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設想，一冊來自19世紀的“手賬”在塵封數百年后重見天日，上面填滿了因為時代差異而變得陌生化、難以解讀的“符號”。看到手賬的歷史學家或許會思考，它曾經的主人是誰？它是以何種方式流傳下來？上面的文字和圖畫該如何解讀？它是否帶來了不為人知的關于過去的資訊？它的內容和形式為何會被舍棄和遺忘？它如何悄無聲息地參與到我們熟悉的歷史圖像當中？又或者反對它?歸根結底,學者要從有如“異域”一般的過去中，找回被累積的時代性所隔斷的熟悉感，也就是重建使得“常見”的事物變得“常見”的歷史環境，以及使得常見事物變得不常見的歷史過程，并借此重繪19世紀人類的心態、思想、實踐和生活方式。

留存至今的十三冊程家“排日賬”，就是現代的歷史學家窺探19世紀中國農村家庭的經濟結構、親屬關系、信仰習俗和政治立場的獨特窗口。相較之下，標準文本所刻畫出的鄉民的麻木沉默或狡詐奸猾，一方面源自自詡的牧民者們對官-民關系的傲慢想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鄉民們無從駕馭那些支撐起標準文本或者進行強烈的個性表達的知識體系和修辭手段，而只能依賴于控制筆墨的人的記錄和轉譯——這顯然是后者對前者的話語權力的持續抑制。格式中規中矩、看似千篇一律的排日賬可能非但未窒息記錄者的表達欲求，反而能夠展露記錄者對構成自己所在的生活世界和意義宇宙的要素、物象，進行認知表述、順序排列和權衡輕重的方式，也就是有自知之明的尋常人對自己進行的側寫和素描。凡此種種所匯聚成的一個19世紀活生生的人的主體性，得以從編織宏大事件和歷史規律的規訓性網羅中逃逸，在當今歷史學家的筆下煥發光彩。

撰文

｜邱雨

《程允亨的十九世紀》

作者:　劉永華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4年12月

何為“微觀”

《程允亨的十九世紀》的作者坦言自己從事“微觀分析”。雖然何為“微觀研究”（m icrostudies）眾說紛紜，但基本的共識是，某些現象最好在微觀層面上被研究。在金茨堡（Carlo Ginzburg）看來，“微觀”是一種縮小的尺度，其內涵僅與對“宏觀”的定義有關。換言之，“微觀史學”是追尋重大結構的年鑒學派和定量史學的霸權時代中的一道魅影。年鑒學派（以及一切強結構論）往往預設，只有構成一個普遍且重復的結構的一部分時，個別事件才值得研究。微觀史學家拒絕將事件包含在宏觀結構中，也拒絕將個體納入目的論的進步主義敘事（通常表現為啟蒙運動和現代化理論、民族主義及其變體），從而重新發現歷史上無法被現有概念或量化工具所捕獲的事物——金茨堡明確宣稱，異常、偏離和奇異的事物有一種認知上的“剩余價值”。

為此金茨堡區分了兩種典范：“伽利略典范”(Galilean Paradigm)生成的知識，諸如定量和歸納性的物理科學；“線索典范”（Clue Paradigm）知識，即獵人、偵探、精神分析學與藝術鑒賞家的“直覺性”知識。于是，微觀史的“文化英雄們”是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阿比·瓦爾堡(Aby Warburg)，筆下的主角也非豐功偉業的帝王將相，而是將主體浸潤在大眾文化中的“小人物”，比如異端的磨坊主梅諾基奧（Menocchio），返鄉農民馬丁·蓋爾（Martin Guerre），或逃離家庭的婦女王氏。

于是，在微觀史家看來，所有的研究階段都是構建的而非給定的，這些建構過程包括——對象的選擇、識別及其重要性的論證，分類的闡述和資料證據的標準，以及用于表述研究結果的文體與敘述形式。如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言，“歷史學家具有選擇性、同時性和變化尺度的能力，可以從紛亂的事件中選擇他們認為真正重要的事物；他們可以同時出現在好幾個時空中；他們可以在宏觀和微觀的分析層次之間拉近或拉遠距離。”這意味著，沒有任何時間尺度或空間尺度有某種先驗的特權，所有對過去的“剪裁”和“繪制”都取決于研究者提出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路徑。歷史學家的表達模式決定了他們所表達的一切，歷史學家可以也應當自由地選擇他們的主題及其時空尺度，無論是16世紀的意大利或者19世紀末的中國。

