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民族博覽

在上海宋慶齡故居陳列館，宋慶齡給鄧廣殷的遺囑，被刻成牌匾，靜靜地陳列著。大多數參觀者往往不會注意，當然更不知曉這份曾密存瑞士銀行保險箱中的遺囑的來龍去脈。

在遺囑中，宋慶齡將自己北京和上海兩處住宅中的全部藏書贈送給鄧廣殷。而在宋慶齡全部私人財產中，這是最珍貴、最有價值的部分。

鄧廣殷是何許人也？為什么宋慶齡要把珍貴的藏書全部饋贈給他？

鄧廣殷獲贈宋慶齡全部藏書絕非偶然

鄧廣殷出身世家，是香港鄧崇光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全國政協第六、七、八、九屆委員，上海宋慶齡基金會理事，也是中國福利會的前身—保衛中國同盟的領導人鄧文釗之子。

鄧家與廖家是親戚。鄧廣殷的母親何捷書是何香凝的侄女。其父鄧文釗早年讀書時曾與在香港避難的廖承志、廖夢醒姐弟共同生活過一段時間。

1938年，廖承志在香港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經常約友人到鄧文釗家聚會。此時的鄧文釗已從劍橋大學畢業，擔任華北銀行經理。廖承志將鄧文釗作為可靠的同志推薦給宋慶齡，并一起創辦保衛中國同盟（即今天的中國福利會）。宋慶齡任中央委員會主席，鄧文釗任中央委員兼司庫。鄧傾其所有，還提供自家客廳與游泳棚作為宋慶齡接待重要賓客的場所。為保盟解決車輛和交通運輸等問題，還騰出自家2個大倉庫給保盟使用，專門堆放準備向抗日根據地轉運的救援物資。海外大宗捐款和救援物資全部由他親自接收并轉往抗日后方和延安。他利用富商的身份，出面為中國共產黨主辦了《華商報》。新中國成立后，鄧文釗擔任了廣東省財政廳副廳長、副省長。1971年1月去世。

新中國建立后直至改革開放前的很長時間里，物資供應始終匱乏，鄧家父子通過香港渠道，源源不斷地向宋慶齡提供她所需要的物品。宋慶齡曾多次表示無法報答她的感激，稱鄧家父子依然擔當著“司庫”的職責。

宋慶齡生前將鄧廣殷視為干兒子，從1971年起給鄧廣殷寫信，自1971年至1980年的十年時間，共給鄧廣殷寫了189封信，在信中親切地稱他為“BB”。

鄧廣殷將宋慶齡遺囑密存瑞士銀行

1975年2月，鄧廣殷收到宋慶齡于1975年2月18日從北京寄來的一封短信：

親愛的廣殷：

我匆匆寫這幾行字是要告訴你，我們接到通知，現在到這個月底有二次6級左右的地震，中心在北京……

我已經寫好了遺囑，但是我想單獨寫一張由你保管。

信中附了一份專門為鄧廣殷而寫的遺囑，用的是英文。但其中兩處特別使用了括弧，里面注上中文。這兩處是：（遺囑）和（鄧廣殷同志）。遺囑內容如下：

“我的遺囑1975-2-18。萬一我遭遇不測，我決定將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號家中的所有藏書移交給恩斯特·鄧作紀念，以回報他對我的所有善意。宋慶齡北京。”

鄧廣殷收到宋慶齡寄給他的遺囑后，認為事關重大，決定密不示人，妥善保管。那時，他的女兒鄧勤在瑞士洛桑旅游管理學院學習，他正準備前往探望。于是他立即攜帶遺囑來到瑞士，將其存入銀行的保險箱中。

鄧廣殷把宋慶齡全部藏書捐贈國家

1981年6月由鄧穎超起草的《執行宋慶齡遺囑的辦法（草案）》第五條寫明：鄧廣殷已有聲明，所贈書籍不接收，交公處理。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1年5月，鄧廣殷突然接到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緊急通知，讓他即刻趕往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宋慶齡病危。他每天去探視，直到5月29日宋慶齡去世。當年宋慶齡讓他勿將遺囑之事告訴他人，因此，直到追悼活動結束，他只字不提遺囑。國外來的親戚、朋友都走了，他也打算回香港。此時廖承志讓他不要走，再多住些日子。他每天到廖承志家喝喝茶，聊聊天。直到鄧先生母親急了，問為什么不讓鄧廣殷回來？寫信向北京要人。于是，有一天，廖承志把鄧廣殷叫到家里，問他，有無宋慶齡的遺囑？

鄧廣殷答，有的。但他未帶在身上，也不準備出示遺囑。

廖承志問鄧廣殷打算怎么辦？

鄧廣殷事先并無思想準備，便順口回答：“要不捐給國家？”

廖承志馬上說：“好，你把這個意思寫下來。寫個捐贈報告。”

鄧廣殷表示自己不懂格式，要求廖承志幫忙代寫。

于是，廖承志當場擬就一份草稿。廖承志要求鄧廣殷依葫蘆畫瓢，馬上照抄一遍，并簽署名字。

隨后，廖承志立即收起鄧廣殷簽過名字的捐贈報告。為此舉辦的捐贈儀式事后由時任中國福利會名譽主席康克清主動提出，并且堅持安排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