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書記，我就在合肥火車站。”1964年正月初二早晨八點，商丘地委書記紀登奎握著公共電話的話筒，寒風中呼出的白氣模糊了玻璃電話亭，“給您拜年來了。”電話那頭沉默了三秒，傳來李葆華帶著笑意的回應：“老紀啊，你這人做事總讓人猜不透！”

這場突如其來的拜年背后，藏著一場關乎兩省數百萬人生死的較量。李葆華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另一個身份是李大釗的長子。這位在晉察冀邊區抗日根據地錘煉出的鐵血書記，此刻正坐在家中客廳，望著墻上父親李大釗手書的“鐵肩擔道義”發怔。他知道紀登奎此行絕非單純拜年——去年夏天商丘遭遇百年洪災，眼下兩省交界處的水利矛盾已到劍拔弩張的地步。

紀登奎裹著舊軍大衣走進省委大院時，積雪在布鞋底下咯吱作響。他身后跟著的河南省水利廳廳長抱著厚厚一摞圖紙，像捧著隨時可能引爆的炸藥包。李葆華迎到門口，兩個北方漢子的手剛握在一起，就互相較勁似的搖晃了三下。客廳火盆烤得人臉上發燙，李葆華接過圖紙時突然說了句：“安徽堵了河南的水，你們是來拆壩的吧？”

這話讓空氣瞬間凝固。紀登奎端起茶缸猛灌兩口，喉結劇烈滾動著：“去年商丘淹了四十二萬畝地，七萬間房子泡塌。老百姓端著救濟糧說‘共產黨比親爹娘還親’，我這當書記的聽著心里直滴血！”他從中山裝內袋掏出張照片——泛黃的畫面里，三個孩子蹲在泥墻根下分食半塊紅薯。李葆華的指尖在照片邊角摩挲出褶皺，想起父親就義前夜說的那句“要替老百姓爭個活路”。

兩省水利干部在八仙桌上攤開地圖時，鋼筆和茶杯都成了臨時鎮紙。密密麻麻的堤壩標記像蜘蛛網困住豫皖邊界，安徽1958年修建的九千多道水利工程，把商丘的洪水生生憋成了懸在頭頂的堰塞湖。“淮北去年也遭了災。”安徽省水利局長突然插話，“真要全拆了壩，我們的稻田就成龍王廟了。”紀登奎的茶杯重重磕在桌面上：“不是拆壩，是開條新河道！把洪水引到洪澤湖去。”

這話像往油鍋里潑了瓢冷水。李葆華突然起身走到窗前，望著院子里玩耍的小孫子。玻璃上的冰花折射出奇異的光斑，恍惚間他看見父親在北大紅樓講課的身影。“當年我爹辦《新青年》，多少人罵他離經叛道。”他轉身時眼里有火苗跳動，“治水不比辦雜志容易，但要是不敢破局，咱們就白扛了共產黨員四個字！”

接下來的六個小時，兩省干部用紅藍鉛筆在地圖上畫出十七道折線。當最后一道弧線連接商丘與洪澤湖時，暮色已經染紫了窗紙。李葆華突然拍著紀登奎肩膀大笑：“你這哪是拜年？分明是給老哥送了個燙手山芋！”笑聲驚飛了屋檐下的麻雀，雪沫子簌簌落在窗臺上。

五個月后，十萬民工在豫皖交界處擺開戰場。紅旗卷著黃沙獵獵作響，“豫皖人民心連心”的橫幅被暴雨澆透又曬干。1969年新汴河通水那天，紀登奎蹲在河堤上抓了把濕潤的泥土，指縫間漏下的黑土里混著去年洪災留下的沙粒。下游三百里外的李葆華正盯著水文監測儀，當指針穩穩停在安全線以下時，他摸出珍藏的竹葉青，給兩岸所有工程指揮部各寄了半瓶。

如今驅車經過新汴河大橋，還能看見堤壩上嵌著的青石界碑。風吹雨打模糊了字跡，但“豫皖共筑”四個楷體字依然清晰如昨。當年那些在洪水中搶出公章的村干部，那些徹夜研究水文數據的工程師，那些用獨輪車推著救濟糧支援鄰省的百姓——他們或許不懂什么系統工程，卻用最樸素的智慧印證了李葆華常說的那句話：“民心才是最大的水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