《奶酪與蛆蟲》

[意]卡洛·金茨堡 著

魯伊 譯

理想國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1年7月

在對排日賬這一史料的處理上，與微觀史前輩相同，本書作者表達了對于傳統中國晚期的主要研究敘述的“自上而下”方法及其路徑依賴的擔憂，這種路徑一方面只青睞于推動或表征了宏觀結構形態特征的重大事件，漠視選擇主題的背后必然存在的意識形態驅動，另一方面，以刻意回避普通個體的生活經驗為代價，建立起了對國家、市場或廣泛存在的社會范疇（如紳士、農民）等宏觀結構研究的優先級。他認為，對結構的過度強調難免會掩蓋生活在鄉村社區中的人群在歷史變動中的能動性和適應性。因此，研究首先應該擺脫抽象化和標準化的“國家視角”。

在面對排日賬時，作者展現出了對學術史的精準把握，以及豐富的理論工具、研究技巧：一方面，作者用排日賬這份難得的史料與明清至近代史研究上的種種影響深遠的議題（諸如農村階級、地方信仰、宗族形態、非精英的讀寫能力、大眾文化史）和研究典范（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或者人類學的關系網絡）進行了充分有效的對話。另一方面，作者標舉“個體層次的整體史”的寫作思路，用定量和描述平衡了結構和事件、微觀和中觀/宏觀的權重，既能采用定量方法來剝離、分析排日賬中出現的“數據”，跟蹤支出、收入、農業生產和人情往來的歷時性變化，以統計方法為長期趨勢的洞察、在不同時期之間進行比較研究以及個體的歷史行動者的活動網絡，提供了一個宏觀層面的清晰時代背景；也著力從微觀角度，對程家排日賬中有關經濟生業、思想信仰、人際關系、時空觀念、衣食住行的資料，進行了民族志式的細致勾勒和整合，從而讀者對19世紀的沱川有了身臨其境的感受。

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1939— ），意大利歷史學家，微觀史學派的代表學者，曾榮獲有“歐洲諾貝爾獎”之譽的巴贊獎（Balzan Prize）。先后任教于博洛尼亞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比薩高等師范學校等。代表作有《夜間的戰斗》《奶酪與蛆蟲》等。

允亨的一生

接下來按照作者“以程允亨的生命歷程為經，以其生活世界為緯”的標準，對本書內容進行概括。1849年，程允亨生于江西省婺源縣山區盆地沱川上灣村的一個鄉民家庭。該地區以山地丘陵縱橫、耕地稀缺，為謀生計，鄉民形成了依賴市場貿易的生產多樣化與節儉生活的傳統。1858年，9歲的程允亨在當地學館接受開蒙。這使他具備了駕馭19世紀中國農村生活復雜所必需的基本讀寫和算術能力。根據對“排日賬”的單字使用數量和句法的分析，允亨的讀寫能力顯然超過他的父親與兒子，但識字教育還是停留在滿足實用的階段。1862年，13歲的允亨開始參與到家庭的生計活動中，與家人一同耕種、收集山貨，還可能陪伴父親外出貿易。他開始逐步成長為兼具經驗閱歷和行動力的合格的一家之主。

1872年，23歲的允亨正式接替父親程發開，成為程家“排日賬”的下一個記錄者。國史家事在這個時間節點發生了微妙的交匯，毀滅性的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后的百廢待興，以及允亨的成家和生子，一同成為程家生計戰略的轉折點。戰火雖未燒到沱川，但基本破壞了運輸路線和貿易網絡，致使茶葉價格和食鹽需求大幅下跌。為紓困局，程家將精力貫注到了最重要的收入來源茶葉上，并且持續向糧食生產投入工時。生計的轉變也影響了程家的社會關系，越來越多的受雇傭的采茶工人出現在排日賬中。程家的辛勤勞動有了回報，他們在1878、1879年搭建了一座新房。

程家在1883年開始分家析產，允亨適值而立之年，依照宗族倫理承擔起贍養耄耋之父發開的責任。在經歷19世紀80年代相對平穩的生計狀況后，程氏家族步入19世紀90年代即遭遇嚴峻的財政危機。困境首先源于“生老病死”：發開夫妻于1891、1892年相繼離世，兩次喪葬儀式的巨額支出帶來了第一輪家庭財政的沖擊。1893年允亨為長子同倉操辦訂婚儀式、支付聘禮，迎娶新婦的入門宴席再度產生開支。1895年孫輩降生后的“三朝禮”更添新債。集中爆發的禮儀性消費是維系社會網絡與道德秩序的必要投入，卻迫使允亨舉債維持體面。1900年爆發的區域性商業危機成了最后的稻草——休寧縣大連茶商的大額貨款違約給出了致命一擊。至10月累計債務到頂，程家只得抵押房產牲畜、變賣魚塘來清償債務，自此家族經濟積重難返，漸入老境的允亨已然有心無力。在近代社會經濟劇烈變動的大背景下，個體努力似乎終究難抵結構性危機的沖擊。

