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九歲圍棋少年朱某鑫跳樓自殺的新聞引發關注。作為母親，我看到未成年人自傷、自殘、自殺事件，在害怕自己孩子可能因照顧不周產生偏激想法的同時，也為這些孩子感到痛心。近年來，未成年人類似事件比過去增多，或許是如今孩子承受的壓力更大。一個九歲孩子從出生被父母拉扯長大不易，何況他還是祖國未來、優秀可愛的孩子，即便作為普通人，一條生命的隕落也應引起高度重視。

分析報道可知，因父母離異，朱某鑫父親常暴打他。由此推測可以推測以下幾個信息，一是父母離異，二是孩子撫養權歸父親，三是孩子已年滿八周歲。之所以強調八周歲，是因為離異家庭中，獲得撫養權一方與孩子共同生活，未獲得撫養權一方需向法庭申請探望權，而正常探望需兩個因素——有撫養權一方的支持配合，以及孩子不拒絕探望人。實際案例中，未共同生活一方實現探望權常遇困難，原因并非孩子不愿，而是與孩子共同生活一方通過打罵、威脅、恐嚇等方式控制孩子，如“不許跟他見面，不然就打你、不要你、不管你”等，成年人震懾孩子很容易。

這種威脅恐嚇對八歲以上孩子更“管用”，因為《民法典》規定，八周歲以上孩子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法庭會聽取其表達。若孩子不滿八歲，其“不想見媽媽”的表達可能不成立，因其屬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意見未必被采納。法律如此規定本意是保護未成年人權利，但現實中，卻可能成為與孩子共同生活一方控制孩子，甚至借不讓對方探望打擊報復另一方的“武器”。我作為律師代理的案件中，相當一部分有類似情況。

不清楚孩子媽媽是否能正常探望孩子。假設媽媽能正常探望，孩子若遭長期持續毆打控制，很可能會向媽媽傾訴，媽媽作為監護人，有權提出變更撫養權，將孩子帶到身邊更好保護。此外，孩子父親長期打罵孩子，難道沒有人管？新聞中提到，周圍家長、圍棋培訓機構老師曾勸過孩子父親，孩子下棋贏了被打罵、打擊，輸了更甚，孩子臉上看不到該年齡段應有的笑容。

幾年前，國家九部門出臺強制報告制度，旨在保護未成年人無法表達需求時，由周圍發現者舉報、控告、投訴以提供幫助。九部門包括檢察院（常作為未成年人支持起訴機關）、監委、司法局（指向律師提供法律援助）、婦聯、共青團、醫院、學校等。以醫院為例，醫生診療孩子傷情時，若發現非磕碰傷而是人為毆打，需作為第一責任人向上級報告，未及時報告將受處罰。北京地區已將強制報告部門延伸至11個，覆蓋賓館、網吧、學校、幼兒園、診療機構、法院等場所，相關部門發現孩子處于危險困境需投訴舉報。未成年人是屬于弱勢群體，他們無法發出吶喊的時候，有看到處于這個困境當中的兒童需要得到幫助的現狀，那相關部門就應該積極做出回應。需要強調的是，相關部門如果發現了這種情形，沒有及時向上級單位進行報告的話，是要受到處罰的。

可見從制度上已經織密了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種種措施，但為何這起案件中沒有看見充分報告痕跡？這可能與“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文化觀念有關。也可能是因為當下對未成年人教育處于急功近利的狀態，父母過度追求培養孩子成神童、天才，把成為一個優秀的人作為首要目標。對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卻鮮有人能夠把他當作第一要務進行關注。周圍人在羨慕孩子父親培養出神童時，未設身處地關注孩子真實處境，否則，哪怕有一次報告，或許悲劇可避免。

《民法典》規定了撤銷監護人制度，監護人第一要保護未成年人的身體健康，第二要保護未成年人的財產的安全。若監護人積極實施如毆打、殘害的損害行為，或者消極履行監護義務，不提供飲食、教育、醫療，或有其他兜底情形，其監護資格將被撤銷。

監護資格撤銷后，民政部門會聯系其他有監護能力的人，如孩子母親、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親屬，優先由親人繼續履行監護義務，因血緣關系者能更好滿足孩子生活、身體、心理需求并提供基本成長物質條件；如果沒有合適親屬，政府也有相關制度兜底，民政部門將擔任監護人，并委托有撫養能力的福利機構，確保孩子健康成長。其實整個設計中是有完善的制度的，但制度的落實是否到位？這個孩子的命運，或者說他今天的處境已經回答了我們今天的問題。

我是張荊律師，我們今天就聊到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