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底，蘇聯著名作家米哈伊爾·肖洛霍夫發表了蘇聯衛國戰爭文學第二次浪潮的先驅之作：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又譯《人的命運》）。據說，次年一月，海明威和雷馬克就打來電報，表達了對這位杰出的蘇聯同行的熱烈祝賀。

小說主人公索科洛夫，一個淳樸而堅韌的蘇聯農夫，歷經戰火煉獄，熬過殘酷歲月，在回家路上偶遇一個素不相識的戰爭孤兒。這個家園已毀且一無所有的復員戰士，出于父愛的人道本能，決定收養遺孤，帶著這個毫無血緣關系的孩子，義無反顧地走向戰后的艱苦重生。

短小的篇幅卻涵蓋了主人公從早年蘇俄內戰直到衛國戰爭結束漫長而艱辛的人生歷程，從一個卑微的視角折射出震蕩蘇聯一代人的戰時創痛，更展現了蘇維埃人的堅韌與善良。

這篇被研究界贊譽為“短篇史詩”的戰爭小說中，有一句經典話語后來被廣為流傳：“兩個孤立無助的人，兩粒被無形力量掀起的戰爭風暴拋到異域他鄉的砂礫……又有什么在前方等待他們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俄羅斯人總在路上。肖洛霍夫把硬漢索科洛夫的出場設計在春天回鄉的泥濘途中，寓意那一代俄羅斯人雖還在艱難的路上，但他們對未來仍抱著希望，就像《靜靜的頓河》里的那句名言揭示的那樣：“人靠自己的希望活著”。

《一個人的遭遇》在小說體裁上確有創新：短篇的規模，史詩的意蘊。作者把蘇聯衛國戰爭四年慘烈歲月與一個堅韌不屈的個體磨難濃縮在短小篇幅里，展現出作家驚人的藝術概括力；不僅塑造出蘇維埃式“打不垮的硬漢”形象，也賡續著俄蘇文學崇尚的史詩傳統。

難怪小說的問世會立刻引起海明威的強烈共鳴。

一

盡管肖洛霍夫的文學聲譽是在榮獲世界文學頂級桂冠而達到極致的，但他的文學傳奇卻要比這個獲獎早30余年。

在俄羅斯近代文學史上，類似的傳奇屬于自學成才的“最大痛苦者”高爾基，大文豪在30歲時，其作品發行量可與世界文豪列夫·托爾斯泰比肩。而肖洛霍夫則在25歲時，就接近了這個記錄，他的史詩巨著《靜靜的頓河》的發行量可以與當時蘇聯最出名的作家相媲美。

憑借如此成就，未滿30歲的文壇新秀，就被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選為主席團成員，文學界發出驚呼：“新的托爾斯泰出現了。”

此后，他代表蘇俄作家出訪西歐，宣講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新貌。他訪問北歐國家時，丹麥文學界稱贊他的《靜靜的頓河》堪比托翁《戰爭與和平》。

肖洛霍夫，1905年5月24日出生于頓河流域一個哥薩克家庭，他出身微苦，母親是農奴的女兒，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來自清貧的哥薩克勞動者之家。

因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戰，作家初中就輟學，當過裝卸工，干過泥瓦匠，少年時即參加革命，做過征糧隊員，被白匪抓過，僥幸逃脫；年紀雖小，人生閱歷卻很豐富。

苦難磨礪了未來作家的意志，也給了他在底層觀察多樣人生的天賜良機。

盡管沒有機會專門學習創作，但文學夢想從少年時起，從來沒有離開過他。16歲開始創作，19歲正式發表短篇小說《胎記》，21歲就開始史詩小說書寫，這位來自哥薩克土地上的文學青年的文字，自帶天然去雕飾的泥土清新和野花芬芳，而哥薩克的神秘家族史及曲折命運，更成為吸引讀者的題材優勢。

肖洛霍夫卓絕的文學才華很快被他的文壇貴人，同為頓河哥薩克老鄉、長篇小說《鐵流》作者綏拉菲莫維奇發現，并得到后者高度賞識與推舉。

“哥薩克默默地催馬前進。大道向南伸延開去。橡樹溝的樹林在東方旋轉。野兔腳印的奇異花紋在馬蹄邊閃過。銀河像一條鏤花的哥薩克皮帶，華麗地系在草原的夜天上。”（金人 譯）