程允亨生平大事年表：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生于婺源縣沱川上灣村。

咸豐八年正月二十四（1858年），在學館開蒙。

同治元年（1862年），開始協助家人耕種、采集山貨，并隨父參與貿易活動。

同治十一年（1872年），接手“排日賬”。抄珠山茶坦被占，祖墳遷葬糾紛。

光緒四到五年（1878-1879年），建成新房。

光緒九年（1883年），開始分家，父親發開由允亨贍養。

光緒十七年（1891年），發開去世。

光緒十八年（1892年），母親離世。

光緒十九年（1893年），子同倉訂婚完婚。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孫輩出生，舉行“三朝禮”儀式。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休寧縣大連茶商貨款違約，程家資金鏈斷裂。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排日賬停寫。

程氏宗祠善慶堂。

19世紀斷面之一

——經濟基礎與階級

要理解程家生命史何以展現上述形態，首先要明了其物質基礎和歷史環境，最重要的是生業模式，宗教信仰，宗族關系，和國家的存在形態。接下來會依次述及。

程家的生產活動集中在耕種、茶園和山貨三個方面。在沱川水田與旱地并存，水田以稻米種植為核心，采用“牛欄水田”管理模式；旱地主要種植玉米。為維持地力當地普遍實行稻麥輪作。盡管農戶通過水圳維護、引水灌溉、耕牛租賃、石灰改土及桐油滅蟲等技術進行土地管理，但耕作方式仍屬粗放，技術集約化程度有待提升。在茶園經營上，“茶坦”（如苦竹山茶坦、石篷基茶坦）是主要生產單元，有“開園”與“收園”兩個節點，涉及“茶草”處理、“焊茶”等制茶工序，每年春茶、夏茶、秋茶共三次上市，土壤維護需要借重施肥與做塝。作為現金收入來源的山貨采集則以葛粉與黃精為大宗商品，葛粉生產依托“沽坊”加工體系。由于山林資源豐歉不定乃至枯竭，自然資源依賴型經濟十分脆弱，正因此，程家在1888年不再制作葛粉，1893年停止了黃精貿易，后者導致程家現金收入銳減。

明清鄉村社會的階級形態表現為租佃關系、雇傭關系、主仆關系三個維度。徽州地權分配并非高度集中，但租佃率居高不下，“一田多主”模式下田骨與田面權分離的情況屢見不鮮，程家僅有牛欄田產是皮骨雙全的“全業”地產。太平天國戰爭后，季節性茶工雇傭成了新型的生產關系，計件與包日并存的付酬方式，以及雇主供膳制度，均折射出農業雇傭關系的復雜形態。主仆關系集中表現為小姓家族給大姓家族世代為仆的慣例。身處其間的程家，從經濟地位看，介于中農與貧農之間：若計入茶葉、山貨等非農收入，其實際經濟水平趨近中農標準。

作者發現，相較于戰前以商業販賣為主導的復合型經濟形態，戰后經濟重心明顯向農業生產回擺。食鹽貿易的勞動占比減少，糧食種植則增加，同期茶葉生產與山林采集維持相對較小的波動平衡。適應性策略的演變軌跡是非線性的，與經濟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前鴉片戰爭時期程氏家庭經濟保持相對穩定；太平天國戰事沖擊導致家庭收支失衡與生活水平陡降；戰后鄉村經濟秩序重建過程中，其生活指標逐步恢復至戰前基準；直至世紀之交百哀齊至，方出現持續性惡化態勢。作者認為，其變化的動因可歸結為兩種結構性約束：其一，家庭生命周期的作用——太平天國戰后程家家庭勞動力的增多，但生命周期的儀式性也構成重大負累；其二，生產要素的規模遭遇瓶頸——程氏茶園規模有限，積累的資金也不足以擴大生產。

