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中期選舉剛落下帷幕，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卻從海牙的囚室里“遙控”贏得了達沃市長選舉，得票是對手的八倍。

與此同時，國際刑事法院內部的關鍵人員變動釋放出一個意味深長的信號——主導杜特爾特案的檢察官被暫停職務，兩名法官的資格也因“潛在偏見”被提出異議。

不到一周，政治和司法兩條線同時松動，曾被認為“牢底坐穿”的前總統，如今看上去，可能正走在另一條回歸路徑上。

馬科斯政府的如意算盤失算了。原本以為借ICC之手能徹底把杜特爾特壓下去，順帶給副總統莎拉一個“政治警告”。

可惜，菲律賓選民并不買賬。中期選舉結果一出，執政聯盟只拿下五席參議員，連基本盤都沒守住，反對派趁勢反撲，杜特爾特家族在地方選舉中橫掃，至少7人當選，直接把達沃重新變回“杜特爾特領地”。而達沃，正是他幾十年政治根基的起點和堡壘。

在菲律賓，地方政治并不是雞毛蒜皮的小打小鬧。尤其是達沃市長這個位置，誰坐上去，誰就握住了南部的票倉、軍警資源和政治網絡。

這次杜特爾特人在海牙，心在達沃，還能輕松勝選，說明了什么？說明“ICC的逮捕”在菲律賓民眾眼中，更像是一場遙遠的政治斗爭，而不是正義的審判。選票表現出的民意比法院文件真實得多。

莎拉·杜特爾特的態度也很清晰。她在選舉前后多次公開表態，父親即使被關押，也要就任市長。

副總統親自為“被逮捕父親”的合法性背書，等于告訴馬科斯：我不是來陪跑的，更不是來當傀儡的。

彈劾她的聲音曾一度甚囂塵上，而選舉結果出來之后，主張彈劾的幾位議員紛紛低調了不少。中期選舉沒帶來“清算”，反倒成了“回潮”。

對馬科斯來說，這不是一次“中間檢驗”，而是一場“提前警告”。他2022年才剛上臺，原本想借ICC打壓對手、整合權力。

但現實很快給他上了一課——菲律賓政治，靠不住哈牙的法官，靠得住的是基層選票和地方勢力。ICC的態度變動更像是風向標：這場“國際正義”可能要提前收場了。

杜特爾特的律師團在海牙也不是吃素的。他們提出的法官回避申請，理由相當具體：兩名法官在此前相關案件中曾公開表達“有罪傾向”，這類“預設立場”嚴重違反國際司法中立原則。

ICC的首席檢察官突然“被暫停職務”，時間點極其微妙，正好卡在菲律賓選舉之后、杜特爾特律師團提出回避申請之后。這不是巧合，這是博弈的結果。

菲律賓在2019年已經退出ICC，理論上講，ICC對菲律賓不再擁有司法管轄。但檢方堅持認為“退約前的行為仍可追溯”，于是便有了這樁“危害人類罪”的起訴。

問題是，這類案件必須建立在“系統性屠殺或大規模暴力”的證據基礎上，杜特爾特的“毒品戰爭”雖然血腥，但是否構成“系統性”，是法律和政治的灰區。ICC想打這場仗，注定要被拖進菲律賓復雜的選舉政治里。

這不是ICC第一次被質疑為“大國工具”。過去非洲多國領導人也曾因ICC起訴而轉入“政治對抗模式”，最終不了了之。

菲律賓的情況類似——一旦國內政治力量站穩腳跟，ICC就很難再推進實質審判。

尤其是當杜特爾特家族重新控制地方權力、選票基礎穩固的時候，ICC更像是一張逐漸失效的舊牌。

卡米爾·比利亞爾的崛起也值得注意。她是唯一一個獲得馬科斯和杜特爾特兩派共同支持的參議員候選人，象征意義遠遠大于她本人的政治資本。

這表明，在兩大陣營暗戰升級的同時，也有人在嘗試“搭橋”——不是為和解，而是為下一輪權力重組提前布局。馬科斯和杜特爾特都很清楚，2028年的總統大選才是真正的終局。

中國方面其實一直對杜特爾特保持某種程度的“敬意”。他任總統期間，中菲關系有過明顯升溫，不再被美日牽著走，而是試圖在東盟位置上“自找平衡”。

雖然馬科斯上臺后轉向美國，但菲律賓國內并沒有形成“全社會倒向美方”的氛圍。

杜特爾特家族的政治復蘇，意味著中方在菲律賓南部甚至全國的民間支持度仍有基礎。這一點，對中國的南海戰略與區域安全布局，是有實質意義的。

馬科斯政府如果想保住政權，遲早要面對現實：不能靠西方給的“正義外衣”來打壓本國政治對手。尤其是在ICC這場戲眼看演不下去、選票又不站在自己這邊的情況下，政治和解幾乎是唯一的出路。

中期選舉之后，馬科斯陣營已經放出信號：愿意與杜特爾特家族“重啟對話”。但這不是出于誠意，而是出于形勢所迫。

菲律賓政治的現實是：沒有地方勢力支持，你連總統府的門都進不了。杜特爾特雖然年事已高、身陷囹圄，但他的家族、網絡、票倉和影響力都還在。

中期選舉讓所有人都看清楚了這一點。ICC的風聲，不過是這場權力游戲的一個插曲。真正的走向，還是得看菲律賓人自己的選票和政治算計。

這場風暴遠未結束，但節奏已經變了。不是馬科斯掌控大局，而是杜特爾特在“被控制”的狀態下反手奪回主動權。

他的勝選，不止是地方上的一次回潮，更是對整個菲律賓政治權力版圖的一次重繪。

至于ICC那邊，下一步是撤案、改判、還是繼續拖延，在這場權力博弈中，已經不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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