這里彰顯著哥薩克文學新人文字多么別致新奇的審美意象啊！不僅頓河原野瑰麗景象的描述，就連頓河草原上天空的形容都浸染著哥薩克風物的鮮明特征。

綏拉菲莫維奇稱贊道：“肖洛霍夫同志的短篇小說就像草原上的鮮花一樣，生氣勃勃，色彩鮮艷。樸素，鮮明，所講的故事使人感同身受，仿佛就在眼前。語言形象，是哥薩克說話所用的那種富有色彩的語言。簡潔，而這種簡潔卻充滿著生活氣息、緊張和真實”（《<頓河故事> 序言》孫美玲 譯）。

自《靜靜的頓河》出版以來，小說被多次改編成影視劇。圖為2015年播出的電視劇《靜靜的頓河》劇照

在綏拉菲莫維奇的舉薦下，這位來自窮鄉僻壤的文學新秀很快步入文壇快車道。

俄羅斯近代以來，文學天才層出不窮，普希金16歲成名，萊蒙托夫20幾歲就寫出傳世經典《當代英雄》，而肖洛霍夫21歲就敢于書寫哥薩克的歷史與命運。短短三年后，《靜靜的頓河》問世了，年輕的蘇聯文學就以這部帶著草原芳鮮的傳奇之作載入世界文學史冊。肖洛霍夫也終于“在文學事業中找到了自我”。

蘇俄文學始于高爾基，鼎盛于肖洛霍夫，這并非偏愛肖洛霍夫的夸張評價。蘇俄建國之初，帶有偏見的西方文學批評者曾經透過有色眼鏡輕蔑正在崛起的無產階級文學；他們哪里知道，就在那時，一個來自底層的初中輟學生在參加革命的同時，已經開始哥薩克鄉土文學嶄新書寫，短篇小說集《頓河故事》就是他立志于自己族群史詩創作的最初嘗試，23歲時就奉獻出一部驚世的史詩巨著。

1965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是：為肖洛霍夫“在描繪俄羅斯人民生活各個歷史階段的頓河史詩所表現的藝術力量和正直的品格”而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

可以說，正是蘇俄文壇培養的肖洛霍夫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西方文學界對蘇聯主流文學的印象；正如德國評論家魏斯柯普夫評價的那樣，“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兌現了年輕的蘇俄文學用自己的作品對開始注視這一文學的西方許下的諾言。證明新文學的發展，新文學因自己的獨特風格而威力無窮，它像俄國一樣遼闊無際，它像蘇聯國內一代新人一樣年輕和堅強不屈。”（孫美玲 譯），誠哉斯言。

他在史詩書寫上的精品，還有反映上世紀30年代蘇聯農村集體化運動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展現衛國戰爭的《他們為祖國而戰》，以及上面提到的計劃要寫成長篇而終以“微型史詩”面世的《一個人的遭遇》；當然，世界文學讀者最熟悉的，還是最具代表性鴻篇巨制《靜靜的頓河》。

二

肖洛霍夫漫長的文學生涯中，《靜靜的頓河》無疑是他最耀眼的文學名片。列寧的戰友、蘇聯教育人民委員、著名的文學家和批評家盧那察爾斯基在對國內外報刊推介《靜靜的頓河》時，宣稱這部長篇小說可與“同時代所有俄國文學的杰作相提并論”。于是，上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從西方的馬德里到東方的上海，世界左翼文學界，都開始關注并翻譯這部蘇俄文學的新的史詩。

魯迅對這部新俄經典的評價頗具中國文評的特色：“然而風物既殊，人情復異，寫法又明朗簡潔”，尤其贊許肖洛霍夫新穎文筆“無舊文人描頭畫角，婉轉抑揚”的做作（《<靜靜的頓河>后記》）；對“明朗簡潔”寫法的贊許，更一語道出了肖洛霍夫對普希金關于小說（散文）寫作要領的準確把握。普希金曾經把“簡潔”視為小說寫作的第一大優點。就忠實傳承民族文學優秀傳統這一點來看，肖洛霍夫年少成名，絕非偶然。

當黑格爾聲言史詩書寫不再適用近代文學創作時，他在俄國的崇拜者別林斯基卻堅信史詩文學依然活著，它就活在長篇小說中。有了俄國小說家們對長篇體裁的偏好，又得力于批評大家的提倡和鼓勵，俄蘇長篇小說超級繁榮就易于理解了，托爾斯泰更是將這種文學體裁推向名副其實的史詩高度，并在新俄時期進一步得到發揚光大。