程氏經濟活動及其商業化，既深度依賴于基層市場供給系統（涵蓋生產資料與生活物資的廣泛性采購），也受制于社會關系的重構效應（如人情往來的債務化轉型）——商業化和禮物交換模式達成了共生平衡。在此過程中，程家的市場輻射范圍突破清華鎮核心經濟圈的邊界，形成東北至西南的帶狀交易區域；交易場所涵蓋府城、市鎮、村落三級；交易對象包括固定商鋪、流動商販及個體中介等多重市場主體。從糴米記錄中提取的信用空間模型顯示，農家與市場主體的信用關聯植根于地緣特征——與清華本地米行建立強信用紐帶，與溪口部分商戶保持弱信用聯系，而外圍市鎮則基本處于信用網絡之外。在頻繁的對外貿易中，程家的活動范圍形成了以上灣村為原點，直徑逾200華里的行動空間圈。該空間有典型的核心-邊緣特征：內圈涵蓋沱川及周邊7個自然村，是農業生產與婚姻交換的基礎區域；外圈沿新安江水系延展，東北至休寧溪口，西南抵婺源甲路，是跨縣域的擴展區域。

婺源鄉民活動空間的特殊性基于三個特點：首先，徽州地處皖浙贛交界，明清時期形成的跨區域貿易網絡賦予了居民更強的空間穿透力；其次，明清戶籍、賦役制度催生了鄉民在外奔波的生存模式；最后，道教圣地齊云山構成的巨大牽引力（排日賬就記載了程家有五次朝圣），也拉扯形塑了程家的空間軌跡。這種復合型流動性，與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與黃宗智筆下的四川、華北的小農形成鮮明對照，在經驗層面顛覆了農村社區作為靜態封閉實體的刻板印象，揭示出地緣共同體通過物資流通、人口遷徙與文化傳播等方式與外部世界建立的動態關聯；在理論層面促使學者重審費孝通“鄉土中國”概念的解釋力邊界。顯然，程氏并非傳統認知中安土重遷、故步自封的封閉農民，而是深度參與構建了開放的區域市場體系與社會網絡、不斷進行空間實踐的能動主體。所謂“鄉土性”是動態建構的地方網絡節點，是經濟社會實踐所多重決定的結果，而非凝固的地理單元，或傳統時代鄉民的本源特征。

程允亨所記排日賬。

19世紀斷面之二

——宗族與關系網絡

再來看程家的社會組織。總體來說，沱川地區的組織形態呈現出制度穩定性——以父系血緣為紐帶的共同體“宗族”，與依托神明祭祀等公共事務構建的地緣群體“村落”，作為兩根功能互補的支柱，承載著鄉土社會的運作秩序，構成了徽州社會的基層治理框架。

其中，宗族組織體現為“族-房-房支”三層，是具有一定行政屬性的準自治組織。排日賬系統記載了房支的經濟功能：購置田產、山場等不動產（祠產）形成祭祀基金，各房支既是固定資產管理者，又扮演著鄉村信貸體系中流動性供給者的角色。程氏宗族的社會功能涵蓋了祠堂修繕（1880年重修工程）、儀式操演（清明祭祖、生命禮儀）、公共建設（道路修筑、木材采伐）及節慶組織。程氏善慶堂歷經多次重修仍保持活力，印證了小規模宗族在資源整合和調配方面的制度彈性。由于彈性的存在，后太平天國時期的貿易復蘇與經濟區域的重構，反過來推動了宗族的再生產功能的維持——程氏宗祠在1880年的修繕工程，恰與茶葉貿易帶來的資本積累形成了時空的同步性。從中不難發現經濟行為對社會網絡的“格蘭尼式”嵌入。

從觀念史角度看，允亨在排日賬中高頻使用“族家人/族內人”等身份標識術語的情況說明：其一，宗族成員已形成明確的身份認同和共同體邊界感；其二，親屬關系網絡滲透至經濟活動的各個層面。宗族親屬制度通過歲時祭祀的象征儀式和財產管理、糾紛調解等日常實踐，完成了從制度建構、觀念輸入到根深蒂固的文化慣習的轉化。

然而，宗族組織同樣也助力了地域社會內部的等級性和壓迫性的再生產。在沱川，余姓宗族憑借規模優勢占據核心支配地位，進而導致了“大姓-小姓”的差序化身份格局：空間上小姓群體被結構性排擠至聚落邊緣；身份上世仆/佃仆制度維護了大小姓之間穩固的人身依附關系。盡管雍正年間朝廷頒行了豁賤為良政策，但徽州世仆的解放進程受到來自大宗族的地方精英的強力阻滯，最終良賤的區隔還是“名亡實存”。這種結構性壓迫在嘉慶年間達到頂點，葛、胡等小姓借茶葉貿易勃興之機積累經濟資本，試圖通過司法訴訟突破身份桎梏，此事最終以葛、胡二姓被判斬立決、絞監候結束。追求平等的挫敗表明，經濟資本轉化為象征資本困難重重，國家制度也不得不向地方傳統妥協，身份等級制的強韌遠超預期。

