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鑒定不應是罪惡的遮羞布：以周易案審視司法正義的底線！

24歲女幼師當街被刺身亡，遇害時正和母親視頻通話！2025年5月22日晚，周易的母親告訴記者，兇手條理清晰不像是精神病人，目前他們正在申請對兇手進行第二次精神鑒定。

據周母介紹，女兒周易今年24歲，大學畢業后在廊坊市廣陽區一家幼兒園做老師。2025年2月26日晚8時許，24歲的女幼師周易，夜晚下班回家途中，遭陌生男子刺殺13刀不幸身亡。

周母說，事后她了解到，兇手為一名34歲的男子，是背著一把長刺刀作案，女兒被刺了13刀，目前兇手已被抓獲。據她了解，兇手作案回家后還洗澡換了衣服，清洗了兇器。

兇手對作案對象進行了挑選，看到周易一個人特別瘦弱就選了她下手。此前，兇手曾被鑒定有精神疾病，她不認同。目前家屬正在申請對兇手進行第二次精神鑒定。

一柄長刺刀穿透的不只是24歲幼師周易年輕的生命，更刺穿了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任。當這位即將與母親共度節日的姑娘在視頻通話中發出最后慘叫時，34歲的行兇者已經完成了從"精神病人"到殺人機器的蛻變。

這起惡性案件折射出的，不僅是精神鑒定制度的漏洞，更是對生命價值認知的集體叩問。

一、精神鑒定異化：從醫學診斷到司法籌碼

司法實踐中，精神鑒定正日益演變為刑事辯護的"黃金籌碼"。數據顯示，我國重大刑事案件中提請精神鑒定的比例從2010年的5.7%攀升至2022年的18.3%，而最終被認定不負刑事責任的比例卻始終穩定在3%左右。這種"廣撒網"式的鑒定申請背后，隱藏著對司法程序的技術性操弄。在周易案中，行兇者作案后冷靜清洗兇器、更換衣物的行為，與其聲稱的"精神疾病"形成鮮明反差，這種矛盾恰是精神鑒定制度被濫用的典型注腳。

醫學與法學的認知鴻溝在此案中暴露無遺。臨床上"間歇性精神障礙"的診斷標準，在司法層面可能異化為脫罪工具。2018年上海殺妻藏尸案中，兇手朱曉東以"激情犯罪"為由企圖脫罪；2021年大連寶馬撞人案，肇事者劉某雖經鑒定存在精神障礙，但法院最終仍判處死刑。這些案例揭示，當醫學診斷遭遇司法裁量時，必須建立更嚴密的審查機制。

二、生命權平等：超越精神異常的絕對價值

在周易被刺13刀的創口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肉體創傷，更是對生命尊嚴的踐踏。刑法第18條關于精神病人刑事責任的規定，本意是體現人道主義關懷，但在實踐中卻可能形成"精神異常即免責"的認知偏差。這種偏差導致的結果，是讓1700萬精神障礙患者群體中的極少數危險分子，獲得了傷害他人的"特許狀"。

比較法視野下的啟示發人深省。美國"麥納頓規則"要求被告必須完全喪失辨認能力才能免責；德國刑法雖保留對精神病人的寬宥條款，但配套以強制醫療等保安處分。反觀我國司法實踐，在"免死金牌"的爭議背后，實質是對生命權保護的不平等——當精神病人的權益被過度強調時，普通公民的生命安全反而淪為次等權利。

三、司法正義重構：在人性與理性間尋找平衡

建立分級責任制度已成為當務之急。對于經鑒定具有部分刑事責任能力者，應當建立"限制減刑+強制治療"的復合處遇機制。參考日本《醫療觀察法》創設的"治療處分"制度，既承認行為人的精神狀況，又確保其社會危險性得到有效控制。這種制度設計既能避免"一刀切"的司法僵化，又可防止精神鑒定淪為脫罪工具。

公眾安全權的保障需要制度創新。建議在刑事訴訟中引入"雙重鑒定"機制，建立由法院隨機指定的鑒定機構庫，對重大案件實行背對背鑒定。同時借鑒法國"保安拘留"制度，對具有持續危險性的精神障礙犯罪人實施終身監管。這些措施既維護了司法公正，又守護了社會安全底線。

四、站在司法改革的十字路口，我們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極端選擇，而是建立更具精細化的責任體系。

周易案提醒我們，當精神鑒定成為程序正義的裝飾品時，實質正義就會在技術主義的迷霧中迷失方向。唯有構建起生命權絕對優先的司法倫理，讓每個公民都能平等地站在法律的天平上，才能真正實現對"免死金牌"現象的根治。這不僅是對逝去生命的告慰，更是對法治文明的莊嚴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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