2023年11月，俄羅斯圣彼得堡馬斯特卡雅劇院的八小時史詩大戲《靜靜的頓河》在上海文化廣場上演。話劇圍繞著那些簡單卻非凡的頓河哥薩克人民，講述了在動蕩社會背景下偉大而又具有悲劇色彩的愛情。圖為《靜靜的頓河》話劇劇照

“震撼世界的十天”（里德語）的十月革命對俄國現代文學產生了轉折性重大影響，它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就是文學史家馬克·斯洛寧在《現代俄國文學史》中指出的“新史詩”體裁在蘇俄文學初建時的盛行；高爾基的長篇小說《克里木·薩姆金》、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費定的《城與年》等長篇小說相繼出版，影響廣泛；促使肖洛霍夫很早就傾向于史詩型書寫的文史語境也正在于此。新歷史紀元必然激發新俄作家們去書寫“史詩般”的社會劇變，更不用說小說家們本來就受到托爾斯泰經典的長期熏陶。

肖洛霍夫涉獵的是戰爭與革命時代哥薩克主題。哥薩克題材在俄國文史上，也并非罕見，普希金就寫過《普加喬夫暴動史》和《上尉的女兒》，十月革命時期，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的主題也是哥薩克的覺醒與新生。而肖洛霍夫在《靜靜的頓河》中能夠以蘇俄文壇新人更青春的視角，以其獨有的哥薩克革命生活體驗，對故鄉族群“殊異”風俗與重大歷史事件及家族史溯源聚焦，在當時同類的題材中自然就別具一格，出奇制勝地閃現出耀眼的創作個性。

《靜靜的頓河》縱跨1912-1922年這十年，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到蘇俄內戰爭結束，展現了20世紀初宏大時空里的社會劇變，作品史詩氣象不言而喻。 1914年到1917年兩個重大歷史轉折的風暴把原本“靜靜的”頓河流域卷入了史無前例的驚天漩渦之中。如果說，托爾斯泰史詩書寫主題是戰爭與和平，那么，肖洛霍夫主題就是戰爭與革命，它們成為《靜靜的頓河》的基本底色。

古老哥薩克民謠《戰后的頓河》作為小說開篇題詞，奠基了肖洛霍夫史詩書寫悲涼而壯烈的基調：

“噢噫，靜靜的頓河，我們的父親！

噢噫，靜靜的頓河，你的流水為什么這樣渾？

啊呀，我靜靜的頓河的流水怎么能不渾！

寒泉從我靜靜的頓河的河底向外奔流，

銀白色的魚兒把我靜靜的頓河攪渾。”（金人 譯）

這部長篇小說的書名受啟發于這首古老的哥薩克民謠，作者引用的這個歌謠片段中，竟高達八次對“靜靜的頓河”反復詠唱，不斷重復的歌詠，加深了讀者對頓河兩岸悲涼歷史的印象。

其實，俄羅斯近代文學中，古老頓河的意象也是俄國讀者熟悉的。俄羅斯“詩歌的太陽”普希金就不止一次寫到頓河。1829年，詩人在《頓河》抒情詩中，以親切詩語贊美過心心念念的這條大河：

“在遼闊的原野上閃耀著的

正是他的洪流！……你好，頓河！

我來自遠方，和你長久的別離；

你的遠方的兒子向你敬禮！

許多河水像是你的小兄弟，

它們都知道你，靜靜的頓河。

……”（查良錚 譯）

頓河的風光及這里農民的英雄傳說給普希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俄羅斯文學前輩有關頓河題材的書寫對肖洛霍夫的深刻影響，不言而喻。用普希金也引入自己詩里的“靜靜的頓河”這個意象作為小說的題目，不僅吸睛無數，更讓俄蘇讀者頗感民族文學的親切。而實際上，在肖洛霍夫這個史詩書寫中，頓河本身也成為具有小說重要結構功能的藝術喻象。

作為蘇俄“新史詩”長篇小說代表作，其新穎之處首先表現在反映頓河草原的革命曲折上，再現在十月革命影響下，頓河流域哥薩克族群生活與社會心理根本性劇變。作者深切體會到社會主義革命從根基上動搖了古老哥薩克宗法體制，將整個哥薩克的生態演變如實地反映在自己筆下。