程氏的是典型的中間群體特征，雖未淪為小姓（與余姓、吳姓的通婚網絡可證），但也始終處于大宗族的威逼之下。排日賬中出現的程氏前往燕山敦敘堂拜年，與請余氏四大房解決糾紛等行為，暴露出程氏與余姓宗族間的非對稱互惠關系。程家的生活軌跡由此被鎖定在“非賤非貴”的中間地帶，不必承擔世仆的卑賤勞役，也沒有完全自主的社會行動空間。

接下來是本書最有鋒芒的部分之一。作者針對功能主義學派過度聚焦組織/群體的理論傾向展開了批判性反思，從而部分解構了宗族制度的實體性。作者認為，宗親關系雖構成社會網絡的基本維度，卻遠非程家社會生活的全貌。其社會關系網絡是五種關系——以血緣為基礎的宗親、以姻緣締結的姻親、以地緣為紐帶的鄰里、以情感為依托的朋友，以及偶發交往形成的熟人關系——互動而共同編織出的復雜圖譜形態。作者用互動頻率、網絡密度、危機應對與交往內容四種概念分析不同的關系，結果表明，鄰里關系在絕對的互動頻率上占首位，但互動形態主要是單線特征的短期經濟協作。隨著茶業經濟的復蘇，程家通過調整家庭周期策略與營建新宅，實現了核心關系的代際傳承與橫向拓展。相較而言，程家雖然與宗親、姻親、朋友三類核心關系互動頻率較低，但互動都有復線特征——不僅涵蓋禮儀性饋贈、情感性支持多個維度，更形成更長時段的持續性互動周期。三類核心關系承載不同功能：宗親網絡主要作用于農耕幫工、族務協調等制度性事務，其作用半徑多局限于宗族內部；姻親與朋友網絡則更多介入跨家庭的經濟周轉與情感支持，且通過禮物流動構建起一對一的彈性網絡。這種差異折射出傳統社會“差序格局”（費孝通語）中不同類型的人際關系的動態平衡機制。

活動軌跡、國家形態和宗教意識形態又影響到了鄉民的時空觀念，也即程允亨在排日賬中表現出來的前現代鄉土社會認知圖式。時間感知圍繞著兩個軸線形成：生命周期儀式與歲時節慶（元旦、元宵、春社、清明、端午、中元、秋社、除夕）構成循環往復的儀式時間，組成了農業周期與代際更替的認知模式；王朝年號更迭、干支紀年周期及重大歷史事件的歷時性演變，為線性歷史時間存留了余地。空間觀念上，程家的活動范圍展現出“地方性-流動性”的辯證特征，其核心生活空間錨定于上灣村的祖宅，該空間通過風水堪輿的銘刻，被賦予了神圣性的文化意義。

程允亨的筆記。

19世紀斷面之三

——宗教信仰與大眾文化

沱川當地的宗教活動可被分為跨村落型與村落內生型兩種相輔相成的形態。前者以南坑越國祠與東山寺為中心。作者用排日賬復原了東山寺祈雨儀式，其中出現了三重的制度聯結：其一，依托都圖組織的行政動員機制；其二，申明亭士紳主導的文化權威體系；其三，按股攤派與收成比例構成的資源調配系統。具體而言，該儀式包含了標準化的空間巡禮（各處拈香）、文書生產（延請法師撰疏）、象征交換（擇吉請水）及社群整合（散伙宴席）等流程。這種將國家賦役制度（圖甲制）與民間信仰實踐相結合的運作模式，展現了王朝國家的治理術滲透進宗教等領域以自我推廣的延展性。

