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歲，人生才剛剛展開畫卷，廊坊女幼師周易卻在一個平常的夜晚，生命戛然而止。她在下班回宿舍途中，遭陌生男子刺殺13刀，僅僅因為身形瘦弱就被兇手選為作案對象。更令人痛心的是，兇手作案后回家洗澡換衣、清洗兇器，如此冷靜的行為卻被初次鑒定為有精神疾病，這讓整個事件的真相撲朔迷離，也讓公眾的憤怒與疑惑達到頂點。

在現代醫學體系中，判斷間歇性精神病人在行兇時是否具有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是一個復雜且充滿爭議的問題。醫學標準上，需判斷行為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且處于發病期；心理學角度，要考量其是否因疾病導致實施危害行為時無法辨認或控制自身行為。然而，現有的檢測手段和評判標準并非無懈可擊。一方面，精神疾病的診斷不像生理疾病那般有直觀、確鑿的指標，更多依賴于癥狀觀察和主觀判斷。例如，一些偽裝精神病人的人可能通過對癥狀的模仿，干擾鑒定結果。另一方面，間歇性精神病人發病時間的不確定性，以及在作案瞬間精神狀態的難以捕捉，都為精準判斷增加了難度，使得“現有醫學是否能百分百證明其行兇時狀態”成為一個巨大的問號。

法律一直強調以人為本，這無疑是正確且充滿人文關懷的理念。但在實際執行中，當“以人為本”的天平過度傾向于犯罪嫌疑人，尤其是那些被鑒定為有精神疾病的人時，卻讓無辜的受害者及其家庭承擔了難以承受之重。在周易案件里，一個鮮活的生命消逝，一個家庭的希望破滅，兇手卻可能因“精神病”鑒定而逃脫應有的刑事制裁，這對受害者公平嗎？法律的人性化不能以犧牲受害者的權益為代價，不能讓受害者及其家庭成為彰顯法律“寬容”的犧牲品。

法律，本應是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是保護公民權利的堅固壁壘。對于精神病人犯罪的處理，必須在保障人權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之間找到平衡點。如果真的能夠證實行兇者在作案時確實無法辨認或控制自己的行為，那么家屬承擔所有民事賠償責任是應有之義，這既是對受害者的經濟補償，也是對其家庭痛苦的一種慰藉；而若無法明確證明，行兇者就必須承擔刑事責任，絕不能讓“精神病”成為免罪金牌，讓受害者白白付出生命的代價。

該案不是個例，它只是冰山一角，背后反映出的是法律在精神病人犯罪認定與處理上的漏洞和不足。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和完善相關法律條款，優化精神疾病鑒定程序，提高鑒定的科學性和準確性，避免別有用心之人鉆法律的空子。同時，法律在追求人性化的過程中，絕不能忘記其根本使命——保護每一個公民的合法權益，讓正義得以伸張，讓受害者不再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