革命主題首先通過主人公的個人經歷與見識表現出來。麥列霍夫，一個原本淳樸的莊稼漢，先在家鄉務農，后應征入伍，參加一次大戰，立過戰功，但帝國主義的惡戰令生性善良的他十分不滿；與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接觸，讓他在思索人生真諦道路上懂得并認同了一些革命道理，后來他還參加了紅軍騎兵軍并做過師級指揮員。

小說再現了頓河流域蘇維埃政權初建的復雜歷史場景，敘述了哥薩克村落內外的共產黨人為新生活奮斗和英勇獻身的故事，展現了紅軍與白軍激烈戰斗的場面，講述了哥薩克經歷的苦痛與歷史迷津；宣示哥薩克族群與蘇俄廣大民眾一起最終走向了社會主義的新生。寫實而生動的革命書寫，使這部史詩當之無愧地成為蘇聯早期社會主義文學的經典。

蘇俄“新史詩”創作探索，自然脫胎于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史詩書寫傳統，這就是貫穿作品的宏大歷史時空，自覺的歷史意識，深厚的文學人民性，尖銳的批判意識，溫存的人道主義，透視與展現主人公內心世界的“心靈辯證法”。縱觀雄文四卷，《靜靜的頓河》在上述這些方面都深得前輩大師史詩書寫的精髓。

肖洛霍夫把古典史詩精神、悲劇意識有機熔鑄在對蘇俄新時期風貌的描繪中，既展現了哥薩克革命苦痛的經歷，同時又總體預示出哥薩克走向新生的希望前景，在時代主題與傳統體裁處理上達到了嶄新的高度。

三

親歷革命和諳熟哥薩克鄉土風俗，為史詩書寫注入了獨有的新鮮血液。小說中對麥列霍夫的個人命運的描繪，真實揭示了一代革命哥薩克，也包括中農階層（列寧主張要團結的革命對象）曲折的歷史命運。他們在蘇俄歷史風暴中的際遇、動蕩中的困惑，無奈而慘烈的族群撕裂，以及最終的歷史選擇，即他們對蘇維埃新生活的融入，在鴻篇巨制中被展現得那樣驚心動魄，跌宕起伏，令讀者感慨萬千；而男女主人公之間千絲萬縷的悲情糾葛，又敘述得那樣溫情脈脈，委婉動人。作為小說敘事主線的“人情復異”（魯迅語）情愛故事，經哥薩克文學大師生花的妙筆而華麗轉身為世界文學史上風韻獨具的敘事珍品，讓讀者在頓河草原的異域意境中流連忘返，難以釋懷。

1957年上映的電影《靜靜的頓河》劇照

與那些只刻意挖掘史詩巨著的中農階層悲劇意義的批評家和研究家不同，作家本人認為，他屬意要展現的是俄羅斯土地上“人自身的魅力”。一如作家所言，“我在葛利高里·麥列霍夫的身上就想表現出人的這種魅力”。這就很好解釋，為什么作者濃墨重彩地描寫的，又向讀者娓娓道來的麥列霍夫和阿克西妮婭蕩氣回腸的戀情，盡管在道德意義上并非無可指摘，但讀者依然被主人公身上那自然流露出“人的天性魅力”所打動，所吸引。因為，讀者在小說人物身上讀出了迷人的“人的心靈運動”。

流行的觀念認為，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的主人公都是正面英雄形象。雖然《靜靜的頓河》早已進入社會主義文學經典名錄，但麥列霍夫卻是一種例外。他并不是綏拉菲莫維奇的革命隊伍里的郭如鶴，更不是奧斯特洛夫斯基塑造的鋼鐵般英雄柯察金，而是早期革命文學中一個完全另類經典形象。通過這個獨特個性，作家實際上披露了頓河流域的艱難而又充滿生機的歷程。