在村落層面的儀式中，理坑越國祠、篁村萬羅庵與金崗嶺玄天上帝廟等村廟的周期性醮儀，反復劃定了社區的信仰邊界。排日賬記載的1892年善慶堂禳瘟儀式，揭示出兩個重要現象：首先，并非神職人員的程允亨能熟練掌握道教科儀程式，這暗示著民間儀式知識的普及和傳播；其次，三日儀式說明，道教儀軌與地方疾病認知體系是深度互嵌、相互塑造的。受其作用，程家的疾病認知遵循了“成人-小兒”的差異原則：成人患病靠自愈，小兒得疾則尋求職業醫師的治療，輔以叫魂、寄養等儀式療法。兩種形態共同組成了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的循環整合：跨村落儀式依托國家提供的行政架構來實現資源動員，本質上是“權力的文化網絡”（杜贊奇語）的具象化；而村落內生儀式則依賴祠堂-家戶經濟體系，體現出血緣共同體應對環境風險的自治邏輯。

王朝國家對地方信仰的“移風易俗”當然不止一端，不容忽視的典型還有徽州鄉村中的社壇和厲社，以及周期性的春秋二社祭祀。排日賬中雖鮮見對社祭活動的直接記載，究其原因，或許是這類祭祀活動經歷史的沉淀，已由明初官方完成基層統治的意識形態工具，到清朝時完全內化為社區成員共同遵循、常態化運營的文化慣習，故而無需特別標注。而鄉民群體與朝廷下發的神明系統的互動，實質上構成了國家權力進入基層社會的重要機制：在象征層面，神明尊號多援引當朝敕封稱號，其神職架構亦刻意模仿現實官僚體制的品秩等次，形成具有擬態特征的政治文化圖式；在實踐層面，祭祀場域則演化為特殊的政治-社會化空間——鄉民在獻祭儀軌中不僅完成信仰實踐，更通過角色扮演與程序操演，系統性地習得官僚體系的運作邏輯及公共事務處置程式。這種將抽象統治權威具象化為神靈系統的象征性治理技術，再生產了統治秩序在超驗層面的合法性，進而持續塑造著基層民眾對政治體制-王朝國家的認知與想象。

即便在非精英占多數的鄉村中，文化傳遞還是要依靠文字。排日賬為考察鄉民識字能力提供了難得的證據鏈（物質遺存與文本見證）。對此作者給出了精彩的閱讀史研究：檢出單字使用頻度、語法結構特征（特別是虛詞系統的文白分布規律）以及計量書寫中的數字表述，對程家的識字能力（literacy）與計算能力（numeracy）進行了系統評估，結論是程氏男性尚未形成系統化的利潤核算意識，但已具備處理債務登記、勞役統計及人情往來的基礎記賬技能。書寫者對人名、地名的音近異寫現象，則暴露出文字書寫與口語傳統間的張力。程家個案表明，經過四年啟蒙教育的鄉民群體可達到“功能性識字”（functional literacy）水平，足以完成契約訂立、公文閱讀、風水命書的解讀等日常操作。作者通過涂鴉筆跡分析與印刷品流通考辨，揭示出19世紀后期大眾印刷文化對鄉土社會的漸進式滲透——滲透不僅體現在實用文書層面，更延伸至對命理典籍乃至新興報刊的接受上。雖然排日賬未直接記錄新媒介的載體，但作者推斷，程允亨應該是讀過報紙。

圖/IC Photo

19世紀斷面之四

——朝廷的虛與實

排日賬具體而微地記錄了借由程家活動體現出的國家-社會關系，也即與衙門打交道的方式。傳統時代的普通民眾與王朝國家的基層建制（圖甲）及其地方代理人（鄉約、宗族）的日常互動，集中在賦稅征解與糾紛調處兩大場域中。程家在1881年前是“自封投柜”，直接赴婺源縣城的官庫繳納錢糧。至1884年，官府將納稅地轉移至沱川本地的圖局，改行“以甲代圖”、十甲糧戶的“包征包解”。從空間上看，到1896年又將程家的交糧地點從燕山敦敘堂轉移到了東坑，目的是降低在分散的山區聚落中征收賦稅的解運成本。程家親歷了晚清稅收制度的結構性調整：太平天國戰爭造成的黃冊損毀、版籍混亂以及接踵而至的欠糧、抗糧現象，導致原有圖甲系統搖搖欲墜，加上戰后朝廷明令禁止縣城直納賦稅，圖局權力遂借機擴張。在此背景下，安徽于1896年推行清賦新政，不僅確立了催征組織的架構、包征包解及繳納的細則，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授權使新圖局規壟斷了錢糧征收的主要渠道。這標志著稅收制度從縣級書差的“包征制”向縣以下的紳董主導的“圖局征解制”的根本轉變，征解的主體也由縣級行政機構徹底下移到圖甲組織（甲催系統），從而開啟了國家權力全面“地方化”的時代。

