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選自徐復觀全集《學術與政治之間》，九州出版社，2014年3月。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任何思想的形成，總要受某一思想形成時所憑借的歷史條件之影響。歷史的特殊性，即成為某一思想的特殊性。沒有這種特殊性，也或許便沒有誘發某一思想的動因，而某一思想也將失掉其擔當某一時代任務的意義。歷史上所形成的思想，到現在還有沒有生命，全看某一思想通過其特殊性所顯現的普遍性之程度如何以為斷。換言之，即是看其背后所倚靠以成其為特殊性的普遍性的真理，使后世的人能感受到怎樣的程度。特殊性是變的，特殊性后面所倚靠的普遍性的真理，則是常而不變。歷史學之所以能成立，以及歷史之所以可貴，正因它是顯現變與常的不二關系。變以體常，常以御變，使人類能各在其歷史之具體的特殊條件下，不斷地向人類之所以成其為人類的常道實踐前進。有的人不承認在歷史轉變之流的后面有不變的常道，便蔑視歷史，厭惡傳統，覺得他自己是完全站在歷史范疇之外，純靠自力以創造其人生；而不知這種橫斷面的想法，正自儕于無歷史意識的一般動物，以為今日的唯物主義開路。在另外一方面，則有的人死守時過境遷的歷史陳跡，死守著非變不可的具體的特殊的東西，而想強納于新的具體的特殊條件之下，這是把歷史現象混同為自然現象，不僅泥古不可以通今，而且因其常被歷史某一特殊現象所拘囚，反把構成特殊現象后面的普遍性的常道也抹煞了。這名為尊重歷史，結果還是糟蹋歷史。最壞的是這種錯誤的努力，很易被野心家所利用。有的野心家喜歡利用革命的名詞，也有的野心家喜歡利用復古守舊的心理。有的野心家更喜歡把兩者結合起來，作左右逢源的利用。所以我們對中國文化的態度，不應該再是五四時代的武斷的打倒，或是顢頇的擁護，而是要從具體的歷史條件后面，以發現貫穿于歷史之流的普遍而永恒的常道，并看出這種常道在過去歷史的具體條件中所受到的限制。因其受有限制，于是或者顯現的程度不夠，或者顯現的形式有偏差。今后在新的具體的條件之下應該作何種新的實踐，使其能有更完全、更正確的顯現，以匯合于人類文化之大流，且使野心家不能假借中國文化以濟其大惡，這才是我們當前的任務。

儒家思想，是凝成中國民族精神的主流。儒家思想，是以人類自身之力來解決人類自身問題為其起點的。所以儒家所提出的問題，總是“修己”、“治人”的問題。而修己治人，在儒家是看作一件事情的兩面，即是所謂一件事情的“終始”、“本末”。因之儒家治人必本之修己，而修己亦必歸結于治人。內圣與外王，是一事的表里。所以儒家思想，從某一角度看，主要的是倫理思想；而從另一角度看，則亦是政治思想。倫理與政治不分，正是儒家思想的特色。當然，在這一點上，也表現出這是一種思想在草創時的規模，在以后沒有得到充分的分科發展。現在僅從政治思想這一面來看儒家思想到底有些什么成就，有些什么限制，需要作如何的轉進，而后始能把它所體現的常道，重新由我們的實踐顯現出來，以繼續造福于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