉。當工作人員拿出劉少奇的親筆信時，這個曬得黝黑的農民手都在抖。信里寫著：“感謝你們撫養小兒十余載，若他愿意認親，望成全我們父子團聚……”

朱文玉蹲在門檻上抽了半宿旱煙，第二天把鴻興叫到跟前，從懷里掏出個紅布包，里面是當年姚慶玲留的字條。“興啊，” 他嗓子啞得厲害，“你親爹是做大事情的人，在延安打鬼子、鬧革命。你娘……” 他沒說下去，只是把字條塞進鴻興手里，“去看看吧，看完了要是想回來，爹還給你留著屋。”

那天晚上，朱鴻興在黃浦江邊坐了一夜。江風吹著他胸前的報袋，里面還裝著給養父母買的治腿疼的膏藥。他想起養父瘸著腿送他進城時，說的那句 “好好學本事，別給咱莊稼人丟臉”；又想起上個月收到的家信，姐姐說給她做鞋的布料夠了，讓他別再寄錢…… 天快亮時，他摸出褲兜里的鉛筆，在報紙邊角寫了句話：“爹，娘，我去看看就回來。”

在延安的窯洞里，劉少奇見到兒子的第一眼，嘴唇直哆嗦。他伸手想摸摸鴻興曬黑的臉，又怕嚇著孩子，手懸在半空好一會兒，才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像你娘，眼睛像。” 那天晚上，父子倆圍著火盆說話，鴻興掏出懷里的布包，里面是養父母塞給他的咸雞蛋，還有姐姐繡的鞋墊。劉少奇捏著鞋墊上歪歪扭扭的 “平安” 二字，眼眶紅了：“替我謝謝他們，等全國解放了，我帶你們回老家看他們。”

后來，朱鴻興改名劉允若，在延安中學插班讀書。他每個月都給養父母寫信，說自己學會了打草鞋，說食堂的小米粥真香，說親爹每天早上都要檢查他的作業。1950 年，劉少奇托人給朱家捎去兩袋白面，還有一封親筆信，信里寫著：“鴻興能有今日，皆賴你們夫婦養育之恩，這份情，我們全家永記在心。”

在父親的嚴格教導下，劉允若從哈爾濱工業大學讀到蘇聯莫斯科航空學院，每次考試卷都會寄回北京給父親看。有一回他因為成績拔尖想轉專業，劉少奇寫信批評他：“搞技術不能挑肥揀瘦，就像農民種地，得先把地耕好，才能談收成。”1960 年回國后，他一頭扎進導彈設計實驗室，常常戴著老花鏡畫圖紙到后半夜，同事們都不知道他是 “高干子弟”。

1967 年，劉允若因病去世，年僅 37 歲。他的遺物里，有個褪了色的布包，里面裝著養父母的照片，還有一張泛黃的上海報紙 ——1946 年那天，他就是用這張報紙包著給養父母的信，踏上了認親的路。

這個從賣報童成長為導彈工程師的男人，這輩子有兩個家：一個給了他生命和信仰，一個給了他溫暖和底氣。何寶珍在雨花臺倒下時，手里攥著的或許不只是對兒子的牽掛，還有對千萬個像朱文玉這樣的普通家庭的信任 —— 正是這些默默托舉著革命后代的老百姓，用粗糲的手掌和溫熱的心，撐起了一個國家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