明代中后期以來，鄉約與保甲制度這種新型的類基層政權，在婺源等徽屬縣的公共事務管理與民間糾紛調處中發揮了更多的職能作用。與此同時，宗族組織通過編纂族譜、制定規約強化了組織程度，逐步確立了自身在徽州鄉村中的主導位置。于是，鄉約、保甲與宗族的制度性融合，共同構建起“官民共治”的復合體系。這種體系在清初進一步制度化成為層級分明的地方性糾紛處理模式，跨村落糾紛通常由鄉約組織主導調解，而涉及族內成員的事務則由宗族裁決。此模式的結構特征有三，第一，以“申明亭”為現實場所，兼具處理“投約”文書和承辦公共娛樂活動的功能；第二，投訴受理程序規范化和標準化，表現為“投狀”文書程式的普及；其三，鄉約首事被尊為“先生”，文化權威的建構有效提升了民眾對決議的認可度。而沱川出現的“五村三姓六約”的治理網絡，證實了鄉約組織與聚落單元、宗族聚居存在著明確的對應關系，該網絡通過跨姓氏聯盟構建起超越傳統地緣、血緣界限的公共事務處理平臺。

程家排日賬展露了糾紛調處的細節。鄉約組織的干預有明確邊界：既不會介入盜竊等刑事案件，亦不處理超出沱川范圍的糾紛。這一特性在1872年抄珠山茶坦權益糾紛及祖墳遷葬案中得到詳盡的體現——當事人程氏首先訴諸鄉約，在調處未果后轉而請求余氏宗族（由族長及四位房長組成）的“四大房”介入。從中可見糾紛解決包含三個遞進的環節：本族內部協商，投約申訴，“四大房”調處，一環不成則進入下一環。然而“四大房”的存在說明，理坑余氏等地方大族才是區域社會權力網絡的核心行動者。這種權力格局折射出鄉約在糾紛處理中的結構性局限，一方面，其功能主要集中于訴求受理與程序安排，而非給出實質的仲裁裁判，更遑論強制性。另一方面，宗族社會中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可能也更容易被復刻到調節過程中。

圖/IC Photo

如何想象一個“小”人物

如布洛赫（Marc Bloch）《歷史學家的技藝》所昌言的，“優秀的歷史學家猶如神話中善于捕捉人肉氣味的巨人”，優秀的研究應當成為“理解現時的鎖鑰”。易言之，本書的優長正是通過持續聚焦于程氏排日賬的文本細讀，成功地將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長時段”結構（它們當然不會不重要）具象化成無數與程家類似的個人，在方法論層面實現了計量史學與日常生活史的范式融合，在內容上展現了國家權力、社會組織、宗教與意識形態等等結構性命題與個體生命實踐之間周而復始的轉換軌跡。允亨為首的程家人，用多樣化生產和及時的產品調整應對自然、經濟波動與突發性大事件；對外貿易時注重擴大經濟關系網絡；在朝圣和歲時節慶中感受著神圣宇宙圖像的周而復始；利用地方性制度較為游刃有余地應對生活糾紛和錢糧征繳——他們一生都置身于各種關系當中，社會關系、與國家的關系以及宗教活動中的人-神（神圣宇宙）關系，正是這些關系使得傳統鄉村和鄉民成為自己。

就此作者與余凱思（Klaus Mühlhahn）的觀點異曲同工：“歷史學家不再從某個主題或某個特定的方面（經濟、政治等等）來隨意取舍史料，而要根據史料重建一個復合的社會、政治和文化關系網絡。”在無數程家人的協同適應和努力之下，傳統鄉村的社會結構有驚無險地渡過了19世紀下半葉的多事之秋。作者對19世紀鄉民社會不厭其煩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為審視如今鄉村生活的各個傳統要素的延續和斷裂提供了歷史縱深，也使得程允亨、沱川成為與馬丁·蓋爾、蒙塔尤齊名的微觀史、文化史要角。