麥列霍夫不是無產階級英雄，但也不是反面人物，哥薩克富裕中農天性上的正直與善良給予他傾向布爾什維克正義事業的道德基礎；他在戰場上還冒險去營救負傷的情敵斯捷潘，就是明證；他既對初戀的阿克西尼婭忘情執著，也真心眷戀自己家庭；對頓河哥薩克土地更有一份生死依戀；在錯綜復雜的歷史風云中，他絕不忍耐對待哥薩克民眾采取的極左過火的所謂“革命措施”而本能地反叛了，最終悲劇性地徘徊反覆在革命與反革命陣營之間；主人公在時代漩渦中陷入迷途，一無所有，像野狼一樣竄回故土，面對的只有帶給他唯一希望的兒子，畢竟，他也是“靠自己的希望”活著的，而同情他的作者也刻意留給他了這個希望。

同樣，讀者深感惋惜的還有小說里最靚的女主人公阿克西尼婭。她既不同于感傷主義大師卡拉姆津筆下可憐的麗莎，也不是托爾斯泰傾情塑造的安娜·卡列尼娜，蘇俄文學中這朵瑰麗的哥薩克“野花”孤傲地綻放在世界小說的花園里。作為生命贊歌的女性形象，在俄羅斯文學中，自古以來在作家心中就占據重要席位，從《伊戈爾遠征記》的雅羅斯拉夫娜開始，經過卡拉姆津的麗莎、普希金的塔吉雅娜、屠格涅夫的阿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索菲亞、托爾斯泰的娜塔莎、契訶夫的安娜·謝爾蓋耶夫娜、高爾基的弗拉索娃、拉夫列尼約夫的瑪柳特卡，再到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里的阿克西尼婭等，婦女柔情形象都以其獨具的人性魅力感染著讀者。

就讓我們回味再一下肖洛霍夫對阿克西尼婭魅力的展現吧：

“自從割草以后，阿克西妮婭完全變了一個人。姑娘們都嫉妒她，而她卻驕傲地，高高地昂著幸福的，但是恥辱的腦袋”“女人晚來的愛情并不是紫紅色的花朵，而是瘋狂的，像道旁迷人的野花。”（金人 譯）

作家真切同情少女時期就遭受身心摧殘的女主人公，盡情贊美了哥薩克原生態真正愛情的綻放，為她終于得到真愛而謳歌；優美地描摹了俄羅斯勞動婦女阿克西尼婭的真情與勇氣。不過，肖洛霍夫最后卻給“野花”安排了悲劇結局，這是否是作家“代表”阿克西尼婭對小說中另一個更值得憐憫的女主人公、麥列霍夫美麗而悲情妻子娜塔莉亞的“歉意”呢？畢竟，俄羅斯傳統婦女的忠貞、賢惠、善良和理性都集中體現在娜塔莉亞這個經典形象身上。

回溯蘇俄同類革命文學的書寫，不難發現，《靜靜的頓河》還呈現一個顯著的藝術追求，這就是作家傾力于民族歷史的尋根。小說本來先從1914年的戰爭寫起，后來，作者深刻意識到，為了在創作中對哥薩克族群命運的充分展現，就必須將筆觸伸向部落生活的歷史深處。于是，關于哥薩克的古老家族的故事，讀者就從1887年靜靜的頓河岸老麥列霍夫從俄土交戰后帶回一個神秘的土耳其女人的往事讀起了。

與此相適應，大量原生態的哥薩克民間歌謠裝點起《靜靜的頓河》中的古老記憶與現實書寫，豐滿而活潑地詩化著哥薩克生活場景的各種描繪，新史詩文學因此又強化了民族文化記憶的優美傳承。

隨著《靜靜的頓河》在世界文學中的大獲成功，肖洛霍夫的這種民族尋根書寫模式引領的就不止是蘇聯文學了。

“十多年后，在奇戈納克的舊址上，又重新炊煙繚繞，許多新移來的和劫后幸存的哥薩克又在那里定居下來。市鎮又重新發展起來。從那時起，從沃羅涅什派來一個皇家坐探和眼線——農民莫霍夫· 尼基什卡。……這個莫霍夫 ·尼基什卡后來繁衍成商人莫霍夫家族。”（金人 譯）

當我們在當代世界文學中讀到“多年后……”這樣家族往事倒敘的書寫模式，是不是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呢？

今天，肖洛霍夫的經典小說早已成為世界文學寫作的高級范本，受到文學家們的普遍推崇。難怪著名小說家莫言先生在《再談長篇小說》這篇文章中曾經深懷敬意地感慨：“真正的長篇小說還是要像列夫·托爾斯泰和米哈伊爾·肖洛霍夫那樣去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