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1日晚,美國華盛頓“莉蓮與艾伯特?斯莫爾”猶太博物館外,兩名以色列駐美使館人員遭槍擊身亡。一時之間輿論嘩然。尤其是嫌疑人埃利亞斯·羅德里格斯,在被捕時高呼“自由巴勒斯坦”,事件迅速被美國與以色列官方定性為“反猶主義恐怖襲擊”。然而,這場悲劇的時機與細節,卻讓人不得不多想。
為什么會說細節問題,因為時間點上太過巧合。就在槍擊案發生的24小時前,全球多國媒體曝光了以色列軍隊巨大丑聞,幾天前,以色列國防軍在約旦河西岸杰寧難民營,直接對包括中、俄、法、英在內的近20國外交使團開火掃射,引發全球性譴責和抵制。以色列政府迫于壓力,勉強作出道歉。
結果華盛頓這幾聲槍響,西方媒體如同獲得了關鍵信號,第一時間從多國譴責以色列的新聞報道,轉向聲討“反猶暴力”。都不知道有沒有走完通報流程,特朗普就已經在社交媒體訪華,力挺以色列,聲稱“仇恨在美國無容身之地”,巧妙避開了對以軍行動的追問。
更令人懷疑的是,嫌疑人如何精準識別兩名使館人員?根據現場描述,受害者是在參加猶太博物館的“青年外交官招待會”后遇襲,但活動參與者多為普通職員與青年外交官,并無明顯標識。若槍手為“獨狼”,如何從人群中鎖定目標?這未免也太“神通廣大”了吧。
另一個很大的一點,是關于西方媒體在事件報道中,似乎有意模糊受害人。以色列官方一直試圖曝光“重要細節”來引發讀者“共情”,比如什么“即將訂婚的情侶”,“本周剛買戒指”。但美媒始終未披露其具體職務。若兩人僅為翻譯、文員等普通雇員,其象征意義遠大于實際價值,卻足以被包裝成“外交官遇害”的悲情敘事。而且,自導自演的“成本”,會非常的低。
更蹊蹺的是,案發后槍手竟能輕松進入猶太博物館,與保安交談,并得到遞水安撫。目擊者稱其“毫無惡意”,甚至主動要求報警。若博物館安保措施嚴密,為何未第一時間識別嫌疑人?有陰謀論者推測,若事件存在內部配合,安保人員的“遲鈍反應”或為刻意安排,以塑造“無辜受害者遭突襲”的戲劇性效果。
最為關鍵的是,這場看似“報復”和“支持巴勒斯坦”的行為,究竟誰才是最大贏家,其實說到這里,似乎已經浮出水面。以色列近期因加沙軍事行動陷入外交孤立,而槍擊案恰好為其提供“受害者”身份,將國際視線從“侵略者”轉向“被迫害者”。通過渲染“反猶威脅”,以色列可強化對美游說,爭取更多軍事援助,并合理化其在巴勒斯坦的強硬政策。
直白地說,若此案成為政治工具,或將加劇美國社會分裂,并助長全球極端主義浪潮。而真相,或許永遠埋藏在“反恐”與“人權”的話語博弈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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