《歷史學家的技藝》作者: [法]馬克·布洛赫

譯者: 張和聲 程郁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9年7月

然而本書的弦外之音或許是，平穩的另一面可能是“平庸”：粗放的生產技術鎖死了物資增長的上限；身份等級制下宗族社會提供的保護網同時會帶來嚴酷的壓迫，更無法在下一輪的機械大生產和全球化的浪潮下庇護普通民眾。周期性儀式和禮物交換（無論是家庭生命周期還是地域祭祀活動）又使得艱難積累的資金被消耗一空，為了穩固各式各樣的關系程家人已然竭澤而漁，下一代人面臨現代化在政治經濟與頭腦中的山呼海嘯，又在何種程度上愿意繼續背負起“再生產的沉重”呢？在別無他法的情況下，關系的斷裂意味著邊緣化和被淘汰，但現代化帶來的機會結構的變動，曾經堅固的都在“相對自由選擇”和變化的機會結構中煙消云散了。這將是困難迭生的年代，如同葛蘭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告誡的那樣，“危機正好出現在這樣一種情況之下：一方面，年暮之人已行將就木，另一方面，新生代卻遲遲不能降生。在這段間隙，各種各樣的病態正大量涌現”。于是，程允亨的人生隱喻式地結束在了一個臨界點上，他的子孫們會自愿或被迫地放棄祖祖輩輩的生活狀態和身份認同，成為國民、市民、公民、人民——這都是20世紀的事情了。

本書細致的研究、穩健的理論框架加上明清時期密集的資料存留，支撐起了整本書的微觀研究野心。用對復調學術史的敏銳，來感受那些貫穿在微觀個體生命中的結構力量痕跡，并用痕跡反過來解構、批判與重省不同學術史脈絡的預設的局限性和遮蔽性——這一方法在本書的運用可謂登峰造極，也比近期中古史上方興未艾的“講故事”著述，更不容易陷入讓邊緣人強行參與正史大事件的偽微觀陷阱，也更具有資料綿密和理論周全的優勢。

但是登峰造極往往意味著后人的無路可走：一方面是理論自身，作者依靠理論方法和概念工具的枚舉式“內卷”是否可以抵制學術制造的流水線化和福特主義，尤其是用經驗比附理論的套路在各種人文或社會科學中泛濫成災，因而，無論是對既存說法的證明還是證偽，似乎都未達到金茲堡所說的“有些事情最好從微觀視角去研究”的必要性，也未能給出一個“只有”排日賬能告訴我們的“故事”。當金茲堡面對梅諾基奧的審判記錄時，他當然可以用來研究宗教裁判所的制度運行、農民經濟結構、社會組織等等，但凡此種種并不一定等待著梅諾基奧的出現，而人們“頭腦里在想什么”卻是舍此而外無從得知的。百科全書式的方法論如何不只是“集大成者”——研究先行者的眾聲喧嘩不免會喧賓奪主——似乎也要再費考量。

另一方面，研究展開不得不受限于史料性質，排日賬的“記述性”特征不易流露情感維度，難以被用于與年鑒學派第三代提出的“心態史”范疇進行對話，以及更要緊的是，排日賬是沒有“故事”和“情節”的，這也使得研究的歷史權力關系更像是在程氏一家之中穿越，而不是匯集、沖撞和（非常重要的）演變。略夸張地說，現代性也不過是這些不能被傳統結構和理解方式所包容和化約的“事件”：讀過書籍的梅諾基奧開始不會變回懵懂無知的農民，而是在反復地、有意無意地展示思想后被判處異端罪名，成為一個黑色幽默式的布魯諾；不是每一個馬丁·蓋爾都會在法庭上順利歸來，錨定身份的繩索變得游移不定的時代可能剛剛拉開帷幕；砍下路易十六腦袋的斷頭臺，仍然隱隱懸掛在此后所有復辟者之上；程允亨或許也在某個時間節點上、某個人生事件中，不自覺地變成了具有世界史共時性的19世紀的人，然而除了跨區域貿易中的所見所聞之外，我們暫時無法從排日賬中知曉更多。

無論如何，作者對小人物“單調”生活的辯護已觸及歷史認識論的核心——在程允亨的世界里，事件同樣是有等級的，但卻不是國家、強者所壟斷和強調的那種等級，而很可能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說的“生存倫理”（subsistence ethic）的等級，在經過生存倫理的過濾之后，國家大事和一家小事、大小人物的標準會被顛覆并重新排布。大多數人沒有成為國史寵兒和偉大人物的機緣和能耐，但也可以留下精彩紛紜的手賬。在歷史書寫中被反復涂抹因而讓后世讀史者念念不忘的重大歷史事件，斷然不會以同樣的方式讓歷史行動者們念茲在茲，程允亨作如是觀，當下人何嘗不是作如是觀。這大概近乎陀翁的教誨，也當是歷史學的根本關懷——“愛具體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邱雨；編輯：李永博；校對：薛京寧 王心。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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